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章论

陶扬鸿

世之作文章者众矣，而知文章之道者鲜。曹丕之《典论》、陆机之《文赋》、刘勰之《文心雕龙》，率皆雕虫文士之见也，不足与于道。余自十二岁学文章，于兹十年矣，窃有见于文章之道焉，特于此专论。

文章者，文而成章，何为文？文者，纹络也，错画五彩谓之文；章者，章法也，立而有条谓之章。 古义彣彰，章以文而成，文因章而显。孔子曰：“言之不文，行之不远。”文者，修饰也，修饰吾之言也，夫人之言也，与亲者谈而有所粗，与远人语而有所倍，则文之也，文之则可诵，可诵则可传远。言有不通者，有不顺者，文之而得通得顺。又文者，理也，言者多，则散而无统，分而不一，士人作为文章，使言统而有宗，一而可循。今之文章，非文章，多文字也，以鄙辞入文，以格式为章，不文也，则传之不远。

或曰：“文者，道之余也，有道则有文，君子体道而修身，奚以文为？”此鄙夫之言也。文之与道，如羽之与体，象之与意，禽无羽何以飞？意无象何以明？文与道一体而不可分也。文者所以明道，文不达，则道不明，而可无文乎！灭其文，则文道皆丧于天下。且夫子曰：“文胜质则史，质胜文则野；文质彬彬，然后君子。”质者，道之体也。专务质，而不以礼行之，则洵野人而为君子所鄙；专务道，而不以文修之，则洵村语而为士人所厌。《诗》曰：“人而无礼，胡不遄死。”言礼之不可不行也。礼者，行之文也。人而无文，胡不见诮，使衣敝服而见客，胡能免于诮乎？使裸体以见之，则人以为丧心病狂，文犹一身之衣也，则君子不能不文。君子之衣必洁，则为文必醇。君子必文，君子之文以美其言，小人之文以饰其美。

宋儒主静以立人极，承孔孟之道统；尽性以明圣学，辟佛老之淫辞。而于文则有缺焉，重道轻文之故也。程子，大贤也，而以作文害道，则甚偏矣，曰：“凡为文不专意则不工，若专意则志局于此，又安能与天地同其大也。《书》曰：‘玩物丧志’，为文亦玩物也。吕与叔有诗云：‘学如元凯方成癖，文似相如始类俳。独立孔门无一事，只输颜氏得心斋。’此诗甚好。古之学者惟务养情性，其他则不学。今为文者专务章句，悦人耳目；既务悦人，非俳优而何。曰：人见六经便以为圣人亦作文，不知圣人只摅发胸中所蕴自成文耳。所谓‘有德者必有言’也。曰：游夏称文学，何也？曰：游夏亦何常秉笔学为词章也。且如‘观乎天文以察时变，观乎人文以化成天下’，此岂词章之文也！”不知文与道一体也，文以载道，道以包文，不可相离也，岂程子所谓水火不容者乎！以作文害道，则孔孟之文亦害道矣，顾诵孔孟之书何？而曰有德则有言，非辞章之文，文不舍于辞章也，辞以达理，理以统辞，专务道理，而言之甚粗鄙，士君子能悦乎！以粗饭野菜与人食，人鲜能下咽也。人之异于禽兽，人能熟食烹饪，而人食之有味也；君子之异于野人，君子能正衣冠，雅言语，而人见之生敬也。使程子食生肉，服破衣，程子必不为也，而顾谓作文害道乎？且孔孟之书，有道有文，历代学者颂其书，孔孟之道传之久远广大，士子莫不熟其言，程子轻著述，以作文不必，且害道，而多以白话语录传世，则诵之者惟其徒也，而士子未能尽读，不能与孔孟之道配其久大也，非其道有余而文不足乎？故文与道俱，而道可明于天下，传之万代。文有余，道不足，则行之者暂；道有余，文不足，则传之者寡。以为文亦玩物，玩物丧志，此可谓雕虫之士，而不可尽诬古今天下作文者也。孔子曰：“修辞立其诚。”修非玩也，立诚为文，而为文无不实，无不正，孟荀之文是也，岂可以玩物谓之乎！宋儒之轻文，而多传语录，盖袭禅宗之陋也，禅曰：“不立文字，见性成佛。”宋儒亦轻文字，而重口传，故宋儒乏文，南宋理学兴，而文艺衰，固其不文，道传于元而衰，则抑重道轻文之弊也。宋儒辟禅者也，乃于此受禅之染而不察，惜哉！

宋儒每鄙薄古文家，以为见道浅，胡不知知先有韩柳之古文起，而后有北宋之儒学兴！古文家亦尊孔孟，倡文以载道，其振兴儒学之功亦不可忽也！宋儒乃歧道与文为二，崇本遗末。文固不胜道，而圣人兼重者，以文传道也。夫子困于匡，而叹曰：“文王既没，文不在兹乎？天之将丧斯文也，使后之者不得与于斯文也，天之未丧斯文也，匡人其如予何？”以承斯文自任，重文也至矣。不曰道而曰文者，载道者文也，道不可直示于天下，由文示于天下，文以维道，文衰则道衰，文灭则道几乎息，秦皇焚书，而三代之道不复于秦汉，韩愈所谓“汉氏以来，群儒区区修补，百孔千疮，随乱随失”，非由文之衰而道衰乎？无道，固不能生文；无文，道亦不能显。由道生文，以文显道，二者密不可分，而宋儒胡不察也！孔子以布衣传道，无王公之位，无征伐之功，而贤于尧舜者，修编六经，以文传道于千载，至今不没也。《诗经》，亦文艺也，而圣人列于六经，常与弟子论之，孟荀亦常称说之，何宋儒薄文之甚也！举世鹜于文，则因文而见道；举世崇于道，则由道而生文。六经之文，由道生文也；八家之道，因文见道也。道者，形而上者，虚而不可见也；文者，形而下者，实而可观也。子曰：“下学而上达。”孟子曰：“形色即天性。”上士固可直达道体，中下之士舍文，何以见道？而上士希生，世多中下，无六经之文，道亦难传矣。宋儒每辟佛老为异端，佛老之道不及吾儒中正，而与吾儒并立千年，魏晋隋唐且驾吾儒之上，非其文之雄辞伟辩，辟阖曼衍之足以动人心，悦人目乎？则辟异端，非以文辅道，何足以胜彼？宋儒辟佛老多矣，然终不足以息彼之害。程子叹谈禅成风，朱子亦慨士子多入于浮屠，杨龟山以程门高弟而晚佞于佛，苏东坡以盖世雄文而晚亦佞于佛老，宋儒讲学论道，而无雄文以拒之也。近世五四起，异端横行，群魔乱舞，胡鲁尤为猖獗。熊、牟复探身心之学，言必圣贤义理，虽不足以比肩程朱陆王，而大有过于清代诸儒，然不足以胜五四之淫辞，使五四之风靡于天下，非道之不胜彼，实文之不胜彼也，道无为者也，弘道在人，而人弘道之器在文，五四善用文，故以淫辞诐论，而动天下之人，而熊、牟远矣。嗟夫！欲弘圣道，明圣学，辟异端，辨淫辞，非以宏文雄辩乎？而文顾可轻哉？

宋儒之轻文，盖惩东汉以来文章之弊，取妃青白，惟骈俪是尚，以浮华为美，专务雕琢，而丧理致，文愈盛，而道愈衰，文胜质之过也。韩柳倡古文，主以文载道，言之有物，振起八代之衰，欧苏继之。然古文因韩柳而振，亦因韩柳而坏也。文有章法，而无一定之章法；文有体要，而无一定之体要。而韩柳执之以为章法体要，变秦汉之史传为书序，三苏继之，使学者有法可入，有章易学。学者趋之，乃锢天下于其体，竭力殚思，以循其法，求肖其体，学之者众，而弊生，千篇一律，而文体坏矣！一执章法体要，则立门户，有韩愈氏之古文，有欧阳氏之古文，有苏洵氏之古文，有苏轼氏之古文，门户立，则群趋相争，以非此则非古文，而古文狭矣，章法体要之执足以限人之才思也！故船山曰：“治道之裂，坏于无法；文章之敝，坏于有法。无法者，惟其私也；有法者，惟其伪也；私与伪横行，而乱恶乎讫！”君子之谠言也，先秦两汉之古文，岂有一定之法乎？孟庄同时而异法，孟荀同儒而异体，孟子、庄子、荀子、韩非、贾谊、史迁、扬雄各有其文之体，文之法，不相肖焉，而古文莫盛于秦汉也。文之法一，则固陋；法多，则缤纷。立一定之体法，则率文人学者尽趋于伪也，则有辞不达意，言不由衷者，而一习其法，则自命为家，抑古文之所以衰也。故南宋以后，古文不可复振。为古文者若此，嗤齐梁之取妃青白，五十步之笑百步耳。宋儒盖有诫于斯，而不欲为文，乃作矫激之言，而语录之体行于天下，复流于束书不观，空谈性命，为船山、亭林诸儒所讥。

明清八股取士，科文必以八股之式，锢士子心思于章程，而文体大坏。五四起而厌之，兴白话，废文言，以文言不便，而白话可以传销大众也，而文趋于俗野，野人亦为文，至于今者，鄙辞秽语充于文而无忌，而文几于灭，悲哉！矫激之过也！文白各有所长，文以传世，士君子所操也；白以普众，下民所执也。古来文白并行，未尝偏废。且文白如阴阳，本一体也，文取于白，白之精者，文取之而意愈富；文以滋白，文之滥者，白取之而辞益充。非判然两别也，何胡鲁之徒欲行白话。则废文言乎！或谓余曰：“欲为文言，则全文；欲为白话，则全白，半文半白，杂以文白，不伦不类，成何体乎！”亦袭五四之固陋也。文以达意也，岂有一定之体，文白亦非判然两别，文言得白话之活语而益精妙，白话得文言之熟语而益醇美，互补也，共进也。阴阳虽异，而阴中不能无阳，孤阴则僻；阳中不能无阴，孤阳则暴。文白亦犹是也，史迁之古文非三代之古文，取白话之精者以入《史记》，《史记》亦杂用当时之白话也，而吾人皆奉史迁为古文之宗，必欲全袭古语，则有所不济，流于剽掇，而为邯郸学步矣，君子岂为此哉！《红楼梦》垂于今不逾者，亦善用文言以入小说，而为小说之美者。然则文白杂蹂，未尝不可也，在于作者善用耳。

或问余曰：“君可谓善属文矣，可有方法技巧以教余？”文无一定之法，循吾意者为法，岂可教乎！若夫技巧，则孟子有云：“大匠诲人以规矩，不诲人以巧。”规矩可教，巧不可教也，熟之则生巧，各人有各人之巧，可相学乎！法者，吾意所生之法，不可以教；巧者，吾熟所生之巧，愈不可言。（且恃偶得者为巧，巧反成拙）能教能言者，文章之道耳。昔韩愈氏言文章之道曰：“文以气为主，气，水也；言，浮物也。气盛则言宜。”又曰：“师其意不师其辞。”略得文章之道矣！水深则可浮巨船，水浅则不能浮小舟，文气亦犹是也，气盛则言可动天地，气靡则不动匹夫之心，气之于文，诚如水之于浮物，支点之于小块，四肢之于人体，气之所以佐文，愈于辞之佐文远矣！气所以大其文，辞所以美其文。气大则撼山峰，辞美则怡人心。师其意，不师其辞，而言之有物也。此愈之所以能起八代之衰，开唐宋古文之盛也。然愈，文人也，程子谓其因文见道，而见道不深，言理粗浅，为东坡所讥，其文得于气，亦失于气也。余以为文以意为主，气者，文之辅也，而意者，文之帅也。气盛则言宜，然气无一定，任气以为文，则生戾气，或成悻悻之气，而有害于文章之道。以意帅之，而不暴其气，作文则举重若轻，如堂堂之师，而不乱其阵；如滚滚之珠，而不出其盘；虽行云流水，而不离其宗；虽天马行空，而皆贯一道。若无意以帅之，而徒循其法，法虽谨严，亦难免浮乱，言论则自相牴牾。文以达意也，不能达意，何用文为！若夫气者，所以起文之力也，气所以辅意，则意盛而不衰。

文章须先立意，何以立意？立意之先须明义理，见性道，明义理深，则立意深；见性道高，则立意高。高屋建瓴，人见之敬服。不明义理，见性道，而立意，则意有肤浅者，文虽通畅，可悦世俗，而不免为有识者所嗤，韩愈所以贻讥于程朱船山也。则理道者，意之主也，意以明道。彼雕虫之文士徒饰华辞，而不达于意；谨严之文儒徒显大气，而未明于理。君子鄙之，不明文章之道也。若夫师其意，不师其辞，胜于雕虫之文士，然意有执，有执则偏，师其意不如师圣贤之心，心无不正，则意无不中，心可以统意也。师圣贤之心，又不如正己之心，心正则气平，气平则辞不躁，理不偏，而言之蔼如圆融，此文之至也。

此为文之主也，其次则多读古人之文，沐浴而膏润之，以心入古文，则得古文精髓；若强以古文入我心，而亟求吐出，则不免为道听涂说所误。且以心入古文之中，则天地万物无非文也，而文之道大；以古文入己心中，则惟心为文，而文之道小矣。 先读，读之多则可仿之而作也，文先模仿，模仿多则可自创一格，古今文章大家莫不先沉潜以学古人之文，博采众长而自成一家。而学古人之文，须得取法，孔子曰：“取法乎上，仅得乎中；取法乎中，斯得乎下矣。”宋以后之文人，多以唐宋八大家为宗，学其体要，而不及八家，文章每况愈下，未取法于上也。取法于上，则当法八大家之所法，八大家法秦汉之文也。秦汉之文，以六经四书、庄子、荀子、左传、战国策、史迁为上，或醇正，或奇伟也。

欲成大家，则必法秦汉也。然明之前七子，后七子倡“文必秦汉，诗必盛唐”，而流于艰涩剽掇，不及唐宋八家之俊伟，则徒学古人之辞，而不得其意也。文得于师古，师古固可取古人之长，然亦为古法所限，纵学之似古，而不及古之自然雄俊。韩柳欧苏师三代两汉之文，而为三代两汉所限，扫八代太过，而流于平熟；李何学秦汉之文，乃愈立门户，为文愈狭，而流于奥涩；归唐学唐宋之文，不知取法于上，而流于庸肤。有所师，则有所限，有所限，则易生流弊。亦在师古而不敢超古也！孟子、庄子、史迁未称所师，而文集往代之大成，而另开新面，雄深俊伟，后世难及；韩愈薄魏晋以后之文为不足观，不免隘矣，囿于古法，然愈非尽扫八代之文，魏晋亦有所继，尚可足踵秦汉，与班固、扬雄比；明清古文，文气愈弱，欲振衰起健，积健为雄，超古迈今，则须力破门户之见，学无常师，学无常师，师吾心，师天地之道，则学无所限，学无所限，则才无不尽，文本天成，乃自然雄健，虽班马庄孟可逾也，而韩柳欧苏奚足道哉！

孟子自称知言，而知言在于善养浩然正气，故其为文，亦雄深雅健。无非正气，而所言无非正理，则学文者，其抑善养浩然正气乎！文非仅以学可为也，须养之以气，涵之以德。气不通，则辞伤于涩；德不足，则气流于浮。气以通文，德以持气。孟子、史迁之文醇美流畅，琅琅易读，气盛德足，则畅通无阻也。韩柳虽为古文大家，学孟子、史迁之文，气固可睥睨后世，然较孟子、史迁，吾犹嫌其气不足也，文辞终不及孟子、史迁之畅，后之师法秦汉唐宋古文者，愈下矣，非弱于气，则躁于辞，盖才有不足乎！作文，才情义理为主，章法学问，辅助耳，才情高，则气盛；义理明，则文醇。

或曰：“文之至者，莫如庄子，其文汪洋恣肆，仪态万方，如天马行空，不可捉摸；如行云流水，甚可骇慕，历观古今作者，孰及庄子乎！”《南华》之文诚为高妙，历代文人莫不耽而嗜之，然非文之正者，学庄子而不及，则易流为孤僻。文之正者，在六经、《论》《孟》，大中至大。睹喜马雅山，渤海高云，而群情仰止，然天之至高无上，至大无外，人在天地之中，则人忘其赞叹，庄子之与六经，亦犹山海之于天地耳。余尝以为六经浑然天成，看似平谈，而细读之，则如大地之包含万有；深玩之，则如日月之普照八荒。通乎古今，涵于中外。夫菽栗至淡，人日食之而不觉其味；土地至平，人日行之而不觉其大。非于不食之时尝之，孰知稻谷之香？非于不行之时察之，孰知土地之广？文章皆自六经来，故学文者，当先学六经，而后学诸子，则为文醇正，庄子亦学于六经也。

或曰：“文不在长，文贵简约，挈其扼要可也，如齐百石之虾，短小精悍，长文甚赘。”余以为文亦不可为要所束，率意耳，能简能长，能约能详，乃文之至也。能长详不能简约，则失于琐；能简约不能长详，则失于薄。文章之道，一张一驰，张之则详，驰之则约，张而不驰，则气暴而无主；驰而不张，则气靡而无力。韩柳之文较史迁、庄子文短矣，柳子率多短文，不能为长，岂可与庄史比乎！孟子亦曰：“博学而详说之，将以反说约也。”舍博而务一，不详而务约，文气必孤，文意必薄，而自矜短小精悍，岂不陋哉！文无所谓长短也，无非详约耳。《论语》、《老子》每章百言，能约也；庄子《齐物论》，贾生《治安策》四五千言，能详也，皆传诵百代。短文贵于精，长文贵于神，亦须足气。不精则人不屑览，长文则须引人入胜，俾人有柳暗花明之感，气不足而力弱，则人不耐观矣。长文亦不易作，为长篇大论，须有一贯之意理，一定之气力，善驭长文，汉高祖将兵至多十万，而韩信则多多益善。作文如将兵，或为长文，则繁琐絮叨；或为长文，则波澜壮阔。小说莫如《红楼》，其描人物，叙故事，备极详细，而人不厌其繁，且觉有味，《史记》亦有颇详者，如叙鸿门宴，灌夫之骂座，栩栩如生，声情并茂，又岂常人可及！意气足，文长而不累；若意气不足，虽短而乱。

言有不可尽者，文言余味长，白话余味短。不尽其言者，欲使读者有所思也，而有余味；若言尽，则读者无所思，而味尽矣。文言之与白话，如绿茶之与开水也，吾国传统文言之长在言不尽而有余味，不似西方语言欲明其理而尽其言。西方之哲学著作，辨理甚晰，而言太尽，恒人读之思睡，太白而味寡，太尽而味绝也。中国周秦诸子，说理浑沦，不似西哲之精密，而人读之颇振其神，盖言约而旨丰，辞简而意长，不尽其言而多余味，不晰其理而引余思。文之长者，不独俾读者明其理，亦在启人心，引人思。若直言之，言之尽，则读者无所思矣。中国贵含蓄，西方尚直接。言尽亦有雄奇者，庄子、史迁之文是也，尽其言，肆其意而气犹雄，若海水之澎湃，源源不断，后之作者则鲜不言尽而气竭矣。庄马之文奇而险，非恒人所能学，才不足而学其奇，则流于僻；气不雄而效其险，则流于涩。故当以六经、《论》《孟》之文为正也。

言多易失，一言以蔽之，则孔子所谓“修辞立其诚”耳，《中庸》曰：“诚则明矣，明则诚矣。”作事作文皆以诚，诚则可明理，可动人，作文无非诚其意也。君子本诚，不徇闻见，不立标榜，尽其心，养其气，辞皆心之所出，而气不浮；文为气之所成，而辞不涩。剿圣贤之说，则仁义之言，而人漠视不动，无诚耳。概言文章之道，则意为主，气为辅，而立意在明道理；作文之先，正心养气，则言醇而文不萎。此道皆诚之所赅，非以诚为本，所言虽多，亦何益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