父亲

父亲

王浴海

    父亲去了，永远地去了。我家那个柳墙围起的小院，早晨或黄昏，永远不会再响起父亲的轻咳声、筛瘪谷声和那高亢的唤猪唤鸡声了-------

    父亲去世已经30年了，我的想念，却日见强烈。

    父亲终生务农，收入极为有限，但却矢志供我们哥俩读书。挣分角不惜流大汗，年近六十仍作壮劳力。放下锄镰即执筛筐锹帚，虽雨天雪日也不稍歇。口攒肚挤，东挪西借，几近拚命。遭天灾不改初衷，遇人祸不移夙愿。气透天地，情动鬼神。每每追怀，常常感念万千而泣下。

    那年，弟弟大学毕业了，父亲本应该喘口气歇一歇了，可是，万恶的病魔却把父亲搬倒，他两眼饱含不甘和无奈永远地离开了我们。

    父亲没能过上一天好日子！

    面对餐桌上时常出现的、当年我家年节也难得一见的美酒佳肴，常常暗自神伤。想到，若是父亲健在，该有多好！接回豪华轿车也高兴不起来，想到，如果父亲能够坐在车里，他将怎样快乐呀！乔迁宽敞明亮、装修一新的大房子，便情不自禁地想，若是父亲也跟着住进来，他会乐得里里外外扫个不停、擦个不停的······不可能了，一切都不可能了！父亲去了，永远地去了。

    这是我一生永远无法补救的遗憾，永远无法抚平的伤痛。

    小时候，正赶上“大跃进”，一个农民劳动日连续几年只值5分钱，家里穷到我、弟弟、父亲冬天只能扯一条棉被的程度。这种时候，我和弟弟偏偏又以优异成绩，分别连续考上初中，考上高中。那时节，中学奇少。我所在的黑龙江省兰西县，仅县城有一所初中，高中须上省城哈尔滨近郊的肇东县一中去念。肇东一中涵盖肇东、肇州、肇源、青冈、兰西五县，每年只招收新生百人左右。考上难，难也考上了。念不念？念，更难。且不说书本费、旅费、铺盖衣物费，就是那每月的7.8元伙食费，哪里来？

    当时，一个鸡蛋只能卖5分钱，一个人一个月的伙食费就等于156个鸡蛋。我们哥俩呢？一个月就得312个鸡蛋。平均一只鸡两天下一个蛋吧，那就需要30多只鸡在那里忠于职守地、不停地下。真是这样，我们哥俩的伙食问题算是没事了，可是，那30只鸡的伙食问题呢？那时，连人的口粮都常常缺半年左右，哪里还有30多只鸡的口粮？更何况漫长的冬季，即使是再有水平的母鸡，也是无蛋可下。

    但是，父亲连眼皮都不眨一下，操着那特有的大嗓门，斩钉截铁地说：“念！为啥不念？品裤子当袄也得念！”

    今天想来，好佩服父亲思路的开阔，心眼的活泛。养鸡，但也养鸭，养鹅。靠老抱子抱窝来不及，父亲便自己摸。热炕头上，扯一条鸡毛褥子，摆上一排一排优中选优的鸡蛋、鸭蛋、鹅蛋。一日翻动几次，不出一个月，便炕上炕下、屋里屋外，到处拥挤着吱吱乱叫的鸡雏、鸭雏、鹅雏了。角角落落里，黑黑黄黄的老抱子、小抱子步履蹒跚，用那种充满母性温情的声调咯咯唤食。可是，这种喧腾，同每月两个7.8元之间，还有相当一段距离，怎么办？父亲便养猪。养猪，从养母猪开始。父亲走东屯跑西店，终于百里挑一，选回一只当时称作“巴克夏”的良种母猪崽。像抱着婴儿一般，父亲喜滋滋地把浑身披着黑色绵缎似的“巴克夏”抱了回来。胖滚滚的“巴克夏”有着长长的腰身和肉嘟嘟的双脊梁，它怯生生地站在那儿，偷窥着我们一家人嘻嘻哈哈的笑脸。不一会儿，小家伙便解除了警戒，撒把高粱，它就咯嘣咯嘣地埋头咀嚼起来。伸手摸摸它的肚皮，也不再躲闪了。轻轻一挠，它竟懒懒地躺倒了，眯着眼睛假寐，看样子，舒服极了。

    从此，父亲又找到了一个通向每月两个7、8元的“钻探点”。每晚都要起来几回，端着煤油灯看看“巴克夏”。夏天的早晨，差不多3点左右就起炕，用大筛子筛瘪谷、豆粕子，抢在生产队开工前干一阵，为小猪小鸡小鸭们准备伙食。在生产队干活，人家歇气儿，父亲向来不歇，田头地脑转悠：春夏，采摘线菜、苦荬菜、苍耳；秋天，则拣拾落下的果果穗穗。父亲无时无刻都在想着家里正有一院子嗷嗷待哺的猪儿鸡儿鸭儿鹅儿期待他的归来。每天中午下工，只要一推开柴门，角角落落的鸡们便扑翅飞来；里里外外的鹅们便会哏嘎欢叫着伸长脖子迎来，有的还非要蹭到父亲的脚板上站一会儿；鸭们不大善于表达亲热之情，只是在那里遥遥地对着父亲点头哈腰，呱呱直叫；“巴克夏”呢，常常是慢腾腾地爬起来，使劲地伸了伸懒腰，乐颠颠地跑过来，停在一旁，定定地只是看。

    日子，在父亲兴致勃勃的劳碌中过去了。不久，“巴克夏”长成了牛犊子般硕大的母猪。腹部并列两排母乳，逼似人类大衣上的两排钮扣。悠悠然，似乎每个钮扣都在挑战父亲梦寐中的那两个7、8元。不孚所望，“巴克夏”头胎便生出21个溜光水滑的小“巴克夏”！哺乳的时候，两排圆滚滚、腰身颀长的小“巴克夏”，头拱腿蹬，哽哽娇啼，可爱极了。“巴克夏”妈妈则不时发出长长的、舒展的、只有源于母爱才有的、极度温柔的喝喝声。

    可是，这种农家破院里的温柔并没有持续多久，因为父亲的父亲是富农，因为母猪长得出人意料的好，产子出人意料的多，且又出人意料的壮，便成了当时禁忌的“资本主义表现”，没收，被强行赶到了生产队。不出一个月，瘦骨嶙峋的“巴克夏”妈妈被退了回来，小“巴克夏”们死伤大半，仅剩三四只，也不知去向。父亲看着摇摇晃晃的、肚皮饿得几乎拖地的“巴克夏”，欲哭无泪，欲怨无声。

    祸不单行。那些鸡们鸭们鹅们也引起严重关注。果然，有一只不知高低的秃尾巴芦花鸡钻出柴门，潜入生产队的田地，偷吃了人民公社的粮食，于是，这位可恶的“资本主义代表”，便为它的可怜的伙伴们引来“灭顶之灾”：必须全部作为资本主义尾巴，割掉！不久，一个阴雨天，一阵阵凄惨的、撒裂的扑打哀叫声之后，农家小院的喧腾便归入了此后漫长的枯寂。

    这时，在我家，7、8元完全变成了母亲烟袋锅子彻夜明灭时的长长叹息。

    放到谁身上，也该灰心了。可是，父亲，却不！

    偶尔接触一回炸麻花，便尝试炸麻花；偶尔遇见打绿豆糕，便动手打绿豆糕；偶尔看到墩香油，便琢磨墩香油。不几日，远村近店便响起父亲洪钟般卖香油、麻酱的呼唤。偶尔撞见用风箩代替手筛加工小麦，便张罗搭建风箩小磨坊，年关前后，竟然成功了。父亲仅念四年私塾，几乎等于没文化，但是，凭着一种信念怀着一种希望，在他人都觉得一筹莫展之时，竟然能够接二连三地发现亮点、美点、钻探点，并且，干啥啥像样。他尝试过酿酒，尝试过轧油；甚至尝试过当裁缝、当用祖传秘方制作膏药的医生、当用鞋楦子做皮靴的皮匠······终因技术含量过高，父亲的内力难于企及，不少项目不得不停留在雄心勃勃的半途而废和跃跃欲试的盘算上。

    后来发现，栽叶子烟出钱，于是，父亲便利用仅有的自留地和我家屋后的小园悄悄种植起来。田头地脑，坑边沟旁，只要发现荒地，便开垦出来，栽上叶子烟。东种五棵，西种十棵，到秋后，居然成了规模。一家人——父亲、母亲、两位妹妹，顾不上吃饭、睡觉地打烟杈、掐烟叶、搭烟架、晾烟叶、编烟辫、捆烟包、码烟垛。晾烟时节，有时暴雨一来，全家人就要冒着电打雷劈的危险，豁出命来苫烟帘子。不然，半年来饱含着对7、8元急切期待的忙碌，就得瞬间泡汤。这样，竟然连续收获几年叶子烟，不但还上了以往7、8元带来的债务，还找出了通向未来7、8元的途径。直到这时，父亲才松了一口气。一向紧锁的眉头，舒展了，开始露出了笑容，还不时地哼唱几句民间小调。

    父亲平生没有别的嗜好，就是喜欢喝点小酒。但是，自从我考上初中，除了年节，平时从不见他沾酒。外出办事，若是哪家供他一顿酒，归来至少要念叨一个星期，感激、回味、神往之情，溢于言表。伯父并两位堂兄迁至几百里地之外的铁力林业局，成了林业工人，有工资收入，伯父因而每天都可以喝上一顿酒。在父亲看来，那便是天堂般的日子，一有机会，便无限憧憬无比甜蜜无边羡慕地跟我们评说几句。那时，到供销社打一斤散装白酒，仅9角钱，但是，父亲也舍不得。实在馋了，就拿起年节打酒的空瓶子，高高扬起，对嘴空倒，偶尔滴下一滴残酒，父亲便眯起眼睛，忘我地吧哒着嘴，那惬意、那陶醉的情态，神笔也难描。当叶子烟彻底拨开7、8元带来的、笼罩我家过久的阴霾以后，父亲开始偶尔打一次9角一斤的白酒，煎两个鸡蛋，过一过久违了的酒瘾。那件穿了近八年的、后背汗渍得不见布纹的灰褂子，也换上了一件黑条绒夹袄。父亲舍不得穿，只是偶尔有个大事小情，或进城，或帮谁家相女婿娶媳妇，才小心翼翼地穿上一二次。直到父亲去世，这件黑条绒夹袄，还是崭新崭新的，一个汗点都没有。

    这种温馨依然十分短暂，很快，种植叶子烟也成了资本主义尾巴，在必须铲除之列。自留地里，甚至栽种大蒜、大葱都有棵数限制，超过了，即使蓬蓬勃勃长起来了，也要连根拔掉。宁可荒芜，也不准许长资本主义苗。

    不得已，因为交不上每月的7、8元，弟弟开始请长假，回家自学，期末或年末前往参加考试，结果，常常考年级第一第二，令老师们十分惊讶，竟然批准他回家自学。可是，即使这样，仍然拿不起每年返校几个月的7、8元。无奈，只好休学。

    这回，父亲真的傻眼了。一个冬日，一场重感冒把一向忙天忙地的父亲搬倒在炕上。他不蔫声也不蔫语，甚至不吃也不喝，只是两眼直直地望着屋顶。

    母亲动摇了，不停地唠叨，说是两个儿子都十八九了，应该叫回来挣工分，何苦非这么苦不可呢？

    父亲呢，躺了一个星期以后就爬起来了，只撂下一句：“我就不信，有过不去的火焰山！”便又照常忙碌起来。

    苍天不负有心人。一个偶然的机会，父亲得知，因为城里秋菜的需求量大，所以，好多乡村秋菜种植面积逐年扩大，因而菜籽短缺，尤其是山东大白菜的菜籽，奇缺。一斤山东大白菜菜籽能卖十几元！呵，一道曙光透过窗棂，顷刻，照亮了父亲心中多雾的天空。

    严冬，刮骨的寒风中，揭脸揭皮的暴雪里，父亲开始出现在城里城外的垃圾堆旁、菜床子边、饭店中、食堂里，在白眼中，在疑惑的斜睨里，捡拾人们丢弃的山东白菜根儿。有时，借别人的自行车进城，一次只能捡十几个菜根儿，用破布包好，捆在贴身的地方，带回家。一个往返，常常是一百五十余华里，他也不觉得苦。这样，一个冬天，竟然积累了几千个菜根子。春天一来，父亲就精心地把这些宝贝栽到我家屋后的小园里。又开始了兴致勃勃地盘算:一棵打2两，十棵就是------又开始了兴致勃勃地期待：等菜籽变成了无数个7、8元，弟弟就可以高高兴兴地返校------

    春暖了，雪融了，燕子又开始在各家各户笑口般敞开的窗口中自由飞进飞出了。这时，在一方一方被犁好的黑土地正如下蛋鸡般静静孕育绿色的时候，我家屋后的小园，奇迹般地展现一片金黄，呈现出一片灿烂，过早地引来蜂蜂蝶蝶目不旁顾的喧闹。

    谢天谢地，盛夏收获时，一园菜栽子竟打出240斤菜籽！眼见得一个一个7、8元，从一笸箩一笸箩紫里透油的、圆鼓鼓的菜籽中蹦了出来，可是，又引来割资本主义尾巴的阴冷眼光，依然难逃没收的厄运。这一次法外开恩，答应按供销社定价一半的价格收购。结果，直到这些菜籽的菜籽，都变成了山南海北餐桌上的“糖醋白菜”的时候，那一半价钱也没有完全兑现。

    万般无奈，父亲赶往铁力，恳请伯父说服两位抬大木头养家的堂兄，每月轮流给我寄10元。堂兄子女多，极不易，但也雄壮地答应了。

    我高中毕业的时候，是极左的螺丝拧得最紧的时候，因为先天条件——父亲的父亲是富农，难于跨越，连高考试卷都不予评分，大学，只能成为梦中的殿堂。校长可怜我，留校当上语文教师，月薪27丶5元。那正是“三年困难时期”，一斤饼干3元，一条毛裤20元，尽可以发挥想象力，27、5元能派上多大用场？我那时穷得换季时脱不下棉装，一堂课下来，常常满头大汗，学生问我：“老师，咋不换件衣服？”我只能尴尬地笑笑说：“有风湿症，脱不下。”

    弟弟呢，几乎是靠着顽强的自学奇迹般地读到高中毕业。幸亏休学两年，歪打正着，赶上极左螺丝的松动，父亲的父亲是富农，居然没有导致大学梦的破灭，竟然以高出清华大学录取分数线的考分，考取了当时的非重点学校哈尔滨医科大学。

    欣喜吗？欢愉吗？只有一点点。像花椒面、葱花、酱油醋一般，只能调调味，无法从根本上改变酸苦。费用哪里来？父亲一连几个夜晚睡不着觉，最后，决定为正在读初中、成绩常在班里前三名以内的妹妹找婆家，聘点彩礼。妹妹死活不同意，一连哭了几天。妹妹呜呜的哭声，每个音符都像一把刀子，在父亲的心里直剜。那是一个秋季，正午的阳光直通通地照进屋里，泼洒在父亲双手抱着的头上、脸上和那端坐挺直的腰身上。父亲的头发开始花白了，根根直立着；父亲古铜色的臂膀，阳光里依然泛着油光；两手缝隙中显露出的父亲的眉、眼、口、鼻，依然棱角分明，线条清晰。那种低头沉思、极度悲怆无奈的情态，真如一尊既古典又现代的青铜雕像。

    弟弟终于大学毕业了，应该说至此我家完全越过了“火焰山”，可是，积劳成疾，父亲竟得了骼骨癌。他像万里征途上一匹奔跑中耗尽最后一点力气的老马，喘息着轰然躺倒了。

    父亲去了，永远地去了。我家那个柳墙围起的小院，早晨或黄昏，永远不会再响起父亲的轻咳声、筛瘪谷声和那高亢的唤猪唤鸡声了；父亲去了，永远地去了。从城市归来，父亲永远也不会再从村口的大坑边乐颠颠地迎来了；从家乡返城，父亲再也不会帮我提着行李包裹，赶往十几里开外的汽车站一路叮嘱着送我了；父亲去了，永远地去了。父亲再也不会跟我津津乐道，这辈子的最大愿望就是跟我住进城边子，养鸡种菜；父亲再也不会拿起空酒瓶子，高高举起，对嘴空倒，滴下一滴残酒便忘我地吧哒嘴了；父亲去了，永远地去了。因为治病缺钱，老屋急卖易主，家乡的小村落，也就永远不再有我的家了。连那只乖巧的一见我便舔手嗅鞋的小黑狗也不得已送人了，不会再跟着父亲前钻后跳地一路奔来了。

    30年了，我依然非常想念父亲。可是，父亲连张照片也没有留下，只能抚摸着父亲留下的黑条绒夹袄空自流泪；每次回乡，都想祭奠父亲，可是，碰上“深埋”父亲连个坟头都没有留下，只能对着那片“深埋”父亲骨殖的耕地，洒酒默哀。

    父亲，如今生活好了，儿子什么都有了。想到城边子住，不费劲了；想喝点酒，可以天天喝个够；想吃煎鸡蛋片肘花，只要不嫌油腻，可以顿顿不缺------父亲，当这些都可以轻而易举地变为现实的时候，你却去了，永远地去了，我怎能不揪心呢！

    父亲，儿子好想你！

                                                          （ 原载2003年第3期《北方文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