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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25年,23岁的沈从文认识了21岁的丁玲。他们的认识,是因为丁玲当时的追求者胡也频的绍介。沈因为投稿而与胡相识。丁因为胡说沈长得很好看,就与胡一起去走访了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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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年,丁就接受了胡的追求。这并不妨碍沈依然与胡丁夫妇的友谊,虽然他与胡丁二位政治见解渐行渐远。胡也频与丁玲当时很年轻,经济拮据,生活中经常为了一些小事而吵架。沈就经常居中调停劝解。
沈从文后来经过徐志摩的介绍去胡适做校长的中国公学教书,从而认识并顽固地爱上了自己的学生张兆和。沈苦苦追了张四年,用几乎一天一封的马拉松式的情书,追到了这个“正当最好年龄的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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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期间,丁玲和胡也频的婚姻生活并不尽如人意,丁玲曾经出轨过她的日语私教同为左联的冯学峰。不过后来还是选择和胡也频在一起。
1931年,上海,胡也频因为从事革命活动被军统抓捕。沈从文陪着丁玲北上南下,求胡适,央张群,托蔡元培,请徐志摩,延邵力子,见陈立夫,一直忙于救助胡也频。最后,中统的当家人对他们说,如果胡也频答应出狱后留住南京,他可以帮忙试一试。这一条件被丁玲坚决拒绝。她说胡也频不会答应这样的条件,她也不会希望看到丈夫答应这样的条件。没多久,胡与左联另外四个青年作家一起被害。胡去世时身穿的,正是他被捕前沈送给他自己御寒的海虎绒棉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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胡也频遇害后,丁玲的处境也很危险。沈从文冒着极大的风险。以“丈夫”的名义做掩护,将丁玲母子护送回湖南老家。因为路途遥远,行程艰难,待他返回时,已经错过的开学的日期。沈也因此失去了赖以为生的武汉大学的教职。
1932年,沈在去探望张兆和的途中,顺道探望了丁玲。那时丁已经和冯达同居。沈认识冯达后并无好感,对丁玲说他脸那么白,怎么像干革命的呢。未料一语成谶,冯达后来被捕叛变还出卖了丁玲。丁于1933年被中统秘密逮捕。当时在青岛的沈,联合了三十多位知名人士营救丁玲,对丁玲后来被释放起到了一定的作用。当时他误信丁玲去世的传言之后,还写下了十一万字回忆丁玲的文章。孰料这文章在1949年后为沈丁交恶埋下了最大的伏笔。因为他的文章里提到了冯达,作为叛徒的冯达一直是丁玲政敌整治丁的把柄。而且据说,丁玲在被捕后被软禁的三年里与冯达依然保持着同居关系。
一方面沈努力参与过营救丁玲的工作,但另一方面,他又极力想和“左联”划清界限。沈几次回湖南,均未去探望丁玲的母亲和孩子。冯雪峰曾想保释丁玲,由“左联”筹钱,请沈从文出面,沈从文没有答应。这些后来也造成了丁玲认为沈从文为德不卒不够朋友的恶劣印象。
1949年后的初几年,丁玲贵为中国作协副主席,而沈被定性为反动文人,几乎丧失了写作的权利,两人的身份地位霄壤之别。出于立场不同,丁对精神压力巨大的沈着意疏远,没有了当年老友的亲密。不过,在那些岁月里,丁还是出手帮过沈几次的:
1949年3月28日,被剥夺写作权利的沈从文实在痛苦无望的时候,选择了割破颈项吞喝煤油。后来虽然被抢救回来,但从此脖子上却留下了“刀割的痕迹”。丁玲与几个朋友去看望他并劝慰道:“不要再疑神疑鬼,共产党怎么也不会整到你的头上。你一样可以写你的文章。”还给了他200元钱,相当于一般工人几个月的工资。
还有一次是1955年,沈从文感觉实在不堪承受历史博物馆的工作,觉得“体力和精神都支持不住,只有倒下”,遂再度写信向丁玲求助。当时丁玲已经在政治上吃了下风,正受批判,但还是尽了努力,调沈到故宫去工作,只不过沈后来没去。
但这种帮助也是有限的,貌似一个成功者对落魄者的怜悯,而不像朋友之间的帮助。六十年代的一次文代会上,早已被打成右派的丁玲已经失势,与会者鲜有与其搭讪,独坐角落,格外孤单。期间老舍看到丁玲后与之招呼,丁起身热络与之交谈。但会场之后,沈从文在路边车站等着要跟她打招呼寒暄,丁玲态度冷漠,不屑一顾。彰显了“我虽然是右派,但与你反动文人还是不同”的孤高心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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之后,为了去除沈从文当年在丁被捕后所写回忆丁玲文章对她的不利影响,丁玲写了一篇痛骂沈从文的文章,题为《也频与革命》,登在《诗刊》上。文章中她直截了当地称沈从文为“贪生怕死的胆小鬼,斤斤计较个人得失的市侩,站在高峰上品评在汹涌波涛中奋战的英雄们的绅士”。斥称沈当年的《记丁玲》是一篇“编得很拙劣”的“小说”。两人几十年友谊的小船翻覆。沈因此在他十二卷《沈从文文集》中删去了《记丁玲》与《记胡也频》。耄耋之年,文联活动聚餐时,沈也拒绝与丁同桌,恨恨地表明不能与骂过自己的人一起吃饭。
这段恩怨情仇一直到两位去世,也没有再解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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