衣赐履按：孟夫子，亚圣，在儒家里，是仅次于孔夫子的大腕儿。老先生身体不错，活到八十四岁，后半生都在与人辩论和向各国国君兜售治国理念而奔波，应该说还是卓有成效的，虽然最后也没混上个一官半职，但是大名远扬，绝对位列战国大V前三甲。通鉴里介绍了两篇孟夫子论政的故事。
孟子见魏惠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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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336年，孟子三十六岁，四处推销自己的治国方略。找了个机会见到魏惠王。
惠王问，先生，你不嫌遥远，跋涉千里而来，有什么有利于我们国家的建议吗？
孟子说，切，你怎么总是把利益挂在嘴上？我所追求的，只有仁义。你说有什么利于我们国家，官员们说有什么利于我们家族，平民说有什么利于我个人，为了追求自己的利益，上下互相斗争，国家就发生危险。而追求仁义则不然，从来没有充满爱心的人会忘掉他的亲人，也从来没有充满道义精神的人会把他的君主放到脑后。
惠王说，你说得对。
衣赐履说：感觉孟子一下子就把天儿给聊死了，惠王无以对，只好说，你说得对，但是请你走人。孟子的话，永远是大、空、对，但从来解决不了实际问题。“富贵不能淫，贫贱不能移，威武不能屈”、“生，我所欲也，义，亦我所欲也，二者不可得兼，舍生而取义者也”，这样的精彩语录，孟子说了很多，作为人们对道德修养的追求，当然是很好的标杆。但是，治国理政、国家竞争，从来都不可能只讲仁义、不讲利益，特别是在春秋战国时期，各国拼的不是仁义，而是财力、军力，是综合实力。
在儒家那里，利和义似乎总是无法统一。孟子比较极端，甚至不允许别人提到“利”字。然而，亚圣以对圣人的标准来要求普通民众，恐怕没什么人会买他的账。只言义，不言利，历史上似乎只有墨家曾身体力行过，然而，墨家两世之后即或式微或转型了，墨家的“原教旨主义者”就不见了。因为，就连最底层的民众也无法长期跟着墨子过“乞丐加苦行僧”的生活。事实上，没有利益为基础的义，只是个伪命题。如果不承认这一点，名头再大、说得再好听，也只是一个空谈家。
孟子见魏襄王
前319年，孟子见魏襄王（惠王儿子，惠王本年逝世），出来后告诉别人，看他的模样，简直不像是一个君王，对他无法产生敬意。他一直在那里发呆，却忽然间发问，怎么才能获得和平？我说，等到天下统一。他又问，谁能统一？我说，不喜欢杀人的人能。他又问，谁愿意让他统一？我说，天下所有的人都愿意。你可知道田里的秧苗？七八月间如果大旱，秧苗一定枯槁。可是天际渐布乌云，降下充足大雨，秧苗就青绿一片，生机再起。在这种情况下，谁能阻止？
衣赐履说：到今年，亚圣已经五十三岁了，说的话还是那么不着调。襄王今年刚继位，前面几十年，战乱不断，魏国既欺负别人，也被别人欺负，国家疲惫不堪，军队损失惨重，人民水深火热。
今年是前319年，我们简单列一下过去十年间与魏国有关的战争：
前330年，秦国攻击魏国，包围焦城（河南省陕县西）、曲沃（河南省灵宝市东北）。魏国把少梁（陕西省韩城市西南）、河西（陕西省黄河以西地区）割让给秦国。
前329年，秦国攻击魏国，渡过黄河，占领汾阴（山西省万荣县西南荣河镇）、皮氏（山西省河津市），攻陷焦城（河南省陕县西）。
前328年，秦国攻击魏国，攻陷蒲阳（山西省隰县）。
前324年，秦国攻击魏国，占领陕城（陕城即焦城）。
前322年，秦国攻击魏国，占领曲沃（山西省闻喜县）、平周（山西省介休市西）。
自魏襄王有记忆以来，魏国几乎每隔两三年、甚至一两年，就被秦国吊打一顿，紧接着就是割地赔款，受不尽的屈辱。本年襄王刚刚继位，面对虎狼一样的秦国，还得随时防备会在身后捅刀子的韩、赵、齐，怎样稳定国家，怎样与暴秦对抗，怎样谋求和平，这些问题估计每天都在折磨着襄王，故而孟子见他“一直在那里发呆”。襄王不愿再打仗，盼望和平，于是问亚圣“怎么才能获得和平”。而孟子老人家的回答让人如坠五里雾中，不知想表达什么。“等到天下统一”。那么怎么等？谁来统一？他回答“不喜欢杀人的人能”。那么请问，谁是不喜欢杀人的人？搞笑的是，一百年后，天下一统，而那个统一天下的人叫秦始皇，我实在不能认定他是个不喜欢杀人的人。
我们不由心生疑问，孔孟所提倡的东西，为什么在春秋战国时期的哪个国家都不受待见，而到了西汉却被树为一尊？原因可能是世界变了，天下一统了，不需要人民有更多的思想，君君臣臣这一套东西对于统治者来说是最好的诛心之举——诛人民群众之心。而在春秋战国时期，“有粮”和“能打”才是硬道理，才能在诸侯之间说硬话、办硬事，儒家的仁义一毛钱都不值。那时是法家的天下。秦用商鞅，魏用李悝，韩用申不害，楚用吴起……但绝不会有任何国家用儒家。孟子没有得到任何一个国家的重用，对孟子而言可能是件幸事，否则可能会留下无数笑话，能否晋级为“亚圣”就不好说了。
通鉴没有记述听完孟子论政后魏襄王的态度。我私下揣测，襄王恐怕最后笑了，面对着孟老夫子，只能像他爹惠王一样无言以对，又不能用老先生，又不能杀老先生，好好招待一下送别的国家去忽悠，恐怕是襄王内心当时的想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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