写给曾经努力的自己，写给今后顺遂的孩子。
壹
当我从手术台上醒来时，几个伊朗女人正围在一起说话，刻意压低了声音，其实没必要，因为我听不懂过于复杂的波斯语。
yek，do，sei，她们合力把我抬到了推床上。我的身体还动不了，但眼睛能看，耳朵能听。身旁的护士用手拍了拍我的肩膀，我不得不收回视线，让眼珠在眼眶里转了几圈，努力不使眼泪掉出来。
庄先生跑过来握住我的手，没有说话。我也不敢看他。推床的人又专心于工作，一时间，大家都有点沉默，只有交错的、凌乱的脚步声。
医生交代我要多吃点甜的东西，庄先生于是从医院的便利店里买来了菠萝罐头。味道很像小时候在国内吃过的那种，黄桃的或者橘子的，反正就是很甜。他看着我吃，问了三遍够不够甜，还要不要。我有点发狠，大口地吃，倒像是被饿了好多天。
没多久，给我做手术的医生手里拿着一个小罐子，招手让庄先生过去，两个人在门口嘀咕了一会儿，过程中都瞄了我几眼。回来的时候，庄先生放缓声音说，没事，还不成型呢，连生命都算不上，就是问一下我们要不要带回去。
听了这话，因为菠萝罐头好不容易缓转的情绪又上来了，我有点闷闷的，也不知道怎么做决定，这东西拿了又要做什么。庄先生站起来给我递了一勺菠萝，没关系，我没要。
这件事发生在2012年，具体哪个月份我已经记不清了。奇怪的是，我记得菠萝罐头，记得粉色的病服，记得看起来卖相不佳吃起来也不对胃口的病员餐，唯独忘记了时间。
贰
趁着回国休假，和庄先生去医院做了检查，一切都很正常。我一边把这次的胎停归结为优胜劣汰，一边又千方百计想要找到一个可以自责的理由。
时间按部就班地往前走，备孕的计划暂时被搁置下来。心情和身体一样，需要一段时间才能真正恢复。
2013年的五一，我约了几个朋友去云南玩。等发现自己有可能怀孕的时候，我正站在玉龙雪山的山脚。
那一天，风很凉，还在下雨，拥挤的人群正排着队准备领上山要穿的羽绒服，推推搡搡的，也有一些人坐在休息区吃泡面，空气里都是刺鼻的潮气。朋友劝着说，也许是玩累了，所以周期不准。这是常见的情况，但是我仍然决定守在山脚等她们回来。现在想来，可能从那个时候开始，我和小乙哥之间就有了某种默契，我需要保护他，万分小心地，不能走错一步地，保护他。
从玉龙雪山回来，好不容易在小镇上找到一处药店，验孕棒很快证实了我的猜想。自责和忐忑占据我的情绪。前一天骑马颠簸了好几个小时，上山又下山，会不会已经伤害到他？带着这样的犹豫，我去了最近的医院。等待血检结果的过程是漫长的，有很多个瞬间我希望是验孕棒出错了，但很显然，越不想发生的事情反而越容易成真。
不在预料中，却仍然是件好事。同行朋友的手机掉进了医院的厕所了，我不管了；难得聚在一起游玩的欢乐我也不要了。我决定即刻坐飞机返回杭州，得到消息的庄先生高兴加担心，执意将机票改成了商务舱。
这还是我第一次在国内坐商务舱，除了位置大一点，服务员时不时地来询问我吃不吃东西外，其实也没有什么太大的不同。飞机在云层之上穿梭，透过舷窗，能看到棉花糖一样蓬松着的纯白色的云，穿过时，却很稀薄，几乎没有颜色。阳光斜斜地从舷窗照进来，不知道离太阳近了那么一点，是不是也强烈了那么一点。
当时的小乙哥在我肚子里还只是个极小极小的点，我却已经习惯把手护在肚子上，给自己一份安心。当然，坐在飞机上的我并没有预料到，接下来要走的路是那样的艰难。
叁
到了杭州后，第二天，又去抽了血，医生对照前一天在云南那家医院的单子，摇头，说HCG数值变化不大。第三天再抽血，如果没有翻倍，说明这个……他说到这里的时候，视线从快要划落的黑框眼镜里透出来，顿了一下，继续说，说明这个质量不好，顺其自然，让它优胜劣汰。
优胜劣汰，又是这个词。说起来理所当然，就像是今天下雨、明天起风一样稀松平常。但是失而复得又得而复失的挫败感让我的心情一下子跌落到谷底。我坐在诊室门口，看着挺着肚子的女人们在我跟前晃来晃去，恍惚间和老家那些从外地过来打工的女人重合在一起，她们总是在生孩子，一个接一个，看上去就和母鸡生蛋一样简单。
第三天的血检结果果然在医生的预料之中，HCG的数值并没有明显的翻倍。医生拿着报告皱眉，轻飘飘的一句“不好”似千斤压在我的心头。给远在伊朗工作的庄先生发了消息，他只能尽量地安慰我，说没有关系，下次一定会好好的。下次？算上这次就两次了，第三次还能好吗？
这个时候我接到了表姐的电话，她是杭州某知名中学的老师，她说她有一位学生家长是非常有名的中医，建议我带上报告再去看一下。“死马当活马医”，当时我是带着这样的心情去的。
那时候国内还不太注重病人的隐私，医生的诊室里永远都等满了人，只要有人在医生面前的凳子上坐下，剩余的人就开始听病，不光听，还要提出自己的意见，分享自己的经验。虽然是出于好意，总觉得这么私密的东西被窥探，有点不舒服。再加上向来不太喜欢走后门，我在人堆里踌躇了好几次，终于鼓起勇气在一个病人起身离开，另一个病人还没有坐下的空当，插了一句：您好，我是某某的表妹，能给我加个号吗？话音刚落，围在四周的人齐刷刷看向我，人家未必有什么意思，我的脸却涨得通红。问题是这个医生大概看惯了各种关系户，对于孩子老师的表妹这个身份，并没有表现出特别的热情，示意她旁边的小助手写了张加号的纸条，就打发我去了。
她在看报告的时候也没表现得过于关心，皱着眉头，摇头，很肯定地说：“不行，这个肯定不行。”问她还有没有保胎的可能，还是摇头，并且很严厉地在诊室里环视了一圈，发表了一通关于保胎不好的言论，什么样的情况适合保胎，什么样的情况不适合保胎，然后又回过头来对我说，HCG翻倍不好是胎儿自身情况不好，绝对不能保胎。绝对。
我也不同意保胎，如果我不是亲历的人。
肆
在和庄先生商量之后，我们决定在杭州的一家私立医院保胎。
私立医院接收了我之后，医生其实也是反对保胎的，给出的理由一样。她拿出一张纸，让我签字，大意是，因为保胎引起的任何问题她都不负责任，也和医院没有关系。尽管医生说这是例行规程，给我的感觉是，这个字签下去，从此以后，我和小乙哥就会祸福相依，好是运气，不好也只能自己担着，像一场豪赌。脑子里因此出现过很多画面，可怕的，能让人后悔一辈子的画面，当时如果不是庄先生坚定地支持，如果不是害怕再一次的失之交臂，会让我失去生育孩子的信念，我想我也许就放弃了。
说是保胎，其实主要是打HCG的针，从一周两次慢慢减到一周一次，一直到一两个月后，营养完全由母体供给，才停掉。因为子宫环境并没有异常，也不需要躺卧，但是还是尽量小心。当时我的母亲特意从老家赶过来照顾我，可以说，整个孕期，我连地上掉了什么东西，都没有弯腰捡过。
每次孕检是最难过的，因为数据出来，永远都和标准差了很大的距离，医生永远都在摇头，永远都在说“不行”。检查前几天，我就开始焦虑，拿出上一次的检查报告，翻来覆去地看那些数据，再拿出标准对上几百遍，默默地祈祷这一次的检查能达到什么样的预期。
患得患失，是那个时候最常见的状态。前一秒还在为孩子的胎动欢欣，后一秒又变得异常低落，起因也许只是五分钟没有胎动或者那一天没有呕吐的感觉。
其实从怀孕到小乙哥出生，我都没有特别明显的孕吐情况，印象里就只干呕过两次，母亲见了开心，告诉父亲，我又告诉庄先生，庄先生又告诉婆婆，大家都能高兴上一整天，这么稀松平常的事，现在想来觉得好笑又有点心酸。
任何一项检查都是过关斩将，NT和唐氏筛查结果正常让我放了大半的心，但羊水过少的问题一直困扰着我，仿佛一颗隐形的炸弹，随时都可能爆炸。
伍
孕中后期的时候，羊水过少的问题变得很明显。那个时候我已经回到老家养胎，医生的话一直牵着我的情绪，让我没有一天真正地松快过。
医生告诉我，羊水少的问题可大可小，因为没有办法检查出来。我也是那时候才知道，所谓的羊水，是孩子喝进去，再尿出来，达到一个平衡。羊水过少，很大概率是孩子的泌尿系统有问题，但是具体是什么样的问题，不得而知。
像是一个盲盒，不到最后一刻打开，不知道迎接我的会是什么。
就这样怀着忐忑的心情，我接受了医生的建议：短时间大量饮水。关于这个方法，有些医生说有用，有些医生说没用，而我已经摒弃掉自己作为重点大学毕业的大学生所应该具备的常识，只要是有一点点几率和希望，都愿意去尝试。
于是每天我强迫自己在2个小时内喝掉4000毫升的水，也就是以前那种普通的家用热水瓶一瓶半到两瓶的样子。我真的很认真地喝掉这些水，以至于生完孩子之后的很长一段时间里，看到水就会反胃。
尽管这样，在怀孕28周去产检的时候，医生告诉我子宫里的羊水只剩下一小勺，小乙哥已经出现了很严重的缺氧现象，必须要马上中止妊娠。
那个时候庄先生还在伊朗工作，接到消息后用最快的速度赶回国内。事后，他和我说，在从机场到医院，坐出租车的这段路，他一直在哭。
这件事情真的拖得太久了，像是走钢索，提心吊胆了一路，眼看着快要到达对岸，钢索突然就断了，我像是松了一口气，又觉得喘不过来的难受。只要一想到小乙哥在我的肚子里像一条搁浅的鱼，连呼吸都很困难，我就万分后悔当初做出的保胎的决定。
再次进入手术室，我的全身都是冰凉的，不停地发抖。医生和护士边做手术边在轻松地聊着天，对我来说仿佛是另外一个世界。尽管打了麻药，我没有感受到疼痛，但因为害怕小乙哥会有无法让人接受的情况，我一直在发抖，导致医生最后不得不发话：“你不要再挣扎了，再挣扎下去，肠子也塞不进去了。”
小乙哥从我肚子里被抱出来的时候，马上就哭了，哭声很响亮。护士平静地报着他的数据，评分和体重。然后抱到我眼前：“1.5千克，看着小了点，应该是个男孩，给你看一眼，马上要送去保温箱。”
我没有戴眼镜，根本就看不清楚，只记住了发紫的脸以及护士口中那句“应该是个男孩”。
陆
事实证明，关于羊水的问题还是出了大问题，医生在孩子的性别栏里填了“未知”。小儿科的几个专家过来会诊，认为是尿道下裂。但需要染色体和腹部B超的佐证。
因为染色体检查需要时间，庄先生想到曾经在私立医院额外做过一次胎儿的染色体检查，当时是把样本送到香港去做的，只是因为规定并没有告知我们性别。联系之后，调来了报告，所有人吊着的心才算放下来。小乙哥是男孩子，只是没有发育好而已，并不是“未知”的情况，可以通过后期手术修复。
事后，母亲和我提起这件事。她说，当时庄先生已经避着我做了决定，如果真是“未知”的情况，活下来也是遭罪，孩子就不放保温箱了，带回家顺其自然，对我只说没有抢救过来就好。忽然就很心疼庄先生，要多么艰难才能做出这个决定。如果事情最终是这样的结局，我和他又该为当初固执的决定付出怎样沉重的代价。
没想到，小乙哥竟然很坚强，比同孕周早产的孩子情况要好很多，能够自主呼吸，所以没有上呼吸机，也没有进入高压氧舱，视力因此未受影响。他在保温箱里一共呆了21天，庄先生每天有一次探视的机会，每次他都能带来一点点好的消息，比如今天比昨天多喝了5毫升奶、今天比昨天重了0.1K。等到出院，小乙哥从出生时的三斤长到了四斤。
带回家是一月份，最冷的时候，因为心疼他的弱小，两位母亲做主，把他裹得密不透风。小小的脸从包被里露出来，吐着舌头，哪里还能记得他出生时满面青紫的模样。
但是又有新的问题出现了，小乙哥一直没有通过听力筛查。在他六个月大的时候，我和母亲决定抱他去上海做检查。因为需要绝对安静，所以检查前必须喂服镇静剂。药剂似乎不好吃，费了好大的劲才喂进嘴里，一放到检查台上就又醒了，又喂镇静剂，又哄睡，又醒，这么来来回回折腾了几次，几乎磨光了我所有的耐心和好脾气，也让母亲无端地承受了我不少怒火。现在想来还是觉得很愧疚。
经过几次检查，确定小乙哥的右耳几乎没有听力，医生建议佩戴助听器。
柒
确定右耳没有听力的时候，小乙哥才八九个月大。也许因为左耳听力正常的缘故，他对声音还是有明显反应的。但是因为还不会说话，我也没办法确定他是否真的能听见，听力缺损的程度会不会影响到语言的发展，保险起见，还是让他佩戴了助听器。
那时候，一不留神他就会把助听器抓下来，看我们手忙脚乱地捡起来给他重新戴好，他又觉得好笑，咯咯咯笑个不停，更是把这件事情当成了一个游戏。因为助听器被压到时会发出很刺耳的轰鸣声，我也没有让他爬，大部分时间都抱着。一直等到十八九个月，他能够清晰地咬字，我才真正放心地把助听器拿下来。
接下来的日子，除了因为身体很弱，经常需要带着跑医院外，小乙哥在成长上和其他孩子并没有很大的不同。淘气的时候淘气，听话的时候听话，叛逆的时候叛逆，贴心的时候贴心。曾经有一个朋友在听了小乙哥的故事之后，断言，我们夫妻俩大概是上辈子拯救过银河系，在强行保胎的情况下还能生出健康的孩子。
是的，小乙哥是一个健康的孩子，他现在刚刚过完八周岁的生日，尽管经历了三次手术，他的尿道下裂问题还没有真正的解决，我仍然觉得很庆幸，庆幸我曾经为了让他留在这个世界上所做的努力。
上学期末，学校老师过来家访，她说小乙哥很聪明，但是我这个做妈妈的太佛系，对他的要求应该高一点，这样小乙哥会变得更加优秀。可是我想，他可以平安顺遂地活在这个世界上，已经是一件很美好的事了，不那么优秀又有什么关系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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