全部的满足、人们所谓的幸福，不论是从其本来意义还是本质上看，都是消极的，没有一点是积极的。这种幸福并不是因为它自身本来要降福于我们，而必定永远是个愿望的满足。
我们要通过人的生存本身，来考量意志内在的、本质的命运，由此来证明：生命本质上就是痛苦。
不管在什么层次的认识上，意志皆是以个体的形式出现的。作为个体的人，在无限的时空中仍自觉是有限的，与无限的时间和无垠的空间相比，自身以几乎一个消逝的数量，投入到时空的无限。既然时间与空间无限，那么个体的人只会有一个相对的某时某地，个体所处的时间与地点也仅是无穷无尽中的特别有限的部分。真正个体的生存，只有现时当下。现在会不可避免地逃入过去，就是不断过渡到死亡，慢性的死。个体过去的生命，排除对现时存在的某些后果，除了铭刻的过去与这一个体意志相关的证据不论，既然已经死去、完结、化为虚无了，如此，个体在适当的情形下就一定会将过去慢慢淡忘，无论那内容是快乐还是痛苦。
我们早已在无知无识的自然界中发现其内在本质就是不断地、无休止无目的地追求挣扎，尤其在我们观察人和动物时，这一点就更加明显地显现在我们面前。人的一切本质就是欲望和挣扎，能与不可抑制的口渴相比较。不过，需要是全部欲求的基础，缺陷就意味着痛苦，所以人本来就是痛苦的，人的本质就逃不出痛苦的掌心。假如并非如此，人会因为容易得到满足，而即时消除了他的欲望，欲求的对象也就随之消失了。这样一来，恐怖的无聊与空虚就会乘虚而入，就会让人感到自身的存在和生存本身是不能承受的负担。因此，人生的过程就像钟摆一样，在痛苦与无聊间不停摆动；实际上，二者就是人生的最后两种成分。
构成意志现象本质的，就是那不停地追求与挣扎，在客体化的较高层次上，它之所以依然占据首要的与最为普遍的基地，是因为在这些层次上，意志呈现为一个生命体，并遵从供养这个生命体的原则；而让这一原则发挥作用的，恰恰在于这一生命体即是客体化了的生命意志本身。据此，作为意志最完美的客体化——人也就成了生物中拥有最多需求的生物了。人——全部是具体的欲求与需要，是无数需求的凝聚体。带着这些需求在这个世上生存，人只能靠自己，一切都没有定数，只有自己的需要才是最真实的。在如此直接而沉重的需求下，全部人生常常都在为维护那生存而忧虑着。这个世界对他来说，没有一点儿安全感。有诗为证：
人生如此黑暗，
危险如此之多；
只要一息尚存，
就这样、这样度过！
大多数人的一生都在为生存不断拼搏着，即使明知这场战斗的结果是失败。而让他们可以经得住这场艰苦卓绝的战斗的原因既是贪生，更是怕死；不过死毕竟常常站在后台，且不能避免，随时会走到前台来。生命本身就是处处布满旋涡与暗礁的海洋。人想方设法地想要避开这些旋涡与暗礁，尽管知道自己即便使出“浑身解数”成功避开这些陷阱，也会一步步走向那不可避免的、无可救药的、最终的海底葬身，并且是直对着这个结果，一往无前地驶向死亡。
不过现时需要注意的是，首先，人生的烦恼与痛苦很容易激增，以至于死亡竟成为人所期盼的事情，人们甘愿奔向它；其次，人刚刚在痛苦与困乏中得到喘息，空虚无聊立刻乘虚而入，以至于人又必然寻找消遣。那些有生命的事物忙忙碌碌地运转，原本是迫于生存，但是如果他们的生存已经毫无问题，他们就不知道该怎么办了。因此，推动他们的第二个动力就是摆脱这种负担（即生存）的挣扎，让生存不会被感知，即打发时间、排遣空虚无聊的挣扎。
这样我们就看到，几乎所有无忧无虑的人在抛掉了一切其他的包袱以后，却把自身当作包袱了；现时的情形是，打发掉的每一小时，即曾经为此倾尽全力以使之延长的生命中扣除一分，这反而变成收获了。不过空虚无聊却也不是可以轻视的祸害，最后它会在人的面孔上描绘出最鲜活的绝望，它将使像人这样并不如何互助互爱的生物忽然急切地相互追求，因此它就成了人们喜爱社交的动因了。就如同人们应付其他的灾害一样，为了避免空虚无聊的侵袭，只是出于政治上的考虑，处处都有公共的设备。由于这一灾害与饥饿一样，会促使人们奔往最大限度的肆无忌惮，人们需要的是“面包与马戏”。费城的忏悔院以寂寞和无所事事让空虚无聊成了一项惩罚的措施；而这种恐怖的惩罚已导致罪犯的自杀。困乏是平民们平时的灾难，与此相对的，空虚无聊就是上流社会平时的灾难。在平民生活中，星期日就意味着空虚无聊，六个工作日就意味着困乏。
由此看来，人生是在欲求和达到欲求间被消磨掉了，愿望的本性就是痛苦。愿望的达成将很快趋于饱和状态。目标形同虚设：每拥有一物，就表明让一物失去了刺激，于是欲求又以新的形态出现，不然，寂寞空虚就会乘虚而入；不过和这些东西作斗争，并不比与困乏作斗争来得轻松——只有当欲求和满足相交替的时间间隔刚刚好，二者所产生的痛苦又减少到最低时，才能构成幸福的生活过程。这是因为，人们习惯上认为的生活中最美妙、最纯粹的愉快的部分（这种愉快能让我们从现实生存中超脱而出，让我们变成对这种生存一点儿都不心动的旁观者），就是没有目的和欲求的单纯的认识，好比对美的体味，从艺术上得到的怡悦，等等。只有一小部分人可以享受到（这对天赋要求极高），而即使是这一小部分人，其享受的过程也是很短的，而且因为自己具有较高的智力，让他们所能感知的痛苦比那些迟钝的人多很多；不但这样，也让他们显然孤立于和他们不同的人群，那一丝对美的享受也因此被抵消了。
至于绝大部分的普通人，他们不能享受这种纯智力的好处，那种从艺术上得到的怡悦，他们也没法享受，反而完全处在欲求的支配下。因此，如果想引起他们的兴趣，受到他们的青睐，就一定要通过某种方式刺激他们的意志，哪怕只是在可能性中稍稍地触动一下意志，但决不能将意志的参与排除在外。这是因为，与其说他们在认识中生存，不如说他们在欲求中生存更恰当：作用与反作用就是其仅有的生活要素。这一本性常常不经意地流露出来，从日常现象和生活细节上搜集这类材料非常容易，比如，每到一个旅游胜地，他们总是写下“××到此一游”。因为这些地方既然对他们不起丝毫反应和作用，他们就用这个来表达他们对此地的反应和作用。再如，他们并不满足于只是观赏一只本地没有的罕见动物，而是要与它玩耍，刺激它，抚弄它，这些行为同样是因为作用与反作用。人类刺激意志奋起的需要，在扑克牌的发明和流传上表现得更为彻底，而这恰恰显露出人类可悲的一面。
不过大多数情形下，我们都封锁着自己，避免让自己接触到这一苦药般的认识：生命本质上就还是痛苦。痛苦并不是从外部向我们涌来，痛苦不竭的源泉恰恰是我们自己的内心。而我们却常常为这从未远离自己的痛苦找其他原因当借口，就像自由人为自己找偶像，好让自己有个主人一样。我们不知疲倦地从这一个愿望奔向另一个愿望，即便获得的满足每次都会给我们许下诸多好处，但实际情况却不是这样，多半没过多长时间就会转变成让人尴尬的错误——尽管如此，我们依然在用妲奈伊德穿底的水桶汲水，并且急急忙忙地奔向新的希望：
只要我们所追求的，一天没有到手，
对我们来说，其价值就超过一切；
不过一旦拿到手，就立刻另有所求。
总有一个渴望紧紧牵引着我们，
我们这些渴求生命的人。
全部的满足、人们所谓的幸福，不论是从其本来意义还是本质上看，都是消极的，没有一点是积极的。这种幸福并不是因为它自身本来要降福于我们，而必定永远是个愿望的满足。
由于愿望（即是缺陷）本是享受的前提条件，如果达到满足，愿望即完结，享受因而也就结束了。因此，除了从痛苦与窘困中获得解放以外，满足与获得幸福更不能是其他什么了。想要获得这种解放，首先不只种种现实的痛苦要显著，安宁的愿望也要不断受到种种纠缠、扰乱，甚至还要有让我们感到不堪生存重负的致命的空虚和无聊，想要有所行动却又这样艰难——一切打算都会面临无尽的困难与艰辛，每前进一步，就会遭遇新的阻碍。不过，即便最后克服了一切阻碍达到了目的，人们能够获得的，除了从某种痛苦或愿望中获得解放以外，即又再回到这痛苦或愿望未起之前的状态外，也不会获得其他什么了——在前面对幸福所下的结论正是基于此，所以全部的满足或者幸福又不会是持久的满足与福泽，而只是暂时从痛苦或缺陷中获得解放，之后必定又进入新的痛苦或沉闷，比如空洞的想望、无聊的状态；全部这些都能从世界的生活本质中，从艺术中，尤其是从诗中获得例证。
这样就会发现，不管是哪一部史诗或戏剧作品，只不过是在表达一种为幸福而作的苦苦挣扎、努力和斗争，绝不是在表达一种永恒的完满的幸福。戏剧的主人公，受到写作的约束，历尽万千磨难和危险而艰难达到目的，一旦目的达成，便快速落下舞台的幕布（全剧终）。显然，在达到目的以后，除了指出那一醒目的目标——主人公曾想方设法要找到幸福的目标，不过是和主人公开了一个玩笑，除了指出其在达到目标后并没有比之前的状态好多少外，就再没什么可以演出的了。真正永恒的幸福是不可能的，所以这幸福也不能成为艺术的题材。田园诗的目的虽然是为了描述这种幸福，但很明显它也不能担此重任。在诗人手中，田园诗常常不自觉地成了叙事诗——一种毫无意味的史诗：琐碎的痛苦、琐碎的欢乐、琐碎的奋斗——最普遍的情形就是如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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