一日组长

我小学的时候，曾经当过一日小组长。

那是三年级的时候，一天将近放学的时间，班主任郑老师突然指着我说，“从明天开始，你来当组长吧！”

天哪天哪！我要当官了！

我激动得心尖上一窒，头皮直发麻，全身轻飘飘的回家了。

郑老师是年级组里有名的“严师”，作业量大得惊人，她自己判不过来，于是小组长的权利就变大了！

小组长每天负责收全组孩子的作业，还要负责判作业，然后报告老师，老师会叫没有完成作业的孩子站起来听课，情节严重的还要被请出教室，站在操场上罚站。

我那时虽然成绩中上，尤其语文成绩比较突出，但是因为淘气、不专心听讲，从来都是郑老师重点帮扶对象，突然被赋予这么大的权利，怎能不激动呢？

第二天早上，我收作业的时候，情绪还是非常高亢的。

那时我们班的文化就是极度地挑战每个人的羞耻心，站着听讲、到操场上罚站、请家长都是如此。

班里羞耻文化贯彻到方方面面，其中一项就是，学习好的同学可以坐在靠近黑板的位置。

所以我收作业的时候，越往后走心情就越低落。那些学习基础差的同学们是真的完不成作业，因为作业量真是太大了！

郑老师留作业的方式是如下：数学，口算100道、应用题100道；语文，2年级的课文每课每词三遍，3年级的课文每课每词2遍，再听写一遍；作文一篇、日记一篇。

以上是一天的作业量。

我作为一个孩子，懵懂无知地顶过了一天又一天，无形中打下了很坚实的语文基础。

以至于我的一生都不曾提笔忘字，而且可以眼睛盯着课本抄写得飞快，字迹却可以落在作业本的格子里，一丝不差。

所以说有些孩子的潜力是无限的。

有些孩子则不幸地不具备这样的能力，只能每天罚站。

那天我收作业的时候，越往坐在后排的同学那里走，他们就越惊魂不定，有几个已经在低低地啜泣了。

当年的我，心肠特别软，心里难受得恨不得替他们受罚。收到坐在最后的一个女同学时，她害怕得眼神儿乱飘，不敢看我。

她是每天都要罚站的。

每天少写的作业，放学后要10倍补上，新债旧债加起来，就变成了不可能完成的任务。

我脑子一热，向老师报告，组里所有人都完成作业了。

郑老师很诧异，指着最后一排的女生说：“顾峥嵘也完成作业了吗？拿出来我检查一下！”

结果是显而易见的。

于是我的小组长生涯结束了。

时光流逝，如今我已经在职场打拼了二十多年了。今天我第一次组织召开了一次月度排产及质量问题分析会。

我事先做了大量的准备工作，收集整理了非常详尽的数据，准确指出了协作单位的质量风险点。

由于这个产品之前管理得松散无序，领导对我的工作的满意简直是溢于言表，在协作单位的同事面前力挺我，为我撑腰。

“你们对出现的质量问题要一一落实整改，”领导说着把脸一拉，“这样吧，下个月先减少百分之五十，这个能做到吧！”

我闻言不禁心尖儿又是一抖：这也是不可能完成的任务。

协作单位的同事们马上唯唯诺诺地说“能做到”，一边用可怜的眼神儿望着我。

哎哟喂，这眼神儿怎么特么的熟悉啊！不就是跟我当年收作业的时候，那些后排同学们的眼神儿一毛一样吗？

带着满满的哀求、讨好的、绝望中有一点点希冀的……

投诉投诉，这纯纯是道德绑架啊！

我绝对不当“一日组长”了！

可爱的小四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