虽然我们都是迟早要与自然合为一体的，可是在我们还活着且尚有记忆的日子里，我们的一部分记忆是要留给那些死去的亲人的。没有他们，哪有我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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外祖父母 · 扫墓
因我在外婆家出生，最早入我生命的人必定是外婆家的人。据我母亲说外婆怀胎十二次，活到成年的孩子只有六个。这六个孩子中我母亲排行老四，一个哥哥、两个姐姐，还有两个妹妹。据说有科学证明，总体来讲，所有动物都会自动根据婴儿的存活率来调节怀胎的次数。我想大概人也一样吧。虽然我们人有高级的智能和复杂的社会体系，就人而言，我们可以说很多东西是人为的干预，譬如管理者阶段性地执行强制性节育，或者又阶段性地对生育进行鼓励，可是从宏观来讲，人为干预也是出于人做为动物本能在某一段时间的特定需求所致吧。总之，外婆生活的那个年代没有宏观人口调控的政策和手段，外婆的一生很辛苦，我的母亲很幸运（才有了后来我的幸运），母亲被生出来，且活了下来。
我问过母亲，那个时候孩子是怎么生下来的。母亲说，临盆的时候，准备一把剪刀剪脐带，准备很多很多草纸垫在床上，床边放一盆水，一些布，床下放一缸子柴火灰上面也铺上几张大大的草纸或者旧布，就好了。我对这些东西基本都能理解，但是不理解那一大缸子柴火灰是干什么用的。母亲说，是产妇大出血时用来吸血的。如果孩子生下来后产妇血流不止，就坐到大缸子里，任体内那个血哗啦哗啦去留，透过纸或者布被吸到柴灰里去。我想也有道理，一码归一码，即使产妇如此大出血死去了，也没必要白白搭上那张床吧。
生命何其可贵而艰难，又何其脆弱和偶然，可想而知。
我对外祖父母的记忆，最深刻的事情是他们的离去，我在几年前写过一篇《对死亡的记忆和思考，生的动力》，此处不再多写。
活过的外祖父在我的记忆中长得清秀俊美，日出而作，日落而归，热天赤脚或者穿着草鞋，头戴斗笠，雨天穿双木屐，再穿个蓑衣，想起来似乎是远古的画面，但确实那是很清晰的上辈人的日子。那些个东西我都试过，如今类似的物件可能有些还偶尔会在某个博物馆里面躺着，也许还可能在某一个虚拟的游戏里能找到它们的影子。对那些画面最清晰最亲切的写真对我来说是七十年代叶佳修创作的《乡间小路》。我十几岁时听到这首歌
走在乡间的小路上
暮归的老牛是我同伴
蓝天配朵夕阳在胸膛
缤纷的云彩是晚霞的衣裳
荷把锄头在肩上
牧童的歌声在荡漾
喔呜喔呜他们唱
还有一支短笛也在吹响
笑意写在脸上 哼一曲乡居小唱
任思绪在晚风中飞扬
多少落寞惆怅 都随晚风飘散
遗忘在乡间的小路上
心里对这位音乐诗人佩服得不行，太厉害了。叶佳修老师出生于台湾花莲，他写这首歌前肯定没有到过湖南，怎么就能如此形象真切地描述千万里之外我的上辈人经历过的农耕生活呢？可见这是因为我们拥有共同的土地。这土地滋生世间万物，包括人类的情感。不管在哪里，相距多远，它都可以如此自然深刻地维系着人类相承的血脉、相似的情感。如今不管我们作何思考和评价，在我见到的现实的生活里，中华的集体历史进程似乎已经翻过了传统的农耕一页。这也让我更加感激逝去的时光有这样美好的词曲记载。无论何时何地我听到这首歌都会想起童年时留下的对外祖父的记忆和母亲描述的她和她后来逝去的弟弟儿时在山上看牛的日子，那无法形容的温馨和忧伤直入我心。
九十年代初回老家时留下的照片。往事如昨，无限怀念。
外祖父农闲时喜欢拿个烟斗，围着火炉啜口小酒和女婿们聊天。在我的记忆中，最喜欢和他聊天、似乎也最得到他的欢喜的是我的父亲和二嫷父。他们那些炉边的闲聊对我的人生有何影响？谁知道呢？也许我的喜欢絮叨就是那时候埋下的种子，或兴许我的相对洪亮的嗓音也来自外祖父？这已经不得而知。
活过的外祖母在我的记忆中一直是双目失明的。隐约中我好像在太阳底下给她剪着指甲，她在星月光下给我不停地摇着蒲扇。其余对外婆的记忆少之又少，可是她却给我留下了不可磨灭的基因。
听母亲说我二哥才两三岁的时候，有一天外祖母额头部位头痛并呕吐不止，躺床上去睡，痛了一夜后第二天起来可怜的外祖母的眼睛从此再也见不到光明，再也见不到世间的一切，包括她的亲人，包括几年后才出生的我。那是急性青光眼。发作后如果二十四小时内不把病人的眼压降下去，眼睛就会不可逆转性的失明。我母亲七十八岁那年也经历了这样的症状，平时从来不肯去医院看病的母亲突然想起她自己的母亲当年双目失明的情景，马上打电话给我哥哥送她去医院急诊。庆幸当时抢救及时母亲的双眼得以保住。
我相信外婆基因的强大，母亲得过青光眼，我也迟早会遭遇这样的症状的。但我很幸运，因为外婆失去双眼视力的痛苦经历提醒了母亲，而母亲差点失明的经历又时时提醒着我，这样我就可以提前做好准备而不至于在我的晚年去遭受同样的痛苦。如此，我真切地感到自己和外婆血脉相连。
我这样写着，心里对外婆内疚不已。因为外婆生前是最讨厌人叫她“外婆”的。我上小学后，她曾经在我益阳城里的家里住过一段时间。有一天她坐在床边，有客人来了，客人意识到我外婆在，赶紧打了一个招呼，说“喔，外婆来了” 。我外婆，失明的眼神里依然带着亮光，她的头不紧不慢地朝说话声音的方向说，“什么叫外婆？什么是外？什么是内？”
那是我人生第一次意识到在一个大家庭里，在中华源远流长的文化里，男女之别会在称呼上体现出来。似乎外婆那轻声的驳斥是我平生听到的第一声响亮的女权的呼声。可是她一个眼瞎老太微弱的声音何以抗衡自古至今那强大的男权的传承？那一幕、那一呼声留给世界的唯一的影响，兴许就是我至今留存心底这永不消逝的涟漪。
在我们的家乡话里，父亲的父母叫“嗲嗲”和“翁妈”，母亲的父母叫“外公”和“欸媘”（读“Ai Jie）。基本上这些称呼就对应着“爷爷“和“奶奶”，“外公”和“外婆”吧。因为外公外婆不喜欢被使用任何不平等的称谓，我和所有的表兄弟姐妹从小对外公外婆也都是以“嗲嗲”和“翁妈”相称的。从这点上来讲，我母亲这边的一大家子人也已经很算是反传统的了。尽管如此，外祖父母抚养了五个女儿一个儿子成人，可是我唯一的亲爱的舅舅，虽然他是一个最好的继父，也有一个最好的继子，但是他没有留下亲生的姓李的孩子，因而在当年的社会环境里，我的外祖父母，虽然曾经有过十二个胎儿，有一大堆叫“嗲嗲”“翁妈”的外孙儿女，他们的膝下毕竟没有一个能传承他们的姓氏和“香火”的孙辈。
我无法去刻骨铭心地评论他们的心痛。当年年轻气势的我（包括现在这个完全相信男女平等的我）很想说，女孩有什么不好？女孩子哪有一样比不上男孩？一个称谓又怎样？可是，可是，后来我为外祖父母心痛，并深感自责却不能作为时，是他们故去很多年以后的清明上坟时。
我姓龚。我的父亲姓龚，我的祖父和曾祖父当然也姓龚。我的名字，做为龚家的一员被列在龚家的家谱里，虽然我只是一个不争气的离过婚的孙女，但我毕竟也还是龚家的孙女。每次回家我都跟着龚家的人去到龚家的祖父母以及曾祖父母的坟头上坟，上坟的时候我们除草、拔树，点上蜡烛跪拜祷告。当我在震耳欲聋的爆竹声中看着徐徐的烟火和香火一上一下地飘浮着，我也由此知道了中华上下几千年文化里上坟和延续香火的实际含义。
那些土坟，如果一年无人去拔草休整，便会完全被半人高的野草和一人多高的竹子覆盖。再过一年，最多两年，它们变会变成萋萋的孤坟，然后，再过几年，它们很有可能就变成了山丘的一部分，后人再也无法寻觅。那样的坟上不会有烟火和香火升起。而那坟里曾经埋过生命那样一件事情，也更是不会有人在意的。“死去何所道，托体同山阿。” 没有言语比这句诗词能更好地描述一切生命的共同归宿。最终我们都将与自然完全融为一体，不见踪影，谁也不必在意我们是否曾经来过这个世界。
可是在活着的人尚有记忆的日子里，我们的一部分记忆是要留给那些我们死去的亲人的。没有他们，哪有我们？于是那些亲人的墓地或者一些他们活着时用过的东西便通常是我们思念的寄托和信物。我们自然希望那些东西能保留得长久一些。可是，没有儿孙来扫、来续香的那些坟墓，终究是会要比别的坟墓荒芜得快很多很多的。女人们嫁出去了，婆家就是自己的家。她们不用再记得自己的姓。她们的姓是夫家的姓。她们不用去扫娘家的墓。她们是娘家“泼出去的水”。
因而，虽然外祖父母是我此生最早见到的人之一，自从我长大离家，我就很少很少去给外祖父母上坟。不是我不想去，但是入乡随俗，那个强大的“俗”每年都把我们有限的清明时间绑住，且那躺在某个山顶的外祖父母的土坟已经没有我和哥哥们能单独找得到的路。外祖父母虽然外孙（女）满堂，我终于理解当年外婆轻声的抗议“什么是‘外’，什么是‘内’？”
前些年，我和哥哥们过年时回李家坪的老家，也去给我相继刚走不久的舅父和二嫷娘上坟，见到儿时的一个表姐，二嫷娘的二女儿雪娇，哥哥们说我们想去給外祖父母上坟。雪娇姐姐拿着一把镰刀在前面开路，凭着她年轻时的记忆和砍柴火的超强技能一边上山一边砍着两边的茅草，带我们翻山越岭终于找到了外祖父母的坟墓。我非常惊喜地看到外祖父母的坟墓，虽然周边已经丛林茂密，墓的本身却并没有被荒废。我听说离得不远的表哥(们)还是坚持隔年来扫墓的。外公外婆的墓地高高地立在群山之顶，俯瞰外公当年看牛耕田的村庄和一望无际的丘陵池塘，我心想，这应该是他老人家高瞻远瞩特意挑选的风水宝地吧。这里人迹罕见，但愿外公外婆的长眠永远不会被外界干扰，但愿他们的灵魂早已得到真正的永生。我和哥哥们都无比释怀且欣慰地跪拜，又连忙打电话告诉母亲，电话里年迈的母亲的声音因激动而颤抖。
（未完待续）
第一稿
2018年8月，上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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