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这样一个世界：物质极其丰富，科学技术高度发达，每个人的欲望可以随时随地得到满足，没有悲伤的情绪存在，也没有欲求不满的苦恼。但在严密的科学控制下，社会阶级严格划分，人们的未来由出生决定，阶级之间不存在流通，自由不再被提及，拥有自我意识更是被视为大忌。
如果这样的世界存在，你是否会羡慕身处这个世界中的人们？你是否认为这个世界是美丽的？
幸福的奴隶
《美丽新世界》是英国作家阿道司·赫胥黎所著的长篇反乌托邦小说，与乔治·奥威尔的《1984》、扎米亚京的《我们》并称为“反乌托邦三部曲”。
“美丽新世界”一词来自莎士比亚所著《暴风雨》的第五幕第一场，剧中人物米兰达天真地唱到：“啊，多么神奇！这里有多少美妙的人物；人类多么美丽！奇妙的新世界啊，竟有这样美好的人！”莎士比亚用这句台词来反讽角色所赞赏的人其实都是无赖。赫胥黎以此为书名，更是为此书增添了一丝讽刺意味。
在美丽新世界中，人不再由母体生育而来，而是经基因工程培养而成，家庭不复存在，“父亲”“母亲”成为了猥亵的词语。社会阶级是显性的，人被严格划分为五个阶级，分别为阿尔法，贝塔，伽马，德尔塔和厄普尼隆。其中，阿尔法与贝塔是最高等级，智力最高，从事高层管理工作；伽马是平民，从事普通工作；德尔塔和厄普尼隆由复制产生，智力残缺，从事体力劳动。
胚胎培植中心的管理人员利用睡眠疗法、巴甫洛夫条件反射等科学方法，严格控制各阶级婴儿的思维，甚至以诱导脑部缺氧的方式导致厄普尼隆智力低下，以便他们甘于从事低级工作。
在婴儿沉睡的时候，睡眠教育会以广播的方式不断对他们进行洗脑，灌输消费主义思想和新世界特有的道德意识，并让他们认为自己所处的阶级是最好的，自己所从事的工作是最有意义的。
对花朵表现出喜爱的婴儿会被施以惩罚，因为大自然中的物品是可以免费获得的，喜欢花朵的人无法为消费做贡献，这有悖于新世界中“消费至上”的理论；对书籍产生兴趣的婴儿是需要纠正的，因为阅读书籍会扰乱思想，导致谬误。通过反复的电击刺激，婴儿就会对花朵和书籍产生本能的憎恶，逐渐形成无法逆转的心理定势。
对新人类来说，快乐是廉价的，痛苦是可以用科技手段规避的。观看感官电影是人们放松的方式，因为通过满足感官的刺激，便可以产生低级的愉悦感受。一种叫“唆麻”的无副作用药品被用于治疗不愉快，吃一片唆麻就能获得美好的幻觉，醒来之后，一切痛苦都将被抛之脑后。
安定和快乐是新世界的代名词。人们富裕，安全，不会生病，没有痛苦，不会对死亡产生恐惧，不会因感性的存在而产生不稳定的情绪。如果有人表现出自我意识，那么他就会被视为怪胎和社会不安定因素，被流放至偏远地区。
隐形的思想植入，超稳定的社会结构，丰厚的物质环境，唾手可得的快乐……这是幸福还是噩梦？是极致的繁荣还是灭顶之灾？身处新世界中的人们不会思考这个问题，因为新世界不允许独立思想的存在，人们所需要的除了快乐，别无他物。
野蛮人与文明人
新世界存留了一个“野人保留区”，位于美国新墨西哥州。在那里，没有发达的科技，没有新人类赖以生存的唆麻，家庭依旧存在，感性没有消失，人们虔诚地皈依宗教，辛苦地为生活奔波。
有一天，生活在新世界中的列宁娜和伯纳在保留区中见到了一个叫约翰的野蛮人。约翰的母亲是新世界的胚胎培植工琳达，父亲是胚胎培植中心的管理人员托马金。多年前，不小心怀孕的琳达在缺乏流产技术的保留区走失，从而不得不将约翰生产下来。
伴随野人约翰长大的不是感官电影和唆麻，而是《莎士比亚全集》。
由于在新世界中，拥有私生的孩子是一件极其可耻的事，所以伯纳为了让仇人托马金身败名裂，便主动邀请琳达和约翰重返美丽新世界。在母亲琳达口中，新世界是一个充斥着幸福和快乐的天堂，可当野人约翰真的来到了美丽新世界，却感到极度的无所适从。
野人发现自己爱上了列宁娜，几经犹豫后才将神圣的爱情颂歌唱给列宁娜听，可令野人没想到的是，列宁娜竟主动要求与他发生“一夜情”关系。野人方才知道，在新世界中，男女之间没有爱情，只有最原始的性，滥交是正常的，爱情是不被理解的。
野人憎恶唆麻，因为唆麻让人们变成了没有灵魂的快乐人偶，于是他扔掉了德尔塔每日配给的唆麻，并引起了一系列的混乱；野人痛恨新世界森严的阶级，痛恨新世界的死亡教育，认为那是反人性的，于是冲着正在接受“死亡训练”的厄普尼隆大发雷霆。
最终，不断闯祸的野人被警察带到了总统面前。野人告诉总统：“我想要上帝，想要诗歌，想要真实的危险，想要罪恶，想要不幸福的权利。”
野人要求受难，尽管那与幸福格格不入。的确，无休止的享受代表着快乐不泯，而自由的思考代表着痛苦的降临，伴随丰沛感情而生的是苦难的折磨。
可人之所以能够被称之为人，正是因为人拥有自由的思想和情感。人与机器的区别在于人能够自由选择自己的生活，而机器只能依照固定的程式工作，哪怕它拥有人类的外表，也无法体会到人类的情感与思想之美。
痛苦与快乐伴随着人性而生，只有负担起痛苦的责任，人才真正拥有了人性。
野人最终选择了隐居，但新世界的人们并没有放过他。
野人自食其力的生活方式和对宗教的狂热引起了新世界人们的好奇，越来越多的人像参观动物园里的动物一样前来观摩野人的生活，并视他为笑话。
野人选择用鞭子抽打自己，来唤醒自己对痛苦的觉知和存在的意义。在新世界人们看来，这种自虐正是不可多得的好戏——对于思想一片荒芜，只靠感官获得快乐的人们来说，还有什么比这种皮肉的刺激更令人神往呢？
野人最终选择了结束自己的生命，以死来对抗新世界的美丽。在这个科技高度发展的繁荣社会里，体面的文明人犹如行尸走肉，却有一个野蛮人选择了追寻人性，选择了殉道。
谁是野蛮人，谁是文明人？
殊途同归的绝望乡
与高潮迭起的《1984》相比，同为反乌托邦小说的《美丽新世界》显得略微平淡，但正是这种平淡才能反应出新世界中人们的麻木与苍白。特定的生活方式，固定的阶级，可控的快乐……一切的一切都是平淡而固化的，整个社会是一个巨大的工厂，人是车间流水线上的螺丝钉，冰冷，机械，毫无感情。
奥维尔笔下的灾难性世界是显性的，而赫胥黎笔下的灾难性世界是隐性的。美丽新世界看似满足了人类对幸福的期望，实际上却是以乌托邦的外壳包裹着绝望乡的内核，与《1984》对专制的控诉殊途同归。我们不得不反思，什么样的幸福才是符合人性的？
《娱乐至死》的作者尼尔·波兹曼在书中写到：奥威尔担心我们憎恨的东西会毁掉我们，而赫胥黎担心的是，我们将毁于我们热爱的东西。
《1984》中的人反抗无路，《美丽新世界》中的人则完全不知道何为反抗。在奥威尔的世界中，人性被蒙蔽但尚且存在，自由虽被限制但依旧留有萌芽的土壤。在赫胥黎的世界中，人们被禁锢在快乐的笼子里，享受着条件反射的低级愉悦，自由和人性的概念已然消失。
身为读者的我们站在上帝视角，会因新世界中的极端控制而感到毛骨悚然；但身处新世界中，沉浸在幸福中的他们，真的会放弃快乐而选择追求自由吗？
用理性去对抗快乐的本能，这远比对抗粗暴的压迫和控制要困难。
技术与人性
“人人为我，我为人人”是新世界的箴言，为了维护集体，保持社会的高效运转，人必须是驯服的，安于现状的，在这样的价值体系中，机器化才是人实用性的最高体现。
技术的发展必定伴随着对效率的追求，不论是对于人还是机器。对效率的崇拜令人们的生活节奏越来越快，思想和情感变成了无用之物，效率才是衡量一个人价值的标准。
在这样的社会中，人们的物质追求远远高于精神追求，精神依赖于物质，精神受控于物质，艺术和文学成为无用之学。技术表面上提高了人的生活水平，却使人的精神世界变成了一片荒漠。
在新世界中，阶级的划分依靠的是基因改造技术，人类是自己的产品，人的快乐依赖于唆麻，人性被药品所控。技术的高度发展令世界成为了一个巨大的工厂，人们早就忘记了自己存在的意义，甘愿做一个毫无感情的零件而不自知。在这种极端的情况下，人类已然成为了技术的奴隶。
技术与人互为载体，技术既可以为人所用，也能反噬人类。
在良性的状况下，人创造了技术，为技术提供源动力；技术是人的工具，能够用来提高人的生活水平。但如果我们将技术用于改造人类自身，却将伦理与道德弃之不顾；抑或只片面追求效率，而忽视精神的滋养，那么技术就会凌驾于人性之上，人类最终会在高科技牢笼中逐渐走向异化和毁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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