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孤儿救祖记》开始，以家庭悲欢离合为叙事焦点的影片俨然成为了中国电影中不可忽视的分支。这些影片从现实生活中取材，将个体或家庭的命运寄予时代的更迭变幻之中，借此表达对社会、历史的反思与批判，并倡导一种善良、正义的处世之道。影片《地久天长》的时间跨度长达三十年，讲述了一个普通工人阶级家庭的变迁史。尽管王景春和咏梅捧回了两座银熊奖，但自影片上映起争议声就不绝于耳，影片争议的焦点多集中于最后的“圆满”结局，刘耀军（王景春 饰）和王丽云（咏梅 饰）的原谅与释怀令观众感到不解，所谓“地久天长的友谊”怎能消泯两次丧子之痛？然而，这种伦理道德关系正是中国电影所独具的文化情结。
家国同构，隐忍式的平凡和伟大
伦理片是中国本土文化的典型代表，其中蕴含着“仁义礼智信”的文化遵循。《电影艺术词典》对伦理片的定义是：以伦理道德问题为题材内容的影片，主要表现家庭、婚姻、友谊的主题，通过生动感人的故事讴歌诚挚的亲情、友情和爱情，谴责背叛和不忠，具有显著的劝喻警世含义。从叙事角度来看，大部分伦理片情节紧凑，因果关系明显，并以人物为中心，将情节与人物两相结合。家庭是容纳家庭成员及其关系的最小社会空间，中国自古以来就有“家国同构”的文化情结，将社会问题、个体命运置于家庭伦理叙事的模式之中，形成个体与社会命运的类同构性。王丽云被强制打胎是受“计划生育”的影响，被下岗是受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影响，张新建因“严打”入狱，沈英明一家因及时下海经商而发迹......个体和家庭的发展轨迹无法脱离社会的时代背景，与此相应，个体和家庭的特殊经历其实也反映出了时代的普遍规律。
家庭伦理电影以伦理道德为核心，伦理道德关系则形成了家庭间的人际矛盾和戏剧纠葛。刘耀军面临的伦理道德困境主要来自三个方面：亲情、爱情、友情，分别对应伦理片的三个主要主题：家庭、婚姻、友谊。丽云怀二胎被发现后被要求堕胎，在秩序和血脉之间的短暂抗争中，耀军选择了秩序，家庭未出生的一员被抛弃，成为了维护秩序的牺牲品；浩浩直接导致了星星的死亡，为了保护浩浩的健康成长以及与沈家的友谊，耀军与丽云选择了沉默和逃离，独自承受“失独”后的悲惨人生；茉莉怀孕后提出“以子还子”的建议，是背叛丽云还是选择另一段人生，这是耀军面临的最大困境，经过复杂的心理煎熬后，耀军拒绝了全新的生活，也拒绝了当时唯一做父亲的权利，转身又投入了隐忍苦痛、暗自垂泪的庸碌人生。
王景春和咏梅含蓄内敛的表演使得耀军和丽云对于人生的忍耐和宽容度更加真实可信，没有嘶吼、没有歇斯底里，所有的情感都凝聚在他们沧桑的面庞和恰到好处的动作上。以丽云觉察到耀军的反常那场戏为例，一个断断续续的切菜，一个心不在焉的喝水，表面上两人皆不动声色，但都在小心翼翼地掩饰和探寻。仿佛他们早已参透世事，对任何打击都能做到处变不惊，如影片台词所说“时间已经停止，剩下的就是慢慢变老”。静谧幽远的摄影风格也更加突出了这种隐忍和克制，影片开头的大远景颇似韩国导演李沧东《诗》中的开场，手法却和李沧东导演的另一部影片《密阳》中申爱痛失儿子后的镜头相似，对情感的克制表达仿佛已经透过人物表现在了镜头语言中，这种从剧情到表演再到镜头运用的高度统一，都在表达同一层含义，即生活的本貌，这种隐忍式的生活是平凡的，甚至是软弱、窝囊的，他们不反抗、不决裂，如温水一般得过且过。但同时，这种隐忍又是伟大的，秉持了儒家文化所倡导的以“仁”为核心的伦理道德，以自我牺牲式的悲壮完成了对人性的坚守和对他人的良善。
恭顺贤良，传统女性形象塑造
历史上被赞誉的女性多是以“贤妻良母”形象出现的，如规训丈夫的乐羊子妻和为子三迁的孟母，她们都恪守“妇德”，遵循“在家从父，出嫁从夫，夫死从子”的道德礼教。《孤儿救祖记》中的儿媳余蔚如虽遭受诬蔑被赶出家门，又独自将孩子抚养长大，本该对公爹杨寿昌怀有恨意，但最后依旧选择了带着杨家血脉重回家庭。这是郑正秋“影戏观”的最初显现，其后明星公司一系列以家庭伦理叙事为重点的“社会通俗片”都是对这种创作理念的延续和发展。
《地久天长》中最具这种“贤妻良母”特点的女性形象无疑是丽云，影片用了大量重复的细节来刻画丽云作为妻子作为母亲的体贴和温柔。倪震在《中国电影伦理片的世纪传承》一文中指出，儒家的自我实现理想主要是以男性价值为目的的，中国文化在封建时代是一个明显的男性外衣，妇女依附于男子，服从于家庭，成为女性人格理想和人伦价值的最高体现，恪守闺房，略知诗书，在家从父，出嫁从夫，这种否定女性独立人格的文化束缚，潜藏着女性人生悲剧的社会根源。丽云的悲剧性也在于此。
因堕胎手术的意外，丽云不仅失去了未出世的孩子，而且再也不能怀孕。个体的悲剧源于特定的历史时代，狭隘一点甚至可以归咎于计划生育办公室主任李海燕，但以丽云的处境，她不可能怨恨任何对象，不管是具体的人还是不可抗拒的体制。最可悲之处在于，丽云醒来后对耀军说“对不起”，这声对不起足以表明丽云对传统“贤妻良母”女性形象的认可，并一直用其规训自身。丽云固然是善解人意的，然而这份不恰当的自责却也展现了丽云的悲剧性命运，她可以原谅一切，唯独怨恨自己，最大的受害者反而自觉成为了犯错者。觉察到耀军的反常后，丽云先是进行了小心翼翼地试探，没有得到坦诚相告的丽云再一次对自己进行了审判。她怕自己拖累耀军，于是选择主动退出，以自杀的方式，没有怨恨，没有嫉妒。
或许丽云的角色形象符合部分人心中对患难与共的知己的认知，但从当下女性主义的角度来看，丽云形象的塑造是陈腐落后的，她将自己置身于男性话语世界中，一直在为“他”而活，缺乏自身的独立精神和意识。尽管影片结尾继子刘星重回家庭，丽云的生活似乎又有了希望，但从根本上，丽云这个贤良的女性形象是充满悲剧色彩的。
父法笼罩，代际传承的偏执
自传统社会以来，“父权”思想就一直是社会秩序的代表。尽管今天在家庭里父亲的权威发生动摇，但整个社会的秩序体系仍然维持于已有的父权制“父法”状态。《地久天长》中父亲形象的塑造是对传统父权思想的认可和无意识巩固，耀军在影片中是质朴和敦厚的，他身上有着中国传统男性对家庭的担当和责任，但这也意味着他不可能突破传统父亲形象的设定，亲子关系是家庭伦理中的重要一环，耀军用最传统的粗暴管控方式树立了一个“严父”的形象（摔碎游戏机、吃饭时针锋相对、毫无顾忌的翻查继子的房间）。压抑的家庭环境催生了刘星（继子）的反叛心理，家庭成为被严苛父法所笼罩的非自由空间，刘星（继子）的出走使脆弱的重组家庭变得更加畸形。耀军对继子的严苛源于对子嗣的渴望，先后失去的两个孩子让他失去了做父亲的资格，同时也失去了树立父权地位的机会，把继子想象成为已经溺亡的星星，既是对儿子的悼念也是对重树父亲权威的强烈欲望。
影片人物对“传宗接代”思想的认可和同化可谓根深蒂固。星星溺亡后，海燕一家吃饭时，浩浩奶奶感慨道：“那可是独苗儿。”刘星（继子）出走后，耀军和丽云坐在被雨水侵入的房间内，耀军反问丽云：“你还指望他（继子）给你养老啊？”耀军与丽云到坟前悼念星星，接到沈家报喜的电话，耀军欣喜的说：“是个带把儿的。”由此可见，子嗣传承是影片人物一以贯之的思想，影片所有的下一代都以男性身份出现，女性形象一律被划分为“贤妻良母”代言人。这种表达虽契合中国传统的家庭伦理，但很难让观众产生共情，一定程度上也削弱了影片的可信度，或许和作者的男性身份有关。影片的“大团圆”结尾其实也无不渗透着传统的家庭观念，刘星（继子）的回归毫无征兆，似乎只是为了抚慰耀军得知茉莉的孩子并非自己血脉的怅然若失。更为明显的表征在于刘星（继子）带回了女朋友，女朋友的现身印证了耀军或者说导演对代际传承的执念和对女性形象的功能化表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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