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略述明末清初的政治军事格局
崇祯十四年（1641），黄道周因言获罪，十二月被贬谪戍湖南辰阳，第二年二月，黄道周离开北京，从此再也没有回到北京。十月崇祯下旨将黄道周复官。此时，河南已被李自成农民军攻占，关外大明领土也皆被清军占领。那一年黄道周五十八岁，以老弱为由告病辞官，回到福建漳浦老家，居北山，结庐先人墓侧，专心著述讲学。当时黄道周已经名满天下，他的好朋友徐霞客评他“字画为馆阁第一，文章为国朝第一，人品为海内第一，其学问直接周、孔，为古今第一。”
崇祯十七年（1644），崇祯吊死煤山，清兵入关后，当时全国形势是清军占据北方，农民军占据西北，明朝尚有东南大部和西南地区，三股政治力量成三足鼎立之势。
从满清的角度看，八旗骑兵和吴三桂的关宁铁骑实力最强，迁都北京后，一方面安抚明臣，为崇祯帝发丧，拉拢士大夫阶层；一方面采取先进攻农民军后消灭南明余部的军事策略，这样既迅速稳定了北方社会又达到了军事目的，从而完成了统一大业。
从农民军的角度看，李自成退守西安后，数十万之众，据潼关之险，尚可一战。四川的张献忠也有数十万义军。问题是同为农民军却没有组成团结的统一战线，李自成和张献忠矛盾很深，张献忠害怕李自成进入四川，陈兵汉中，互相拉锯，迫使李自成退守湖北。在民族危机深重的时刻没有采取正确的策略联合明军抵御外侮，而是各自为政，互相攻伐，最终被各个击破。
从明朝余部方面看，各个藩王只是摆设，明代的藩王只是爵位并非实职。诸王“分封而不赐土，列爵而不临民，食禄而不任事。”(1)因此实权掌握在将领手中，南明几个政权基本上都由武将拥立。当时左良玉占据武汉，何腾蛟拥兵长沙，史可法镇守淮北，郑芝龙把持福建。
左良玉和弘光政权的当权者马士英内讧，打着“清君侧”的旗号，率所部倾巢而出，顺江而下，马士英急调史可法主力黄得功部迎战，左良玉暴病死，其子左梦庚与黄得功大战，兵败降清。这一系列连锁反应把战局平衡打破了，致使淮北空虚，清军乘机攻陷徐州，兵锋直指长江。自古以来，守江先守淮，淮河弃守长江危急，史可法困守扬州，为以后的失败埋下伏笔。
描述当时全国形势目的是说明黄道周抗清的时代特征和历史背景，黄道周是怎样抗清的？抗清活动有多少可行性？是明知不可为而为之吗？本文希望能够阐述黄道周的治国理念和抗清活动，还原一个真实的黄道周。
（二）黄道周《时务疏》的战略思想和特点
据庄起俦的黄道周先生年谱记载：“夏五月三日，先生以盛暑避迹于江东之邺园……越十余日，而燕都三月十九日之变至。先生乃率诸弟子为位于邺园，袒发而哭者三日……又按先生与钱虞山书云：五月二十七日乃闻神州陆沉，鼎湖战血。”
黄道周过了两个多月才知道崇祯皇帝吊死煤山的消息。年谱又记载：“然前此五月十五日，南都诸臣，已拥立福王之子讳由崧即皇帝位，以明年乙酉为弘光元年。是时马士英为首辅，因时望会推先生为吏部左侍郎兼翰林院侍读学士。”(2)
《明史列传》载：“居久之，福王监国，用道周吏部左侍郎。道周不欲出，马士英讥之曰：‘人望在公，公不起，欲从史可法拥立潞王耶？’乃不得已趋朝，陈进取九策。”(3)1644年6月22日，黄道周接受任命并上著名的《时务疏》，也就是进取九策，第一次提出救国的主张。
《时务疏》首先分析了江南各省的经济和军事地理态势：“以南都定鼎，则福建江右皆为首藩。江右之有虔镇，南携肇广，西揭汀漳。有事则合三省之师，不十日出于鄱阳之外，福建之有浦城建阳，东连温处，北距玉铅，水陆所凑，在于衢州。衢之比虔镇虽差弱，而建瓴之势，虔衢相等。有事则合三省之师，亦不十日出于钱塘之外。诚以岭南之饷济福省，以两省之事权，分注赣衢，则臂指之形成，藩屛之义固矣。”
虔镇即赣州。衢州地处浙西盆地，历来为兵家要地，有皖浙赣闽四省通衢之称。黄道周非常看重赣州和衢州的战略地位，他向宏光帝描绘了一幅经营江南而后收复河山的雄伟蓝图，黄道周的九务进取策略如下：
一务：先复燕京而后可以都钟陵。他认为燕京虽破，但人心思明，北方多慷慨悲歌之士，“可多方劝率，刻日收复。”然后告慰孝陵，定都南京，完成龙盘虎踞之业。黄道周收复北京不是为了还都，而是为了维护领土的完整，他心目中的首都是南京。
二务：先召勤王而后可以言讨贼。贼在这里指李自成的农民军，李自成是导致明朝覆亡的罪魁祸首，黄道周矛头首先指向闯贼，而不是满清。因为“今神京倾覆而四方恬然，方伯连帅各坐衙理事，百有余日，无一应者。”所以必须以勤王的名义号召天下，“策其暮心，扬以朝气，共集江上，乃大誓师，以致北伐。”
三务：先讨闯贼而后可以平群盗。黄道周认为只要消灭李自成，其他的包括张献忠在内的大大小小的农民军就不难消灭，谓之为群盗。“但用数才干之臣，借江南半载之饷，可以建威消萌，洗兵雪愤。”
四务：先理山左而后可以起山右。山左即山东，山右即山西。他认为中原虽然沦陷，但是“青海未恙，兖济屡倾，风教未替。”山东山西“犹可当一中州，”只要有像以前张邈、孔伷之徒奋臂其间，山东山西就会闻风响应，“山右既复，真保自还。籍此两翼，以扶陵寝，奠为行在，权宿重兵，使自战守，不烦天子待边。”
五务：先靖河淮而后可以定江汉。黄道周认为运河北运已废，悍民暴客聚集，每数千人，盘踞其上，以争水肥之路。“诚索常镇之力，……诛其渠魁，散其诸从，遴选十五，以佐西讨。潼关道路阻修，必不能救。如是则河淮清而江汉可定。”
六务：先复承天而后可以收全楚。承天，楚之郢都，今之江陵也。从历史的角度看，周瑜说过，楚国起之百里，而能传数十世，历时九百年，是因为拥有郢都。当年“吴能入郢而不能取，”现在“闯能破郢而不能据，”所以“则郢当复甚于襄荆明矣。……复郢而后可以东定豫中，北取上蔡，西断入雍之路。”黄道周借郢都来说明武昌的重要性是正确的。当时左良玉率军东下放弃武昌是为了回避李自成的兵锋，武昌实际上没有发生战斗，李自成大军据武昌五十余日。李自成放弃武昌是为了进攻南京，后因李自成意外死亡而计划没有实现，并非如黄道周所述。
七务：先镇滁州而后可以固江淮。滁州是古都金陵的江北屏障，号称“开天首郡，金陵锁钥。”黄道周认为“诚有大城重兵宿于其间，则中都之势不孤，淮扬之形甚壮，天长六合不苦风雨之总，至此真屯聚之地也。”自古以来，南京的威胁更多来自上游的安庆、九江，从三国、西晋到南北朝莫不如此，朱元璋和陈友谅的鄱阳湖大战可谓是一战定胜负。太平天国时期这种局面更为显著。
八务：先定进取而后可以议镇守。黄道周认为现在诸将各镇一方，“欲割中原之地，以树诸侯。欲邀万一之功，以分节钺留后，时至自落。”他提出必须像韩信、耿弇那样，“筹划先定，刻厉应之。”然后提出“诚欲克复燕京，必先直趋关陕；欲克复河淮，必先口（进取？）滁宿；欲克复襄荆；必先探讨全蜀。进势一丈，收势五尺。进取江皖，还杂瓜议，（疑为“仪”之误，聚集在瓜州仪征一带。）即有节钺，无所分者。”的主张。
九务：先树儒臣而后可以用武将。黄道周认为崇祯以来“儒臣不效，一意右武。”导致了“数年中八九大将，宠极贵盛，无有不叛，其仗义死功者一二耳。”他列举了唐宋以来一批“儒将策勳”的成功范例，其目的是“儒臣致命而武官不敢不死，儒臣立功而武臣不敢不奋。”(4)
以上九务可以看着是黄道周的战略思想，分析之有如下特点：
第一，其战略对象是李自成的农民军，而不是共同的民族敌人满清。这是因为南明弘光政权与李自成起义军有不共戴天之仇，当时不论弘光政权还是黄道周都还没有能够对满清的威胁做出正确的判断。史可法的做法比黄道周更天真，他甚至希望联合满清消灭李自成，在《复多尔衮书》说：“今逆贼未服天诛，谍知卷上西秦，方图报复。此不独本朝不共戴天之恨，抑亦贵国除恶未尽之忧。伏乞坚同仇之谊，全始终之德；合师进讨，问罪秦中；共枭逆贼之头，以泄敷天之愤。则贵国义闻，炤耀千秋，本朝图报，惟力是视。”(5)
第二，从战略目标看是收复失地定都金陵。黄道周通晓经史，学贯古今，他更多地从历史经验和自身阅历提出自己的见解。从他五月二十七日得知崇祯殉国到六月二十二日发出这份奏疏，还不到一个月时间，他说自己是“蛰处天末，无殊聋瞶。”(6)当时交通资讯不发达，在很短的时间内是不能够对全国的形势做出具体的切合实际的分析，因此他收复失地只能是一厢情愿，收复燕京充其量只是远期规划。
第三，从战略实施主体即弘光政权来看，这和晋、宋南迁政权不一样，当时江南地区战争还没有波及，旧的上层建筑和经济基础还没有被打破，宏光政权实际上是腐败的前明王朝的翻版和延续。吴伟业形容当时的现实是“江山如纸，宫门如市。小朝廷病入膏肓，经不起群雄狂噬。”(7)南京沉浸在纸醉金迷之中，集团性的腐败不是哪一个能人和贤人能够改变的，南明政权覆亡是历史的必然。我们只能通过黄道周、史可法这些民族英雄的悲剧性遭遇感慨中华民族的命运多蹇。
第四，从黄道周自身状况来看，那一年他六十岁。上一年冬天坠崖受伤，“左腕右足，困于庸医，几成残废。”(8)宦海沉浮，他早已无意仕途。可是他声名在外，当年崇祯因为他的威望而不敢杀他，现在马士英也是因为他的威望而推荐他，他深知自己盛名之下其实难符，他可以是孔子、朱熹、王守仁一样的圣人，广收门徒，传播思想，影响后世。也可以是赵孟頫、董其昌一样的艺术大师，以其艺术成就彪炳青史。但他却不是经天纬地之才，不能改变政治格局和日益艰难的军事态势。甲申年九月十五日，黄道周出山，“至晋安忽萌回车之志。”(9)经友人劝驾才成行，圣人也犹豫，他首先是凡人啊！从此，“盖自是而先生终无还山之期矣！”(10)他一介书生，没有实权，没有治国经验，可是，朝廷需要他作为一面旗帜，号召百姓；时代需要他作为一种精神，激励后人。
黄道周所上的《时务疏》不被当局采纳，他很失望，在写给杨廷麟的信中说：“吾辈顽石，捣骨合药，无补于天，犹冀后人嗅此要气耳。”(11)宏光元年（1645），据庄起俦的年谱记载：“春正月入都，先生见用事诸臣措置乖方，不欲久厕朝班。即于二月二十二日疏请奉敕祭禹陵，比抵会稽，致斋七日。”(12)从此离开南京，再也没有回去。
（三）黄道周出兵的思想动机分析
在南明弘光、隆武、永历三个主要政权中，隆武帝是比较有作为的一个。朱聿键称帝后，颇有中兴之主的气概，一心试图恢复明朝江山，为此从很多方面采取措施：
首先，总结弘光朝覆亡、潞王降清的教训，认识到社稷存亡的主要威胁是满洲贵族建立的清朝，在总体战略上不失时机地树立起抗清大旗。
其次，针对明神宗以来“党争”给国事带来的危害，提出了消除“党争”，“用舍公明”的方针，在用人取舍上力戒门户之见，不咎既往，只要参与抗清就量才录用。
再次，整顿吏治，严惩贪污，以减轻民间疾苦。朱聿键施政时曾规定：“小贪必杖，大贪必杀。”另外，朱聿键称帝后，对自己的要求很严格，他的个人品德在南明诸君中也是很值得称道的。黄道周在一封信里曾经描述了他的为人：“今上不饮酒，精吏事，洞达古今，想亦高、光而下之所未见也。”(13)不少史籍中都说他喜欢读书，无声色犬马之好。做了皇帝之后，仍然自奉甚俭，经常身穿土布黄袍，安贫若素，而且生活检点，宫中也没有什么宠妃，只有一位知书达理的贤内助皇后曾氏。
正是这些原因，给了黄道周希望。当时江南各地民众纷纷自发起义抗击清军，民族情绪高昂，非常希望有人振臂一呼，隆武帝登基符合各方的愿望。朝廷上一部分文臣要求出兵，隆武帝本人也非常激进，他一会儿要御驾亲征，亲征不成，要五路北伐，又想着西进和何腾蛟会师。他的这些想法愿望很好，可是严重脱离实际，他的书呆子性格难以服众，更别说郑芝龙了。黄道周也同意出兵但反对皇帝亲征，认为是“人心未宁，国本未固。”(14)
其实，对于根基未稳的隆武政权来说，确实可行的是加强中央权威，巩固后方，发展生产，广纳人才，编练军队，提高战斗力。然后传檄各地，利用各地民众的抗清活动牵制清军，绝对不至于迅速瓦解。郑成功后来在其父郑芝龙投降，隆武政权被消灭后仍能在闽南地区坚持抗清十几年，最后收复了台湾，便是明证。
朱聿键依靠郑芝龙的军事力量登基，注定是一个悲剧。徐晓望教授在《清军入闽与郑芝龙降清事考》一文中说：“郑芝龙以一个海盗降明，他与明朝的关系，其实质是一个买卖的关系，明朝授予他高官，而他为明朝平定东南海疆，并从中谋利，获得巨额财富。这一笔买卖对双方都合算，但不能保证郑芝龙忠于明朝。明末朝廷想调郑芝龙到北方去抗清，郑芝龙便声称要剃发为僧，不肯离开东南沿海，这表明他对明朝的态度绝不像一般官吏那样顺从，而是一直有自己算盘的。在拥立唐王方面，郑芝龙一直不太积极，他只是被其弟郑鸿逵牵着鼻子走。隆武朝建立后，他与文臣黄道周等人发生矛盾，对隆武帝早已是三心二意。《隆武纪略》记载郑芝龙与洪承畴关系时说：‘郑芝龙为上画策，请厚遣叛督洪承畴子走南京招承畴反正。而芝龙顾自养承畴母于其家。盖芝龙本与承畴同里，欲修好于承畴。’”
本人对上述观点深以为然，郑芝龙降清是他亦官亦商的本质所决定的，这决定了他政治上的短视，也导致了他个人的悲剧命运。
黄道周为什么要离开隆武帝自募军队抗清呢？郑亦邹《黄漳浦先生年谱》记载：“当是之时，朝廷草次兵食大事，俱仰给郑芝龙，隆武虽拥空名，实为寄生，独倚先生为重。先生知事不可为，每陛见相对泣下，辄请行边。”(15)
郑亦邹是康熙晚期进士，离黄道周已经一百多年了，他的记载不完全符合事实。庄起俦是黄道周的弟子，一直跟随黄道周到建阳才返回，是整个过程的亲历者，他的《年谱》记载：“先生每进见辄自请行边。”(16)黄道周从一开始每次和隆武帝见面就“自请行边”。他和郑芝龙的矛盾只是更加坚定了他“行边”的决心，他不是被排挤而离开的。他在《前自请行边疏》说的很清楚：“谨奏为天讨不可久稽、闭关终无了日、乞先自行边、以申大义、以鼓众志事：臣观从古开创之君臣，皆未有一日安居于内者也。我太祖栉沐于外十有七年，光武藉先世之勋，一呼云集，然犹驰驱四载，不遑宁舍。邓禹以一书生，晨夕帷幄，犹自请麾下分二万人，持节入关，西走河东，围安邑，再离寒署，经营于外，而况于庸下如臣者乎？今天下皆我版图，大江左右皆为皇家，而相率畏避，拱手受敌，可叹也。韩淮阴曰：‘人心久则定而难动。’臣恐其久则动而难定耳。……臣老矣，虽无所短长，然以微名寄于人口，大江左右颇信臣言，恨不能与邓芝共事，亲溯两江，收诸豪杰，而碌碌顾影，如不朝夕，臣死为马援所笑无疑矣。今玺书已发，而行不过百里。朝廷举动，远迩未知，臣又安处帘幕之下，无昆阳之绩以发声于前，无河北之勋以收实于后，栖迟岁月，天下嗤嗤，……昔邓禹之才，善招怀而短于统御，长筹划而啬于应变，然犹所至下车，父老童稚欢欣威悦，是以州郡望风，携负来降，岂必人怀岑彭投刀之诚，众奏司马溢肠之烈哉？……”(17)
黄道周在疏中阐明的意思有：第一：申明大义，鼓舞发动群众，不希望像韩信说的那样，“人心久则定而难动。 ”第二：相信自己的声望能够起作用，“大江左右颇信臣言。”第三：自己没有半点功业，“无昆阳之绩以发声于前，无河北之勋以收实于后，”恐为天下人嗤笑。第四：希望像东汉开国元勋邓禹那样，同样是一介书生，“善招怀而短于统御。”却能够“州郡望风，携负来降。”
黄道周在《·与陈无涯、无技书》(18)也说：“今天子英武聪明，同符高祖。又有四同，与南阳相媲。业已从事，无拔身之理。”他把隆武帝和刘秀相提并论，把自己比做邓禹，和刘秀是至交又是君臣关系。
黄道周雄心勃勃，此时正是中兴的大好时机，绝对没有引身而退的道理。可以说，至少在1645年7月22日黄道周启程行边的时候，他没有“知事不可为。”徐晓望教授在《论隆武帝的战略问题——看南明朝片面抗战》说：“黄道周进入隆武政权后，因与郑芝龙的矛盾，于七月底决定到前线招兵作战。”本人对此观点持保留意见。
徐晓望教授在上文又写道：“黄于七月底宣誓出征，八月初三在南平树旗招兵，八月十八到建阳，发陈雄飞二营到崇安，九月十九日同诸将出关，十月十二日在广信府。如此，黄道周出关比施福要迟一个半月。
其原因在于：黄道周赤手空拳，他是到闽北招兵的，所招兵士要进行二个月基本训练之后，方可出战。而此时，张家玉与施福所部已在广信府作战获胜，打开了局面，黄道周便顺理成章地将部队带往江西。
因此，真实的情况是：郑鸿逵部前锋先进入江西，而后黄道周跟进。传统史书在这一问题上大都颠倒郑氏与黄道周的战功，其原因当是黄道周为明朝而殉节，而郑氏诸人中，郑芝龙与施福都有降清的行为。《明史》在这方面的记载显然有谬。”这一研究很有见地，本人深以为是。
（四）黄道周出兵是“明知不可为而为之”吗？
黄道周十月初一到达广信（今上饶），“洪思曰：十月初一，子至信州。”(19)这是他最为鼎盛的时刻，“诸慕义从军者几及万人，军声颇振。”(20)他兵分三路，一路向西指向抚州，以便策应赣南的杨廷麟。另两路均指向东北，一路指向皖南的休宁，一路指向婺源，这两路成功的条件是必须得到浙江方国安部的支持。
黄道周指向婺源的部队在牛头岭地区打了胜仗，随后进攻婺源不克。他的另一支部队分别于十一月二日、十二日、十六日三次进攻休宁皆失败。同时收复抚州的部队也失败。此时部队粮饷供应困难，士气瓦解，实际上已经没有战斗力。而黄道周本人也向隆武帝恳求：放他回乡养老，所余部队可交给其他将领。
他在《食尽兵单请自黜疏》说“臣无国高之鼓，九合之助，而欲以樽俎仁义坐却强敌，真为韦跗君子之所齿冷也。……速择一人，……接理军务。……速夺臣官，暴扬臣罪，以谢徽人，以为用师迟留者之戒。臣亦撤手乞骸，谢诸军士，感恩岩穴，无徒悠忽，进退无据，为国家羞。臣不胜激切惶恐之至。”(21)
但是隆武帝并没有同意。他又上疏：“可亟命方国安以一万之众从严州出老竹岭直捣徽州，乘其西驰，可以破敌。即不然，亦可以解信州之危，成牵制之功。”（《孤军莫救危疆难支疏》）(22)
隆武帝下旨方国安、郑鸿逵出兵策应，然而“诸路之师，竟无一出者。”这是不可能的，方国安是绍兴鲁王的将领，当时鲁王和隆武帝互相争正统地位，闹得不可开交，方国安当然不会听隆武帝的命令。郑鸿逵是郑芝龙的弟弟，当时郑芝龙正在和洪承畴眉来眼去，也不会听隆武帝的。
到了十二月，黄道周决定“无以报朝廷，不如一战决也。”(23)广信的守臣和乡绅纷纷劝阻，可是黄道周表现出至真至纯的一面，他说我不能一会儿前进，一会儿后退，动摇军心。他孤注一掷，带着千余人从广信进攻婺源，二十四日兵败被俘。第二年三月五日慷慨就义于南京，殉节大明。
当初黄道周在上饶，有兵上万，军威颇壮，并非精锐的部队为什么要兵分三路呢？婺源、休宁其实是一个方向，为什么不合兵先攻打婺源再取休宁呢？这是一个战略问题，历史的事实摆在那里不容假设，本文不想置评。
他最后进攻婺源大概有了以身殉国的念头了，《年谱》说：“然闻先生自推年历至六十二岁止而不推。先生能明国祚之修短，岂不能知身历之延促！故谓先生不爱其身以爱国家者，非也！先生盖一念而穷数千载矣！顾缅维鸿蒙以来，便有昏晓，然昏晓属天，易昏晓从人，难矣！”(24)
黄道周对易经有独到的研究，有未卜先知的能力，他的部队按照易经的原理编排，每营三百八十四人，“画阵成围，指爻按象。”(25)大明朝二百七十五年的寿命，“先生于玑象诸书已详之。”(26)黄道周是知天命之人。
黄道周还是一个尽人事之人，尽忠臣的本分，希望改变“昏晓”而服从人意。他认为明朝之所以灭亡是因为“诸臣泄泄，遂致误国。”(27)他在崇祯朝失意，在宏光朝被排挤，潞王使他失望，只有遇见隆武帝他才有了知音的感觉。
他和隆武帝有许多相似的地方，一样清贫节俭，都有一个贤内助。一样嫉恶如仇，痛恨腐败。一样饱读诗书，缺乏执政经验，以致于有些食古不化，许多观点和措施不切合实际。一样忠于纲常为明朝殉节，一个在南京从容就义，一个在福州绝食而死。可以说和隆武帝朱聿键的短暂相处是黄道周思想感情最为丰富时期，也是他尝试展示政治抱负时期，读他的奏疏，情真意切，如泣如诉，他们一起规划中兴的蓝图，绝对没有明知不可为而为之的念头。
从他七月二十二日誓师出兵到十二月二十四日被俘，前后五个月，他的思想感情经历了三个阶段的变化。
第一阶段，雄心勃勃，意气风发，希望和隆武帝重演光武中兴的故事，他觉得自己和邓禹很相似，不善于带兵打仗但都善于号召百姓，他太相信自己的影响力。
第二阶段，当他三攻休宁不克，进攻婺源和抚州又相继失败的时候，他希望引咎辞职，这一点很重要，从另一角度证明后人说他明知不可为而为之的观点站不住脚，不可为的时候他是不想为的。
第三阶段，以身报国。假如隆武帝同意他辞职呢？那么历史将留下另一个黄道周形象。隆武帝在客观上不自觉地为黄道周成为民族英雄创造了条件，黄道周没有退路了，当一个人有了末日感，他看待生命的态度就比较淡定。对于一个孤傲的知识分子来说，还有什么比用生命来证明心中所坚持理想的更好形式呢！
黄道周用行动完成了从凡人到圣人的飞跃。完人是道德层面上的概念，相信乾隆皇帝是据此对他作出“一代完人”的评价，也为此，黄道周成为山东孔庙七十七先儒之一。
注释：
（1）《明史·诸王传》
（2）王文径《黄漳浦文集·卷首》第80页
（3）台湾文献丛刊《黄漳浦文选·附录一》
（4）清·陈寿祺《黄漳浦集·卷三》 第227-229页
（5）《清史稿·列传五·诸王四》
（6）清·陈寿祺《黄漳浦集·卷十五》 第395页
(7)《梅村诗余》吴伟业著
(8)(9)(10)(11)(12)王文径《黄漳浦文集·卷首》第82页
（13）清·陈寿祺《黄漳浦集·卷十五》第398页
（14）清·陈寿祺《黄漳浦集·卷五》 第244页
（15）(16）王文径《黄漳浦文集·卷首》第83页
（17）（28）清·陈寿祺《黄漳浦集·卷五》第242页
（19）（20）王文径《黄漳浦文集·卷首》第83页
（21）清·陈寿祺《黄漳浦集·卷六》第259页
（22）清·陈寿祺《黄漳浦集·卷六》第262页
（23）（24）（25）（26）（27）王文径《黄漳浦文集·卷首》第87-88页
2017120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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