唐朝武则天时代，发生了一起凶杀案，在当时社会引发了一场大讨论，从草根到庙堂，乃至皇帝，都为此事儿的处理操碎了心，最后还作为典型案例附加进了《唐律》。
事情的经过大致是这样的:
一位因公出差，在某地方驿站休息的御史老爷，被驿站里的一位服务生给杀了，该服务生作案后，神情镇定坦然自首，并且主动说明作案动机。
原来御史老爷当年在一个小县里当公安局长的时候，杀了服务生徐元庆的父亲徐爽，这么多年来，徐元庆一直处心积虑的等待仇人出现，为父报仇，最后终于得偿所愿，死而无憾了。
唐朝是有法律的，而且初唐对法律还很尊重，如果机械的根据条文，此案事实清楚，证据确凿，判决并不为难，以命偿命，秋后问斩即可。
然而，这事曝光之后，不但民意汹汹，而且朝廷内部对此也是议论纷纷，正所谓杀父之仇不共戴天，手刃仇人天经地义。
还有比普通法律更大的权威，儒家经典《礼记·檀弓》上说得明白:
子夏问孔子，该如何对付杀害父母的仇人。
孔子说，睡在草垫子上，以盾为枕，不追求世间的功名利禄，不能与仇人生存在同一个地球上，不管在哪里遇到仇人，都应该立刻上前与之拼命，哪怕赤手空拳没有兵器~~~
原文是:子夏问于孔子，居父母之仇，如之何？
夫子曰，寝笘，枕干不仕，弗与共天下也，遇诸市朝，不反兵而斗~。
类似的话在《礼记·曲礼》上也有:父之仇，弗与共戴天，兄弟之仇，不反兵（不反兵就是赤手空拳也别回家拿家伙，撸起袖子直接上），交游之仇，不共国（对于杀害朋友的仇人，不能和他生活在同一城市）。
这么一来，事情就不好办了，天理人情与国法产生了冲突，怎么办，法律原则并没有错，而且被杀的还是朝廷大员，儒家经典虽然强大，但毕竟和现在中国的宪法一样，属于虚位法，并不适用于具体的司法操作。如果没有合理的解释，唐律的权威何在。
这案子兜兜转转递交到了武则天的手上，武老板思前想后左右为难，杀或不杀各有利弊，最后想了一招折衷的方案，就是先判有罪，然后皇帝下旨特赦。如此一来，似乎天理国法人情都兼顾到了，法律的权威维护了，汹涌的民意摆平了，徐元庆也能捡回一条命，至于被杀的御史老爷只能自认倒霉，武老板给他家多发放点抚恤金，也就搞定了，皆大欢喜啊。
但这个时候出现了反对声音，就是写下千古名篇，前不见古人后不见来者，念天地之悠悠独怆然而涕下的陈子昂先生来了。
他说，不可。
杀人偿命和杀父之仇不共戴天一样，都是天经地义，不能因为后者而忽略了前者~~用今天的话来说，就是和谐稳定很重要，但不能以它的名义破坏公正法治和稀泥~~
武老板说，那咋整，你能你办啊？
陈诗人就提了一个怎么看都有点二逼，但仔细一想还蛮合情合理的主意，把徐元庆杀了，这是正国法，再大张旗鼓的表彰一番，比如上上感动中国什么的，以正人心，发扬正能量~~
武老板说，好~~
然后朝廷上下和草根百姓都觉得妥当，即维护了纲纪，又照顾了民意，大家都表示可以接受。
《旧唐书》上是这么记载的，子昂建议以为，国法专杀者死，元庆宜正国法，然后旌其闾墓，以褒其孝义可也，当时议者，咸以子昂为是。
陈子昂为此写了篇《复仇议》，语气铿锵，神采飞扬，感兴趣的同学们可以去《旧唐书》找这篇文章看看。据说此案作为典型判例，被附加到了唐律的相关条文之后，正式成为国家法典的一部分。
事情似乎就这么过去了，社会舆论的焦点很快就被其他什么乱七八糟的事儿吸引走了，古今中外都这样，热度只有三分钟。
巴特，一百多年后，这个躺在历史卷宗故纸堆里发霉的案子又发生了神转折。
当时的礼部员外郎柳宗元查档案，看到相关文件，对处理结果大为不满，这么二的方案，居然会被雄才大略的则天皇帝采纳，还满朝文武皆称甚好，这是没有透过现象看到本质啊？
此案的本质是什么？柳大人分析如下:
徐元庆的父亲徐爽，到底因为什么事情，才被时任公安局长的御史老爷所杀？
如果是因为犯法，所谓以罪受诛，人不怨上。杀了也就杀了，叫伏诛，《周礼》上说，凡杀人符合道义的，亲属不许报仇，谁报仇就杀谁。《春秋公羊传》上说，老子被冤杀，儿子要报仇，老子有罪当死，儿子报仇就会引发接连不断的仇杀，是不符合道义的。
这么一分析，事情就很简单了，如果御史老爷当年是公务行为杀了徐爽，那么徐元庆报仇就该死，没啥好说的。
但如果是冤案或者别的什么私事导致徐爽死亡，那么徐元庆报仇就名正言顺，不但不该杀头，而且应当无罪释放。
而且，国家和法律还应该好好自我检讨，正是因为公权力的缺失，或者因为官场黑暗，以至于徐元庆区区草民，沉冤难雪，叫天不应，叫地不灵，要拼了一条命才能维护自己基本的尊严！！！
《古文观止》里收有柳宗元的全文《驳复仇议》，写得很精彩，千年以下，读来依旧激动人心。有兴趣的同学也可以找来看看。
那么，回到现实，用柳宗元的观点来评判一下辱母杀人案。
辱母不是杀父，性质有所不同，但恶劣程度有过之而无不及，先不纠结于是不是正当防卫或防卫过当的问题，从道义上来看，这已经构成了报仇的一个前提条件。
凯迪上有个文章说得好，能做出当着儿子面猥亵凌辱母亲的事来，只能是毫无底线践踏人伦的渣滓，任何时候都死有余辜。无论任何前因后果、债务纠纷，都无法为此难以想象的罪恶行径提供解释和支持。
当然，道义不能替代法律，但法律不是单纯的条文，需要国家机器运行一套严密的执行系统，来确保法律的有效实现。
问题在于，这套系统是出了故障的，110是干嘛用的，警察出现，见到如此不堪的场景，只是轻描淡写的一句，要账可以，但不能动手打人，之后居然走了，走了，走了~~我觉得整个案件中，警察至少应负30%的责任！
而在此之前几天，于欢一家已经数次找过派出所和市长热线，都没有得到任何帮助，受辱程度一次更甚一次，以至于有网友说，于欢的刀拔得太迟，面对不堪的人渣和冷漠的国家机器，忍辱意味着继续受辱。所以说，于欢在杀人前是寄希望于国家救助的，但国家无动于衷。
最后，关键的行为界定来了，于欢这算不算正当防卫。但其实就《南方周末》报道的内容来看，也很清楚，第一，被杀者的此前的行为不算强奸，也是相当严重的侮辱妇女;第二，于欢母子事实上处于被挟持状态，人身自由受到限制，属于非法拘禁;第三，警察转身已走，以前两天的经验看，会有新一波更恶劣的凌辱到来。so,拔刀杀人应属防卫，并无不妥。
我不是法律专业，不好用当下的专业法律术语来评判济南法院的判决，对事件的具体了解，都是来自网络，但我觉得二审法官真的应该好好学习一千年前，柳宗元的《驳复仇议》。
作为结尾，转帖王路正话反说的于欢七大错，我表示基本同意。
1、只杀了催债的杜志浩，没有杀背后指使的吴学占，甚至没能动吴学占一根汗毛。这是第一个错。
2、催债现场有11人，于欢捅了4个，剩下7个没捅。这是第二个错。
3、2016年4月13日，母亲已经遭受被按到马桶的侮辱，于欢没有行动，次日，母亲遭受更大的侮辱，于欢才行动。这是第三个错。
4、2016年4月14日，于欢和母亲被困在财务室，母亲遭受侮辱，于欢有所反抗，挨了一巴掌，没再行动，直到拿起刀才行动。这是第四个错。
5、杜志浩被捅后说，“这小子玩真的来。” 一开始没让杜志浩清楚自己敢杀人，没有威慑住他。这是第五个错。
6、在逼债开始后，侮辱发生前，于欢没有把母亲安排到安全的地方，又和母亲去公司，暴露在危险中。这是第六个错。
7、在前一天发生过侮辱的情况下，第二天陪母亲去公司，身上没有备好防范工具，以至在侮辱下束手无策。这是第七个错。
插几句题外话。
第一，在儒家伦理里面，父子大于君臣，忠孝不能两全，舍忠而全孝也，没家要国何用，只有在专制的政权体系下，国才是高于一切的存在。
第二，无论多艰难，千万别碰高利贷，宁可贷款欠银行，或上法院老赖榜，再痛苦都会熬出头，碰了高利贷只有一条死路。
第三，中国司法并没有不堪到无可救药，至少还留了于欢一条命在，后续尚有反转余地。
ps:徐元庆案的来龙去脉，我是从《春秋大义》中看来的，如有史实错误，全赖熊姨，呵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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