年少不懂王安石，读懂人生已半度

        上周六有幸购得宋史专家邓广铭先生撰写的传世之作《北宋政治改革家王安石》一书。略读完该书，重温了一遍王安石主持“熙宁变法”的全过程，尤对大宋“青苗法”金融制度改革感触很深。在叹服1000年前“青苗法”金融改革制度设计精妙之余，也十分叹惜“青苗法”首当其冲成为宋人郑侠所献宋神宗《流民图》之“罪魁祸首”！

        “青苗法”作为一项纸面上完全利国利民的经济改革制度设计，在局部小地方也曾试验过完全可靠实用，为何在大宋全国推广实践中就成了祸国殃民的“恶法”呢？

        首先简要介绍一下“青苗法”，这项1000年前中国人首先创制的，在当时领先世界500多年的金融经济制度。

        “青苗法”亦称“常平新法”，是当年大宋王朝王安石变法的主要措施之一。熙宁二年即公元1069年九月由大宋王朝“制置三司条例司”颁布施行。“青苗法”本意主要是为了改革旧有“常平仓”制度“遇贵量、减市价粜，遇贱量、增市价籴”的做法，以济普通农民和市民。即变革此前国有“常平仓”(相当于现今的中储粮总公司)在荒年时适量降低米价，以国家干预价粜[tiào]米入市，平抑物价赈济百姓；在丰年时适当抬高米价，以国家保护价籴[dí]米储粮，防止谷贱伤农的呆板做法。在此基础上以＂常平仓＂的国有储备粮折算为准备金，建立国有农业银行，以国家信用制度背书，发放定额利息贷款，以取代民间高利贷金融市场。当然，旧“常平仓”制度，本初也属“良法善政”，但到了王安石变法时代已近废弃，成为大宋朝野一致认为不得不改的“恶法弊政”，具体变异本文暂略不讲。“青苗法”的具体操作如下：将当时“常平仓”、“广惠仓”的国家储备粮折算为国有资本，以20%的年利率普惠性地贷给大宋全境的贫困农民、城市手工业者，以农民来年田地里的“青苗”期货收成、手工业者的固定资产或产品期货作“抵押”，帮助广大的自耕农民、城市小手工业者以度荒年时艰，待来年丰年收成或出产时，再还本付息。目的在于改善广大普通老百姓特别是自耕农民在遭遇灾害时，受民间高利贷压榨盘剥的境况，也顺便收取民间高利贷暴利于国库，达到“民不加赋而国用饶”，来缓解北宋中期政府财政上的“积贫”。稍有经济常识的明白人一看便知，“青苗法”本是一项利国利民、国民双赢的经济改革和金融制度。

          有人可能说，政府放贷20%的年利率太高了。但要是能穿越到1000年前，你会发现这是个大大的良心价、实诚价。据现代有关经济学者研究，宋代高利贷计息方法大致分为月息、季息（或半年息）、年息和复利息4种。月息大约1.5%—5%，浮动幅度很大。按季度或半年计息者在农村较多。以年计息极为普遍，年息低者50%—70%，高者为“倍称之息”，高达两、三倍之200%以上。复利计息就是驴打滚、利滚利，借贷者到期归还不上，则以年为时间单位，利转为本，再生息，年利息至少都在300%以上。复利高利贷一旦借上，必定是倾家荡产、典妻卖女也还不清。

        两宋经济国策都是不抑兼并，任民间自由借贷、自由买卖的。虽然两宋朝廷都曾明文规定了高利贷利息的高限，即用财物放贷，月息不准超过4%，年利息不超过50%，时间长越一年以上利息不准超过一倍即100%，但在大宋民间的实际执行中难度很大。所以，高利贷在大宋臣民的实际生活中是合法存在的。当时大宋社会官民借高利贷过日子的情况是比较普遍的，即使朝廷京官借上高利贷，也得按社会通行的规矩欠债还钱，皇上知晓也无可奈何。比如宋真宗时代有一宰相李沆，此人在年轻初入官场之时，由于素来家贫，为维持一大家子人在京的生活，借债很多，常常借新债还旧债，还债时＂按揭还贷＂压力山大。其人在太宗朝时，身居中央＂弘文馆当值＂五品官（相当于现在中央政策研究室办公厅主任，如假包换的实职厅官）时，上班时穿得破破烂烂，一大家子人在京城开封生活拮据，吃了上顿、愁下顿。宋太宗实在看不过去，大笔一挥，“赐钱一百三十万，令偿之”，感其廉能，还连升他三级官至右补阙、知制诰（中央政策研究室主任），以提高其一家人的生活供给待遇。不要笑话，这就是大宋＂青苗法＂改革的金融大背景。

        大宋“熙宁变法”的主持人王安石是深知当时的民间借贷金融乱象和普通农民、市民受高利贷盘剥之苦的。他于公元1047年，年仅26岁时任浙江鄞县知县，至公元1049年这三年期间，就在全县试行推广过“青苗法”和与之配套的“农田水利法”。他劝督乡民们兴修水利、大殖农桑，扩办学校、培养子弟，初显政绩，以致当地的士绅民“皆盛称其德”。所以，到20年后的公元1069年成为宰相时，在宋神宗的大力支持下推行变法时，他一直认为自己是绝对真理在握的。据传，王安石变法改革的口号被司马光为首的反对派总结为“天变不足畏，祖宗不足法，人言不足恤”，尽管没有任何的史料表明王安石说过这句话，但也可对王安石推行变法改革的决心和自信心见于一斑。直到大宋元祐元年即公元1086年，司马光为相，全面废除新法时，王安石仍然坚持自己是对的，认为司马光才是胡来。

        但事实上，“青苗法”在大宋全国推广的过程中出现了一系列问题，最关键的也最受人指责诟病的问题就在于强行“摊派”。这是王安石始料未及的事。遥想当年王安石26岁任知县时，正当年轻力壮。一心为民的他亲自跑遍了鄞县境内的＂东西十有四乡＂，深入田间地头、街头巷尾到贫困农户和市民家中了解情况、摸清底数、统计数据，再做出发放政府＂青苗＂贷款的详细实施安排。对全县的每一笔政府“青苗”借贷款，以他办事认真、博闻强识、严谨专注的性格，可以都能记得住。如遇特殊情况，比如有些困难户到了来年还是还不上政府贷款，他也可拍板再宽限时间或免息或免债。以王安石的精明强干和大公无私，全县的士绅民估计也不忍或不敢欺诈他。他还在全县配套实施“农田水利法”等其他新法，各乡居民＂闻之翕然皆劝，趋之无敢爱力＂，综合施策、多措并举，大力提高当地农村农业的生产力和农民的偿还能力。再加上浙江鄞县天然的农业生产条件在全国来说是比较好的。所以，在他任知县期间，试行实施的“青苗法”确确实实是国民两利的良法德政。

        然而，“青苗法”全国一“摊派”就出大问题了，原因当然是众多的，主要原因本人认为有三：

        一是世间只有一个王安石。大宋地方官不是每个人都是王安石，不可能都有他两袖清风、悲天悯人，一心为国、勤政爱民的情怀和操守。有好多地方官把“青苗法”当成政府垄断金融借贷市场，上下其手，豪夺鲸吞，借机大肆牟取私利的合法手段。在法治不知为何物，全凭＂父母官＂仁心人治的大宋王朝，权力和资本一旦无缝结合，为了谋取极少数人的私利，那就是人挡杀人、神挡杀神了。大宋自耕农由此大量破产，扶老携幼逃亡者不绝于道，流民四起。

        二是完全自愿借贷异化成了全国普遍性摊派贷款。“青苗法”的本意是在自耕农民、城市小手工业者一时青黄不接、入不敷出、生活困难时，以国有农业银行的名义提供自愿申请的“低息贷款”，扶贫帮困、度过难关，以免于社会高利贷者压榨的良法。但是，“青苗法”在大宋全国推广的过程中，有些地方官为了向中央表明对变法的支持，显称自己的政绩，为了增加国库财政收入，强令当地的士绅民不论贫富与否，都要到国库来贷款，来年还本付息且不得延误。这一下就造成了当地士绅民人神共愤、怨声载道不绝于耳了。

        三是“青苗法”正常实施极大地伤害了大宋民间高利贷者的高额收益，使人群起而攻之。当然，也不排除大宋有部分地方州府，按照正常的改革制度设计推行了“青苗法”。但这无疑彻底断绝了民间高利贷者大发横财的财路。更加难以言明的是，许多民间高利贷者本身就是大宋地方州府的各级官员和豪强地主，甚至有许多大宋中央京官也参与其中。这部分高利贷金主有事无事、添油加醋、移花接木，＂理所当然＂地争相抹黑“青苗法”的正常实施。

        公元1085年，在“青苗法”实施16年后，宋神宗刚一去世，司马光上台为相执政，就以“青苗法”一日不除则害民一日为由，第一项就是废了“青苗法”，既而全部废除新法。

        在世界经济和金融改革史上，彪炳史册的“青苗法”至此凄惨谢幕。一代改革神人王安石也于次年孤独离世，此后身背800多年“变乱祖宗法度，祸国殃民”、“聚敛害民”、“剥民兴利”的“黑锅”，直到近代1908年梁启超先生撰书《王荆公》为其正名。“乃于三代下求完人，惟公庶足以当之矣”，“以不世出之杰，而蒙天下之诟，易世而未之前者，在泰西则有克伦威尔，而在吾国则荆公”。

        所幸，由于王安石本人一生道德文章品行几乎无懈可击，＂熙宁变法＂虽然失败，但他本人生前身后及家人并未遭到清算，也算是中国古代变法史上主持变法者个人结局最好的一个人。

        纷纷易尽百年身，举世何人识道真。

        力去陈言夸末俗，可怜无补费精神。

        中华自古以来，求是求新求变，变革社会、创新制度一直就是最难的事，没有之一！法古因循倒是自然而然的大众行为，无论思想文化还是国家社会制度都是如此。

        爆竹声中一岁除，春风送暖入屠苏。

        千门万户曈曈日，总把新桃换旧符。

        也许，这就是王荆公开拓创新思想的初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