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们见面的那天,她穿着一件开叉很高的灰短袖,以至于后来每每想起她,眼前都是一片白花花的腰。
那白花花的腰有点像塑料菜板的材质,平滑、厚实又浑浊,要是有机会握在手里,想必是带着点腻腻的滑手,年轻皮肤的质感。那天我没机会摸到腰,倒是得到了手臂的邀请。她自己撩开短袖的松垮布料,一只蓝色的猫脑袋“喵”的一声钻了出来,艳得让我以为是张贴纸,摸上去更像贴纸,远没有腰上那种看起来冷冰冰的好手感,皮肤表面倒也不皱,摸不出凹凸,只是当时一针一针刺上去时,大概迸出了不少血珠子,画出的是一张红通通的猫脸。
早就知道要上电视了,这女孩也没化妆,一副刚睡醒的样子,一问才知道,她对几乎所有的化妆品都过敏。以前我觉得过敏是件特矫情的事,后来自己被小龙虾配米酒撂倒,就再也不敢对人暗暗吐槽了。这张干干净净的脸,白,五官带着一股刚气。这样的情境对摄像大哥来说是极少见的,还有没出息的我,也被迷倒了。
我们是来拍一期手艺人的小短片,她是一位纹身师,当然了,胳膊上的蓝猫可不是她自己画的。我们聊了很久很久,直到预约好的客人过来补颜色——墨色有些淡了。来的是个年轻小伙子,带着妹妹来见识见识,不愿露脸,但可以露胸,对自己的肌肉块块很是自信。一开始自然是新奇的,针尖蘸上油黑的墨水,描描画画,客人渐渐找回了熟悉的痛感,又为了当硬汉,谈笑风生地过去了两个小时。不难想象,在摄像机不对准工作台的每一个日夜,她和客人们的对话绝不会如此清淡。手底下是绣花般精细的动作,容不了一丝差错,头脑里还要飞速地运转着,小心拿捏着谈话的尺度,半是安抚地转移对疼痛的注意力,半是闪转腾挪地把自己拽出客人们蓄意挖下的陷阱。
针刺在皮肤上的时候,是伴随着机床切割一样的电锯声的,这让人一个把持不住,就会心旌摇动,濒临崩溃,特别是男性生物,耐受力往往挺不过两个小时,硬汉也是如此。他的妹妹在一旁玩手机,他也难耐地抽着气。终于结束了,我们被再三叮嘱在镜头中隐去他们的脸,只给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看皮肤上这一小片图画。
送走了硬汉,又来了几位少女模样的闺蜜团,发现摄像机的瞬间有些惊慌,于是我们识趣地告辞了。
她的这一期在晚间节目里播出了,什么故事也没讲。她的父母都是电视台的员工,我们还是要实现生命的大和谐,而她自己的故事,的的确确是充满了负能量。
从屏幕里看她的脸,灯光有些硬,灵猫一般的仙气散了,那便是一张三十岁的脸了。
她做过公办小学的音乐老师,从小被逼着学的钢琴派上了用场,那时候除了上课就是无穷无尽的排练,她把全部时间都耗在了工作上,然后离了婚,几十年与父母间的罅隙也仿佛一夜之间张开了血盆大口。她辞了职,净身出户,捡起了小时候最钟爱的东西——画画,只不过这一次不必花钱买画布。在别人身上留下永恒的印迹,成了她养活自己的最新方法。
明明喜欢的是画画,父母非要她学钢琴;对外人说“我们把女儿当公主养”,到家里却永远对她说”你不行“;大学时一个月只给她150块生活费,她吃不饱饭,总是盯着超市货架上的酸奶流口水……这才是电视上没有播的长长的故事。
这个长长的故事由太多的小故事组成,她说不知道为什么世上会有这样的父母,说到委屈之处又忍住了没哭。做一名女纹身师无疑是与家人的期望背道而驰的,她也并不是为了“证明自己”这样中二的理由,只是一步一步走到了现在,有了自己的店面、稳定的客户、偶尔来店里坐一坐的父母。心中的怨气一股脑儿倒给我们,或许也就淡了。那些撕心裂肺的关节处如果拍成电影,想必是一场乱撒狗血的票房毒药,但采访过这么多形形色色的人们,我选择相信她说的每一句话,特别是这一句:“一个月150我怎么活?不出去打工难道要陪睡吗?”
说这话的时候,她眼里的神色是无比骄傲的,骄傲得让人直想抽自己两个嘴巴,以忽略掉她腰上一路延伸至臀沟中的那个黑色小三角。
这个世界上总有那么多三观正得比金字塔还稳定的姑娘,她有些完美主义,一句话说不顺,都要吐吐舌头重来,流畅得像打了无数遍腹稿。这个世界上有太多在朋友圈里发励志故事的姑娘,连马甲线的边缘都反射着阳光,而我面前这位胳膊上住着一只蓝猫的姑娘,此刻正苦涩地嘟囔着:“我这辈子可能再也嫁不出去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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