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载于2020.6.16《山西晚报》）
《诗经·唐风·山有枢》
山有枢，隰有榆。子有衣裳，弗曳弗娄。子有车马，弗驰弗驱。宛其死矣，他人是愉。
山有栲，隰有杻。子有廷内，弗洒弗埽。子有钟鼓，弗鼓弗考。宛其死矣，他人是保。
山有漆，隰有栗。子有酒食，何不日鼓瑟？且以喜乐，且以永日。宛其死矣，他人入室。
隰指低湿的地方。枢、榆、栲、杻、漆、栗，皆为树木名。
这首诗的大意是：高山有高山的植被，湿地有湿地的植被。你有衣裳舍不得穿，你有车马舍不得驾御；你有庭院房室，却不洒扫利用，你有钟鼓乐器，却不敲不击；你有美酒佳肴，何不鼓瑟宴飨、喜乐永日。有朝一日你不在人世，一切便归他人享用。
关于此诗主旨，《小序》曰：“刺晋昭公也。不能修道以正其国，有财不能用，有钟鼓不能以自乐，有朝廷不能洒埽，政荒民散，将以危亡，四邻谋取其国家而不知，国人作诗以刺之也。” 此说难以接受。钱钟书说：“此诗亦教人及时行乐，而以身后危言恫之，视《蟋蟀》更进一解。”
这首诗其实是针对晋人的节俭、守财的性格有感而发，当然是针对有一定地位的晋国的大人、君子而言。由此可以看出节俭、守财是晋人的历史性格，古时候晋人是这样节吝，到如今节吝仍是晋人的最明显的特征。老西儿（老醯儿）的称呼，呼出了晋人节吝的整体形象。“甚爱必大费，多藏必厚亡”，节吝、守财的结果往往事与愿违。
特定情境下，历史性格有时也会有某种变异，山西煤老板作为群体形象，彻底决裂于晋人老西儿的形象，算作遗传中的变异吧。
这首诗旨在规劝守财奴要懂得享受生活，而不应苦行僧般守着物质财富不知享用，死后一切拱手归于他人。“子有钟鼓，弗鼓弗考。宛其死矣，他人是保。”道理很浅显，诗意很直白，虽然立意不高，有些自我主义，教人及时行乐，但是符合普罗大众的心理和思维，符合村野民夫劝喻他人的口吻。
同一地方的人，总有许多的相似性，心理、气质、思维、性格甚至长相，老话说：一方水土养一方人。说的理论一些，人的心理行为受制于生物遗传、地理环境、社会环境，所谓“居楚而楚，居越而越，居夏而夏，是非天性也，积靡使然也。”自己作为土著晋人，传承着祖辈节俭的性格；至于守财吗，在家里不掌管也不过问钱财。节俭，是对自己吃穿用度的行为操守，是一种美德；吝啬，是对他人的态度，舍不得让别人利用自己的东西，缺乏互助、友爱、奉献精神；节俭加吝啬就是守财。
节吝守财，人为物累；及时行乐，神为欲伤，均不可取。正确的态度应该是：备物致用、物尽其用；享受生活、追寻幸福。
备物致用、物尽其用，就是发挥物质财富应有的效用，否则是一种浪费。钱财是生命的一种势能，所以叫做财势。一个人如果懂得并发挥好钱财的效用，生命必定会更加飞扬。但要把握住，不要走向极端，财令势张，势令智狂，狂令人亡。古人说“财与命相连”，和命相连的东西太多了，为什么单单说“财与命相连”？无非因为财与命的关系超过其他一切，物质的基础和决定作用古人比马克思更懂。
享受生活、追寻幸福，既追求物质享受也追求精神享受，但这终究属于个人享乐主义，因此要有节制。不陷入节吝也不惑于纵欲，爱自己也爱他人，让自己的生命丰盈但不自私。星云大师将人生快乐分为四个层次：物质生活满足的快乐、精神上富有的快乐、生活艺术化的快乐和信仰生活带来的快乐。美国心理学家塞利格曼则区别了三种快乐：享乐的快乐、参与的快乐（对家庭、工作、爱情与嗜好的投入程度）、意义的快乐（发挥个人长处，达到比我们个人更大的目标）。并且认为，享乐带来的快乐最为短暂。他说：“有太多人以追求享乐为生活的目的，但是参与和意义却远比享乐重要”。哲学家长期以来一直对快乐作两种基本形式进行区分：一种是‘享乐主义’形式的快乐，它代表着个人的愉快体验，另一种是更深刻的‘幸福论’形式的快乐，它超越了单纯的自我满足，它来源于朝着崇高目标和重要意义而奋斗。因此，要给个人享乐以正确的定位，要知道“只有利他的生活才是值得过的生活”（爱因斯坦），这最终才是人生应追寻的幸福之源。
网友评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