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数学老师到竹林打猎在当时堪称是小河旁边一道酷炫的风景线，当时什么鸟都有，什么鸟都好多。谁爱打就打去，谁也不会怪你破坏生态或者没有爱心。
数学老师叫德毅，至于他的姓，我倒是忘了。他教的是初中数学，我在读小学的时候就认识他了。我读小学三年级时，只要透过教室的玻璃就可以看到他的宿舍。小学教室和教师寝室就隔着一大块菜地，菜地的左边是学校大礼堂，右边是三层教学楼。当时，小学是五年制，每个年段有两个班。
我读小学三年级时，被分到了甲班，其实当时我更希望自己分到乙班去学习，好像外村来的女孩子比较多。但在甲班也是很有乐趣的一件事，就是可以经常往窗外瞅瞅，观察德毅老师的一举一动。小学三年级的学生就得开始学习如何使用算盘，那是很讨厌的课程，要记好多公式，大家都没有学好，只是喜欢身上挂着算盘俨然一副掌柜的感觉。珠算往往安排在下午的第三节课，我常常看到德毅老师在收拾自己的打猎装备了。他把自己的那把黄色枪身的鸟枪擦了几遍之后，打开既可以装烟丝也可装子弹的铝制小盒子，清点一下子弹，换上人字拖，叼着根“乘风”或“友谊”（当时很大众化的两种烟卷）就往河边出发了。他每次带的子弹很少，我有时跟在他背后转了一大圈也没见他发一枪。但他基本上是百发百中，这就不奇怪他宿舍旁的几棵梧桐树上都没有鸟窝的原因了。
尽管德毅老师有着百发百中的枪法，但他并不一定每次都能拿到自己的猎物。有时，猎物是被打死了，却掉在了还离地面很高的树枝上或者屋顶上。这时，他就没辙了。这也是我们为什么喜欢跟在他背后的原因了，我善于攀爬，再细的枝桠都够得着。当然，他也希望我们跟着他一起打猎，可以保证猎物的回收率。当时觉得德毅老师从来没分给我们一杯羹，实在是太没“哥们义气”了。
在我们渡船头，我还不算怎么能爬，最能爬的要数堂哥和国忠了。村里的荔枝被承包商采完之后，堂哥还能把最难发现最难采到的荔枝再采回家。国忠更可怕，有一次全校师生集中在操场准备升旗时才发现挂国旗的绳子与旗杆顶端脱钩了，他竟然自高奋勇嘴咬绳子像猴子一样爬上去搞定了钩子。那是最刺激最令人振奋的一次升旗了，当年真想偷偷隔断绳子，让国忠在下个周一再被老师请出来秀一番，如果国忠回家不会被老爸臭骂的话。
我们渡船头的难兄难弟们也几乎都打过猎，不是用鸟枪，是用自己制作的弹弓。你只要从荔枝树砍个开叉均匀的树杈，外加两小段粗橡皮筋（剪自自行车的破内胎）和一片两头打孔的牛皮带就搞定了。接下来，就是到小河边捡一口袋光滑的小石子当作子弹，就可以到处开弓了。我是打不到鸟的，有时打光了好几口袋的小石子还怪小妹没多捡些才让眼前的麻雀或者蝉儿给飞走了。
也不知从什么时候起，德毅老师不再打猎了，大概是我读小学五年级吧。现在想来，应该是他那时当爹了，不想让自己的儿子看到自己背着枪到处打鸟。为了打发自己在乡村的闲散时光，他就经常在学生大都离校的傍晚坐在菜园旁的方凳上吹着洞箫或笛子。那些曲子我还记得一些，如《世上只有妈妈好》《小城故事》《让我们荡起双桨》《十五的月亮》 。在那师资缺乏的年代，他还教了我们几节音乐课，真是小城故事多啊。
他教我的时候是初二，但在我的记忆里，我们已经是老朋友了。他很严肃，上课都只带一两根粉笔，基本不带书，脑子想到几个例题就给我们讲个一节课。也没笔记，不像语文老师和英语老师那样每次课都得擦个三五次黑板。
我读初三的时候，县里搞数学竞赛，我们学校要求排个学员去参加。德毅老师就说服我去了，说县城很好玩，可以看到铁索桥。去的时候是大清早，7点出发，他开着嘉陵70的摩托，快9点才到县城。回来时，进村已是下午1点多。记得回来的路上，骄阳一路高照，他只要看到路面有水的地方就开过去，说是天太热怕轮胎炸了。午餐也是在路上吃的，我们进了路边一家饭店，他问我要不要扁食，我心里想吃极了，但我嘴上却说：“我吃稀饭。”他点了扁食，还打包了一份回宿舍给老婆孩子。那是我第一次见到扁食，第一次吃到扁食则是上大学的时候了。
至于那次数学竞赛的结果怎样，到现在也没人知道。也不知道那时有没有谁给德毅老师报销车费和伙食费，估计谁也没有。我只知道，他是一个说话算话的老师，确实带我绕了半圈县城看了铁索桥。
在那艰苦的年代，老师们很难全身心教书，菜得自己种，猪是自己养的，还得每天面对村里那群不把读书当回事的野孩子。
我还读小学时，我奶奶常这样告诫我：“在学堂（学校）得学乖，袂作（不能）学歹（坏），袂作像你老爹一样把先生（对老师的尊称）的高丽菜（卷心菜）捅成蜂窝煤。”等我读了初中，我发现把老师种的包菜捅成蜂窝煤的恶作剧已经过时了。
那是一个夏日的中午，暴雨过后，田里的大大小小的蜗牛都被唤醒了。它们伸长着油滑的灰脖子，两只修长的触角上闪着一对如饥似渴的小眼睛，贼溜溜地背着房子纷纷滑向一畦畦被雨水洗得干干净净的地瓜叶。农夫们是很讨厌蜗牛的，一旦发现就抡起锄头把蜗牛砸得粉身碎骨埋进土里当肥料，或者捡几个特大蜗牛回家剁成碎肉喂鸭去。手头碰巧没有锄头的，直接抓起蜗牛往田埂的石块用力扔去，皮壳再硬的蜗牛也很快报销了。
蜗牛们要是落在村里的那群“学渣”（校园威龙）手里，想死就没那么快了，绝对是风光大葬。他们捡了很多大蜗牛，装到破旧塑料袋里，提到教室里。在班上还没有人来上课的时候，把蜗牛一一排放在地板上，只要哪只蜗牛伸出了脖子，就会被小心翼翼地抓到黑板上去。不出十分钟，黑板上便爬满了蜗牛。试图爬离黑板的蜗牛，很快又被威龙们掉了个头，在黑板上继续爬。
当蜗牛们把黑板的各个角落都爬过一遍之后，它们的尖尖的尾巴就会被剪掉或者敲掉。就像现在大家喜欢吃的田螺，把尖尾除去之后，就很容易吸食田螺的肉了。当时，威龙们不是为了吃蜗牛的肉，也没人吃，他们想要的是蜗牛的体液。一只只被折磨得奄奄一息的蜗牛们又被一段段细绳子挂上了讲台上方的天花板。
黑板干了之后，铃声也就跟着响了，可怜的英语老师许老师（他是我最敬重的老师之一，当然不是因为他至今未婚）抱着一叠教案，甩着对半开的发型，风风火火地走进了初二年甲班教室。他先是吓了一跳，以为暴雨把天花板搞得漏水了，后退了两步。看到天花板上挂着几排蜗牛后，他一脸怒气，终究没发飙，喊了句：“Now , Let us turn to Page 57, read after me !”然后又自己用中文翻译道：“现在，让我们翻到书本的第57页，大家跟我读。” 威龙们就随便翻开一页书，跟着瞎读，心里嘀咕着英语老师什么时候开始写黑板呢。
许老师终于拿起粉笔了，然而他怎么用力也无法将粉笔写到黑板上去。风干了的蜗牛体液就像一层牢固的胶水把黑板过塑包装了起来，任何粉笔都只能在它身上来回打滑直至折断。许老师还是继续念着课文，他似乎已经下定决心不管怎么被整都不生气，就是不让那些威龙们找到得意的谈资。
威龙们看到许老师根本没当回事，感觉郁闷扫兴。他们的头头小杰（在这里请允许我使用化名，省得我再次背负叛徒的骂名）看到天花板上的蜗牛也停止了滴水，他就拿出弹弓，装上小石子，往蜗牛们连续射去。顿时，蜗牛们再次体液四溅，老师和前排的几个学生都遭了秧，花花绿绿的讲台散发着一股生鲜的腥味。
许老师发飙了，一巴掌把原本矮小的小杰打得又矮掉一截，身为威龙们的头头怎能受此“奇耻大辱”呢。小杰一边哭着，一边骂骂咧咧地往教室后面跑去了。当时，我们包括许老师都以为小杰要回家告状了，许老师打完后就转身走向了讲台。没想到的是，小杰操起教室后面的扫把，发疯似的冲向讲台上的许老师。许老师也没反应过来，一下子慌了神，丢下书本赶紧往教室外面跑。就这样，许老师被小杰从二楼教室追到一楼楼梯，又从一楼另外一边的楼梯追回了二楼教室。小杰也就这样出名了，初三的威龙也都叫他老大了，尽管他后面被学校处分了。
小杰初中毕业后，成了一名很专业的制茶师傅，也赚了不少钱，现在他也经常告诫自己的孩子：“在学堂（学校）得学乖，袂作（不能）学歹（坏），袂作像你老爹一样。”
如果没有许老师，我想，我的英语肯定了没救了。我们那一届初三学生总共是76人，只有6人上了高中和大学。我能有幸成为其中一员，这与许老师的付出关系重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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