鲁迅不姓鲁，姓周；
莫言当然也不姓莫，姓管。
莫言出生于上世纪50年代，长成于70年代，
这20年是中国内地经济最困难的20年，
这20年是中国社会环境较极端的20年，
但就是这么一段动荡的岁月，
给予了莫言宝贵的经历与回忆，
打磨出了莫言不平凡的一生。
不同时期的人有不同的梦想，
如果你问当代的小学生，
他们的梦想大多是科学家，
但假若你问儿时的莫言，
他的梦想绝不会是文学家。
他说，那时候吃饭穿衣都成问题，
更别说读书写作。
10岁以前，莫言几乎没有衣服，
天天都光着个屁股蛋到处乱跑；
到了20岁，莫言也才两件衣服，
夏天一件褂子，冬天再加一件，
如果还冷，就在隙缝中塞点棉花。
所以，莫言儿时的梦想就是吃饱饭，
而这一简单而现实的愿望，
却是当时许多年轻人的最高理想。
他的文学梦起源于邻居的一个故事：
有个作家，十分腐败，三餐吃饺子。
莫言听完后，惊呆了，
因为在他的想象中伟大领袖毛主席，
每天也不过油条配上白菜炖肥肉。
“如果我当了作家，
是不是也可以一天三顿吃饺子？”
邻居的答案是肯定的。
于是，莫言的文学梦从饺子中诞生了。
莫言和鲁迅有个共同点——讲真话，
“莫言”这个笔名也来源于此。
文化大革命时，中国人有两套话语体系：
一套对外，都是假话套话，都是豪言壮语；
一套对内，都是真话实话，都是不可告人。
莫言从小被村里人叫作“炮孩子”，
因为他喜说话、传话，内容还无边无垠。
某次他看到了台湾飘来的政治传单，
“他们的楼特别好看”，
这话在当时可是十分反动，
气得父母扬言要用麻绳缝他的嘴。
于是，当他开始写小说时，
便以“莫言”为自己笔名，
想以此来劝谏自己少说话。
可是，莫言一句也没少说，
尤其是至关重要的大实话。
莫言觉得自己做得特别对，
因为作家需要讲真话。
不同时期的人有不同的梦想，
不同的人生阶段，
梦想的内容也不相同。
1984年，莫言的文学梦：
写出跟别人不一样的小说。
莫言将自己的梦境与经历相结合，
孕育了他的成名作《透明的红萝卜》。
创作过程中，莫言惊奇地发现，
现实主义并不是原封不动地搬运，
现实主义允许虚构，
可以夸张，
当然也能魔幻。
莫言开始从儿时的生活里找故事，
河里的鱼，山上的羊，变成女人的黄鼠狼，
这些生活元素成为了莫言宝贵的资源。
1985年，莫言的文学梦继续发芽：
为证实自己而写作。
当时，不少人觉得年轻作家缺乏战争经验，
认为中国的军事文学前途黯淡，令人忧虑。
莫言对此论调十分地不服气，
他认为战争资料可弥补经验的不足，
而想象力可以弥补亲身实践的不足。
正如，没吃过猪肉也看过猪跑，
没杀过人却也懂得如何杀鸡宰牛。
但很多老同志对莫言的想法不以为然，
在莫言的倔强下，《红高粱家族》诞生了，
正是那部让张艺谋、巩俐扬名的电影的原著。
莫言说，
没有战争经验的人
写出来的战争也许更有个性，
如同没有谈过恋爱的人
写起爱情来也许更加美好。
因为正是经验的缺乏，才有了想象的空间，
作品才能释放创意，内容才能天马行空。
正如在作品《红高粱家族》里，
台上台下，历史现实，完美地融合在了一起。
到了1987年，“蒜薹事件”震动了全国，
也唤醒了莫言的农民本性，
莫言决定要为农民鸣不平，
他要为农民而写作。
历时一个月零三天，
《天堂蒜薹之歌》横空出世。
朋友偷偷告诉莫言，
某些官员看完作品后扬言道：
“莫言什么时候敢到我们县来，
就把他的腿给打断。”
为什么这部作品影响如此之大，
正是由于作品的原型来源于
莫言儿时生活的村庄，
文中主人公的经历来源于
莫言四叔的不幸遭遇，
真实和真相才能让作品拥有灵魂，
才能震撼人心。
迈入21世纪，莫言想恢复作家说书人的身份，
开始向鲁迅学习，内容立意上向鲁迅看齐。
他觉得，
鲁迅的小所里仅描写了看客和受刑者，
而忽视了台上的刽子手，
这样的作品是不完整的。
莫言开始分析刽子手的心理，
结合着“文革”期间万人大会的经历，
终于《檀香刑》问世。
“不是我在杀人，而是皇上在杀人，
是国家在杀人，是法律在杀人，
我不过是一个执行者。”
“我是一个手艺人，我是在完成一件手艺。”
最原汁的生活才是最优秀的素材，
才能孕育最独特出彩的创意。
40年前，莫言因偷钢笔被父亲责骂，
“你还会用钢笔？铅笔都用不好！”
40年后，
莫言却被香港的许多大学
授予荣誉文学博士学位。
父亲得知后问莫言：
“博士大还是县长大？”
莫言用贴近生活的语言开玩笑道：
“差不多吧，相当于副县长。”
父亲听后很开心：
“这个干部已经做得很大了。”
父亲还不知道，
这个“很大的官”竟源于那顿饺子。
那顿芳香四溢，勾出了文学梦的饺子。
莫言说，
若因学术造诣而授予学位，自己受之有愧，
若因自己爱讲实话而授予，那便当之无愧。
莫言朴实的人生观，
实实在在，不掺妄言的文章
是一个作家宝贵的素质，
也是这个社会，以及这伟大的文学的品格
最珍贵的所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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