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浪客,浪客,现在楼上楼下加在一起有400人吧。”
“啊?!”楼下的队伍一片哗然。我前面的大妈瞬间就蹲在了地上。她为面签特意染了发,还烫了一层羊毛卷,可因为头发太过稀疏露出一块一块的头皮。尤其现在从上往下看去,更为明显。
我们已经站着足足排了两个小时队了,这里不许带水也不提供水。细长条的大厅内此起彼伏的咳嗽声,不知是因为口渴还是感冒。大家心里虽有不满却没人敢高声抱怨。这里到处都是摄像头,而且面签主要靠主观印象,大家都极其收敛自己的行为。
我抬头向楼上望去,玻璃屋子外的长廊里同样排着长长的队伍。楼下按指模的窗口早就下班吃午饭去了,而等待面签的我们只能忍着咕咕叫的肚子,眼巴巴地望着队伍的尽头是否在移动。
终于我们从楼下移动到楼上,一点点蹭进了面签室。进屋后眼前的景象更让人绝望,原来屋里也有密密麻麻四层队伍,而签证官都坐在还没有银行柜台大的窗口后面隔着玻璃罩子与人交流。
“这小窗口跟医院挂号似的,连个座都没有。”一大叔跟家人抱怨。
“那么多人,就给开4个口,再来一小时也完不了啊。”
等待的队伍中老的老小的小,有抱着孩子来的,有如胶似漆的小情侣,年轻闺蜜,大爷大妈,还有大妈和大妈们。年轻人在漫长的等待中都疲惫不堪,而大爷大妈居然也能站立三个多小时,真是全靠毅力在支撑。这要是在银行,只开了不到一半的窗口,还积压了这么多人,早就引起不满和抗议了。可此刻在签证官眼皮子底下,大家都安静如鸡,扮演着这世上素质最高的良好公民。
这间屋子的签证官为3女一男,其中亚洲脸的女签证官会说中文,其他歪果仁也可用极为简单的中文勉强交流。所以分到歪果仁签证官的人耗时会比较长,交流起来也比较费劲。但女签证官一般都会问得比较细致,耗时也长。更要命的是很多人为了把自己雄厚的实力展现出来,一上来就滔滔不绝到甚至不给签证官说话的机会。几个窗口的对话经常是这样的。
“我去过好多地方呢,奥地利比利时…还有…那个谁来着…还有那个…哎呀一下子忘了,你看我的护照你看我的护照。”
“我不看我不看…您就说这次去哪里,谁接待,住在哪,怎么走。”
“我不看您财产,我不看您财产…”
“您等一下,您等一下,我先说。我问什么,您答什么。”
大部分人都准备了厚厚的一沓材料,还有各种红本绿本。一对小情侣光本子就报来一摞七八个,散发着土豪的气息。可遗憾的是签证官几乎不看任何材料,他们通过询问回答以及回答者的反应迅速判断对方是否有落跑的可能性。而回答者越急于证明自己,越容易引起对方的怀疑。他们通常通过一个答案引出下一个问题,抽丝剥茧层层深入,所谓言多语失正是如此。
“哎,哎,一会要是把咱分到尽头那窗口咱可不去啊。那拒了好几个了。”一大爷跟他闺女嘟囔。
穿红马甲的中方工作人员根据签证官办理速度分配队伍里的人去不同的窗口等候,随机性很强。
“不是,是那个老外不会中文,那些人换窗口了。”
“什么呀!我看好几个人拿白条出去了!”
签证官会当场发送签证结果。签证通过用蓝纸影印,需要补充材料是绿纸,待定(进一步调查)用黄纸,拒签给白纸。
大家闲来无事在后面观察,发现这屋的签证官不仅细致而且派发蓝单的机率只有50%左右。甚至两个人一起面签都会给一个蓝单一个白单。
“不知道旁边那屋怎么样,刚才分过去一队人。”
我们得以从长廊排到进屋,要感谢指挥员发现这屋密密麻麻的四层队伍移动得非常缓慢,于是调出来一队去了旁边的屋子面签。被调走的队伍还有点犹豫,因为已经在这观察了一段时间,大概晓得了每个签证官可能提什么问题。旁边屋子的签证官到底怎么样谁也没有准数。但这事容不得自己,分到谁都是随机的。这也就有了“面签靠命”这样揶揄的说法。
我正准备观察一下大爷刚才所说的那个总给白条的签证官是什么样子,旁边的指挥员开始发话。
“哎,这一队跟着前面的工作人员走啊。咱们去旁边那屋面签啊,都是一样的。”
前面的大妈非常精明地回头对我说:“这么快那屋就完事儿了,看来那边给过的多啊。”
第二个屋子由于空间更为狭小只能排一排队伍,有6个窗口全部开放。第一个窗口是个香港小伙,满脸疲惫,刘海都贴到了脑门上,穿着短袖衬衫操着广东味的普通话正费劲地跟大爷大妈交流着。
“这小伙子不错,会说中文。要是分到他那就好了。”站在前面的大妈跟我议论。
“哪个都会说。您就直接说中文,把材料全递过去让他挑就行。”我安慰大妈。
大妈单独来面签不容易,一句英文也不会说,全靠材料上附着的孩子给准备的英文情况说明,密密麻麻大概有一千多字。签证官也不易,操着蹩脚的中文和有着天南海北浓厚口音的人对话,彼此能弄懂对方在说什么已经很难了,还要从这里发现问题寻找真相。
虽说理论上签证官都会说中文,但他真的理解你所说的意思则是另外一回事了。譬如一个大哥就碰上了一位金发碧眼的美女签证官,异性相吸在这里并没有发挥任何作用。
“您的工作是什么?”
“我是某某实验中学的负责人。”
“负责…人?”显然金发美女并没有理解中文这门博大精深的语言。
“您是在那上学吗?”
…这大哥至少有四十岁了,怎么可能在那上学。显然签证官既没理解中学是什么等级的学校,更不知道什么叫“负责人”。
“您的工作具体是什么?”
“我是那个…那个…”大哥尴尬地咳嗽了一声,“管理那个…那个面包房的。”
也许是觉得自己职业并没有那么伟岸,大哥变得急于证明自己。
“您看看我们学校给出的在职证明。”
“我不看,我不看。”签证官一直摆手。
“我结婚了。我给您看看我孩子的照片。”大哥贴着玻璃说。
“我不看,我不看。您别离我那么近,退后一点。”
大哥失望而尴尬地苦笑了一下。
走出签证处,我听到背后一对蕾丝在抱怨。“你如果被拒签了我自己去还有什么意思啊!”
我看到她们分别拿着黄单和蓝单。
前面一个大爷生气地把材料塞给在门口等候的老伴。
“有什么了不起,大不了不去了!”
他的透明袋子上夹着一张白单。
在站立了三个多小时后我终于喝到了第一口水,不知滋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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