古代先贤们在他们立功立德的历程中，有很多洞烛人性的心得，这些心得借着一些传说或典籍传诸后世，成为我们在创业上最佳的懿范。
《三国演义》第六十五回谈到刘玄德平定西川之后，让诸葛亮定拟治国条件。诸葛亮主张用重典，蜀郡太守法正却认为应该“宽刑省法”，两个人对这个问题颇有争执。
法正说：“昔高祖约法三章。黎民皆感其法。愿军师宽刑省法，以慰民望。”
孔明回答说：“君知其一、未知其二，秦用法暴虐，万民皆怨，故高祖以宽仁得之。
“今刘璋暗弱，法政不举，威刑不肃；君臣之道渐以陵替。宠之以位，位极则残；顺之以恩，恩竭则慢。所以致弊，实由于此。吾今威之以法，法行则知恩；限之以爵，爵加则知荣。恩荣并齐，上下有节，为政之道，于斯著矣！”
诸葛亮这一段话说得铿锵有声，一针见血，使得法正当场为之拜服；也使得西川四十一州地面军民安靖，国盛兵强。
这个故事使我联想到有些企业经营者常常自叹自怨地抱怨:“我对员工实在够好了，我从来就不管他们，一直对他们客客气气，让他们自由发挥。这样的管理很合乎管理哲学中所说的Y理论吧？但是为什么员工的绩效还是那么差呢？”
对于这种怀疑，我想诸葛亮对法正所说的这一段话正好可以回答。
对于一向懒散惯了的员工，如果还是一味地任其懒散，或是还不断地以奖赏代替惩罚，以无为而治取代干预管制，则员工不但不会感你的放任和奖赏，倒反而会导致孔明所说的：“宠之以位，位极则残；顺之以恩，恩竭则慢。”
管理方法与治国之道一样，大体上可以说没有什么定则，尤其在领导统御方面，宽和严猛之间，更难有一定的规范可循。如何运用，要视其背景而定。
如果员工已久困于严法虐刑，那么宽和放任式的管理或许能让员工觉得舒坦自在，从而工作效率可以发挥。但是如果员工一向就很懒散。那么，一套严格的管理势在必行，才能够“威之以法，法行则知恩；限之以爵，爵加则知荣。”
明代朱元璋以相当残酷的严猛手段为自己的皇太孙打下了一个看似安定的正治环境。
朱元璋驾崩后，皇太孙朱允炆继位，手握祖父留下的大明江山，改元“建文”。他极力想要开拓一个文治盛世，以至于在即位诏书中一再阐明自己实行新政的核心是“永惟宽猛之宜，诞布维新之政”。
区别于洪武时期的“严猛”治国，建文强调自己的宽和，从治国理念到国家体制上，建文帝对洪武祖制实现了不同程度的改动，体现得最为明显的，即“重武轻文”到“尊右文教”的转型。
洪武时期存在非常明显的“重武抑文”倾向，如《大明律》中明确规定文官不能封公侯，因此洪武之后，以文官之身封爵的仅有寥寥几人，相对应的则是武官群体中大批公侯的封赏。建文帝登基后，为进一步提高文官地位，迅速建成理想中的文治帝国，特意将六部尚书升为正一品。与此同时，大开科举，又下诏举荐通晓文学之士，并任用齐泰、黄子澄等文官作为决策核心。
建文新政的一系列政策与措施，的确顺应了渐趋稳定的社会形势，从历史发展来看，对明太祖所定政策的调整也自有其必然与合理性。然而，这种宽和政策的调整却埋下了混乱的火种，加之激进的削藩策略，便成为靖难之役的导火索。
所以说，到底应该是宽和呢，还是应该严猛？这个问题值得所有的企业主深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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