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们那时的玩具少得可怜，要是谁有一把水枪，那可是相当威风的，更别提一把仿真手枪了。当时大部分孩子都得帮家里养猪养鸡，放牛放羊，捋甘蔗叶，割水稻，摘花生，生火做饭，打扫庭院。但是，孩子们游戏的天性是难以遏制的，他们总会找到释放的地方。这就像《侏罗纪公园》里的那些恐龙，其生命力和繁殖能力不是人为所能控制得了的。
在众多游戏中，独以“打游击”最受欢迎，参与的人数也最多，规模也最大。首先，先用“黑白布”的方式随机选出两组人数相等的“红军”和“白军”。所谓“黑白布”就是“石头剪刀布”中的“布”，“黑”和“白”分别指手掌的背面和正面。“红军”和“白军”是相对的，一般最后胜出的那一组就称为“红军”，咱不能给红军丢脸啊。第二，得划定一下“打游击”的范围。范围太大的话，玩个一天也结束不了；范围太小的话，大家的本领施展不开。当时就约定俗成了这样一个范围：上至学校围墙，下至河边竹林，左到大路，右到菜园。第三，得规定一下哪些地方是不能躲藏的。房屋是肯定不能躲的，不管是自家的，还是别人家的。四面封闭的地方也不能躲个半天不出来，只能稍作逗留后就尽快转移。第四，规定“毙命”的标准：只“射击”到头或者脚是不能算“击毙”对方的，必须在对方整个躯体都暴露的时候，“射击”才算成功。第五，“射击”时，必须举起“枪”，并说完“毙倒某某人”才行。所谓的“枪”，即摆出拇指竖起，无名指和小拇指屈向手心，食指和中指并拢指向“射击”对象的姿势。第六，被“击毙者”不能为了己方的最后胜利以任何方式通风报信，泄露对方组员的行踪。最后，在规定时间内组员被全部“击毙”的一方算输，违反规则的也算输。
“游击战”一拉开，整个渡船头就沸腾了。大孩子参加了，小孩子也参加了；男孩子参加，女孩也参加了。有人躲藏在水圳边，有人埋伏在粪坑旁，有人隐约在竹林中，有人遮掩在树叶里，有人贴在菜园的田埂上，有人从一个墙角迅速移动至另一个墙角，有人从电线杆后面快速地跳进了附近的牛棚。总之，胜利之前都是黎明前的黑暗，“枪声”四起。
当时擅长“打游击”的“前辈”很多，如：堂哥、顺超、国忠。说到国忠，他不仅很能攀援，也很能躲避，极难找到他的。有时，他躲得连己方胜利了还不知道，还继续躲，还把“敌方”已经“阵亡”的队员再“毙倒”一回。我和江水海明海城等几个小喽啰就不提了，都是最先“阵亡”的，集中在晒谷场晃荡着埋天怨地一通。
说到顺超，他是我们政治老师的儿子，比我大5岁左右。他在“打游击”中，每次“击毙”的人数应该算是最多的，是一个很有点子的人。避开“游击战”不谈，他还是一个很会挑起人性弱点的人。
记得那是一个夏天的午后，我到他家二楼，一同躺在水泥板的床底下纳凉。他侧身背对着我，看似已经睡着了。我突然发现旁边有一张皱皱的一角钱，内心挣扎没多久，我就偷偷地把一角钱塞进了自己的裤兜。我当年可是没有任何零花钱的，一角钱可以买两根冰棍，那在大热天是多么大快人心的事啊。起身后，我瑟瑟地说：“顺超，我要回家了。”
这时，顺超“醒”了过来，半脸坏笑半脸得意地说：“把一角钱留下。”我当时直接愣了，那是我第一次如此尴尬，交出钱后，我红着脸，难受地回家了。从那次开始，我再也没有去过他的二楼宿舍，每次“游击战”“击毙”他时都总感觉底气不足。
在我用文字把这件事写下来前，其实我早早就释怀了。现在想来，这件事在前期让我一直闷得喘不过气，可后来却教会了我很多，我也悟出了很多有益的道理：做人应该不愧屋漏，慎独很重要；是自己的就是自己的，不是自己的就不是自己的，总有几分注定的；凡事求个坦然，莫去计较贫富成败……
去年春节，我到他家看望一下他父亲，也跟顺超聊了很久，他已经是有了两个孩子的爹了，大女儿约摸10岁了。他现在在广东做生意，也是每年回一次老家，碰面时都是一番寒暄，相互请烟敬茶一番。或许，他早已经忘了二十年前曾有这样一个关于“一角钱”的故事了。玩乐和游戏是孩子的天性，繁重的农活阻挡不了，炎热的沙滩阻挡不了，洪水来了也阻挡不了。
晋江是福建五大河流之一，也是泉州的母亲河。它发源于安溪桃舟，流经感德、湖头、金谷、蓬莱，魁斗等多个乡镇，并在南安市与东溪汇合，经泉州注入东海湾。渊兜村算是晋江西溪上游的一颗明珠，山水怡人，处处是风光。
然而，西溪从每年五月就开始进入了汛期，而且持续到九月。特别是在农历的七八月，雨量充沛，西溪常常隔三差五地泛滥一下，以示威武。洪水来时，黄涛滚滚，沙滩被淹没了，竹林也矮了一截，河道瞬间变宽了数倍。但是，我们这些小喽啰可开心，除了可以再次见识排空的浊浪，好玩的事情还是不少的。
大雨往往都是有大风伴随的，大风一起，荔枝林可就热闹了。村里的孩子都跑到高大的荔枝树下捡荔枝，有时听到“啪”的一声，又有颗荔枝被风吹落了。孩子们便争先恐后地扑过去，在草丛里搜寻荔枝的身影。要是那颗荔枝掉进水洼了，也照样抢着捞出来。就这样，从一棵荔枝树走到另一棵荔枝树，也不知道自己绕了几遍了。有时为了比别人早点到荔枝林捡荔枝，我和小妹在凌晨三四点就披着塑料雨衣，带着斗笠，打着手电筒出门了。穿过甘蔗林，走在种满花生的田埂上，到荔枝林一看，哇塞，荔枝林里已经有好多手电筒在照来照去了。于是，熟人一个个蹦了出来：堂哥堂姐、国忠、丽花、志谋、机成、志友……见面的第一句话也是抢着说：“嘿，也太早了吧，你到底几点来的？”
有时候，荔枝被人都捡干净了，没得捡怎么办？那就趁看守荔枝的大叔不注意的时候，扔些木段到树上，打落几颗荔枝继续捡呗。“捡”是合法的，打落荔枝就算偷了，被抓到那可是很糟糕的，要么被打，要么毁掉祖辈父辈的名声。我当时是这样想的，“被打”是不可能的，荔枝林连接着竹林，只要我能及时躲进竹林，靠着芦苇的掩护，除了堂哥估计谁也抓不到我的。“祖辈父辈的名声”嘛，当时觉得先解解馋要紧，“名声”可以先抹黑一下，等以后长大了，应该有机会光宗耀祖的。
大风除了刮落荔枝，还会折断已经两层楼高的竹笋。竹笋破土时，先在地面保持三五公分的身高，再耗个两三年，最后用半个月冲到云霄。也就是说，你对着好多低矮的竹笋流了很久的口水，终于在它们被大风刮断之后，可以心安理得地把它们拖回家了。
被风吹断的竹笋其实已经接近成年竹子了，只是顶端尚未舒展开来，还没来得及长出竹枝竹叶。折断部分拖回家之后，还得进行一番深加工方可食用。首先，用刀剥下层层的笋叶，切下每一节底部的黄嫩部位，剩下的百分之九十五都不能吃，只能堆在旁边晒干了当柴火。其次，把切下来的竹笋放到大锅里煮个2小时，为的是除去竹笋的苦味，还有软化纤维。第三，把煮好的竹笋放到盛有足够凉水的大桶里泡个一天或两天，每间隔半天换一次水。这是为了使竹笋变得清脆可口一些。最后，捞起的竹笋就可以直接下锅去炒了，加点盐巴就是当时难得的美味了。要是偶尔能加点猪肉或者多放点猪油的话，那简直是一种享受了。“竹笋配肉”这道菜也可以用来吓唬顽皮的孩子，言外之意是：你要是不乖，当爹妈的就要用竹枝打在你的身上，让竹枝“配”点你的肉。我和堂哥都很顽劣，“竹笋配肉”没少吃过，手上的肉，屁股上的肉，脸上的肉都被竹枝“配”过不知多少次了。
当年竹笋的最经典做法就是加入咸菜，既不用放盐，也不用放其他调味料，风味还很独特。咸菜通常是指酸菜，也都是自家腌制的。当芥菜长到30公分高的时候，可以用它来做芥菜咸饭，要是能浇点葱头油在米饭上，那简直可以进入《舌尖上的中国》栏目了。等芥菜疯长到半米高的时候，也就到了整棵收割的时候。大清早砍下之后，整担挑回家，摊开放到晒谷场晒个一整天。到了傍晚，原本硬挺的芥菜都蔫了，这道工序跟制茶中的杀青差不多，作用也一样，就是蒸发掉多余的水分。然后，滚出一只大簸箕，把芥菜头都朝向簸箕的中心，单层摆开。接下来，洒上一圈粗盐，打赤脚在芥菜上面踩几个来回，把原本暗淡下来的芥菜踩得再次发绿起来。这道工序有点像制茶中的炒青，叫茶青来一个“死去活来”的折腾。接下来，就是再铺上一层芥菜，再洒一圈粗盐，再踩。这样连续重复四五的“铺”、“洒”、“踩”，基本上就够腌制一大缸酸菜了。一般半个月之后就可以拿半棵出来吃了，要是腌个一年两年，那味道是相当的浓郁。不用担心上面飘着几头白虫，只要没水滴混入缸里，腌在缸底的酸菜都不会坏掉的。田里要是没菜的话，或遇上荒年，这样一缸咸菜够一家度过半年。奶奶常对说：“喝热滚米汤，配臭番（馊）咸菜，你太公太妈也相同。”在渡船头大厝里，当年跟我爷爷奶奶住在一起的还有友昆的爷爷奶奶、国忠的爷爷奶奶，他们都是靠着热粥配咸菜的节俭，养育着自己的一大家族。相比之下，友昆的祖父祖母的日子会过得稍微“舒坦”一些，因为他家可是有亲戚在南洋的。南洋的亲戚都叫“番客”，去趟南洋就叫“过番”，就连当时的火柴也不叫火柴，非得沾点“番”亲不可，叫“番火”。当年我就对着“番火”发过牢骚，火是用来烧杀抢掠的，那火柴的牌子竟然还取作“和平”。
由于长年的战乱与灾荒，闽南一带的人们选择了飘洋过海，扎根于异国他乡，此所谓“下南洋”。他们在异域国度经过多年的勤恳耕耘，苦心经营，事业有成时便开始了寻根之旅与回馈依旧贫困不堪的家乡。
我们的渊兜村中心的祖厝祠堂是由华侨沈邦约捐建的，父辈们当年读的学校叫“清江学校”，是由我村旅居印尼的华侨沈清江先生捐建的。新建的清江小学，则是由沈清江先生的两位儿子出资捐建的。如今，已经历经近五十年风雨的渊兜大桥也是由当年沈清江先生捐建的，他看似只捐了4万，但当时这座石拱长桥的造价是12万左右。
代代学子通过清江学校走进了知识的殿堂，也借着渊兜大桥从淳朴的山村走向了世界各地。我就是其中的受益者之一，每当我踏桥进村时，心中充满感激，脑中不时会浮现出父辈们讲述的当年造桥的情景。虽未能逢世亲临，却也“历历”在目。
就在文革搞得如火如荼之际，渊兜村的乡亲们举全村之力，在冰霜的秋冬里将造桥运动搞得热火朝天。先是阻断半条河流，令其改道。再把桥墩挖深挖广，用混凝土夯实。接下来，全村分成15小队，每小队出动2辆土车，即手推车。乡亲们推着小推车到5公里外的云林采石，再把大大小小的石块运回村里。一路浩浩汤汤，口号四起，桥墩两侧的广大田地都被石块堆满了。能工巧匠们又把石块敲击打磨成合适的桥墩砌石与大小吻合的拱桥砌石，再由众力士用粗大麻绳套起，扛往河边。造桥中期，当年的村干部又到采矿厂请来了几辆手扶拖拉机，日夜往返采石……
当这些华侨们的伟大事迹需要我们去追忆的时候，说明他们已经被大多数的后人遗忘了。以下是我在2007年1月7日与一位闽南老华侨的一番对话，追忆整理如下：
“陈先生，您好！我是对外汉语志愿者沈先荣，菲律宾晨光中学老师，您还记得我吗？”这一天温家宝总理访问菲律宾，在马尼拉大酒店接见了我们。陈祖昌先生作为华侨领袖之一，跟菲律宾华人首富陈永栽也都应邀参加。我之所以认识陈祖昌先生，缘于2006年10月1日的中国国庆节晚宴。当时，我跟他同一桌赴宴，他很客气地把大海蟹推给我等小辈。 我刚开始还不知道他老人家就是陈祖昌，直到晚宴结束之后，我要了他的名片之后才知道的。知道他名字的那一刻，我深深被触动了，他是如此的谦卑，一点都不像是捐建了泉州师范学院陈祖昌大礼堂的亿万富翁。
“哦，我老了，记忆不好，你好，你好！”陈祖昌先生的回答是在我意料之中的。他和我一样，都没仔细听总理的演讲，站在人群外围发呆。我们身后不远处的软椅上还坐着两位估计是早就听腻了总理发言或是腿脚不宜久站的老人家，一位是外交部长李肇星，一位是杂交水稻之父袁隆平。
“哦，没关系的！”我把上次见面情景讲述了一番。
“哦，哦，想起来了。”
“陈先生，您经常回大陆吗？”
“经常，现在大陆发展得比菲律宾好了。”他说，“不过，你们若是住菲律宾，也很好发展啊！”后面这半句话他是用标准的闽南语跟我说的，他显得有些激动。
“好啊，我也很想。”我还是习惯讲中文。
“你会讲Tagalog（菲律宾语）吗？”
“Kaunti po （一点点而已啦）。”这次我用菲律宾语回答。
“很好啊，你可以娶菲律宾老婆了。”他这话算是一语成“谶”，本人注定被全中国女孩子抛弃，注定得舍近求远了。
我们后面又聊了些关于菲律宾的华文教育，陈祖昌先生甚是忧心。也是！第一代老华侨不仅中文说得地道，还会用繁体中文写文章，毛笔书法更不用说了。第二代华侨能说好中文，能阅读中文书籍，毛笔也写得不错。第三代华侨中文讲得还行，读写就比较一般了。第四代小华侨能说点中文就算不错了，或者说不讨厌中文就谢天谢地了。我当年就是教这些“小华侨”华语课，天天处在崩溃的边缘，当然也闹了很多笑话。
关于寻根祭祖，老华侨是相当虔诚的，有着强烈的乡土归属感。每逢修订族谱，他们都会远道而归，齐备香火，三跪九叩，敬祖寻亲。而后，慷慨解囊，叮呤嘱咐，依依不舍，预定归期，有朝一日，落叶归根。如今的小华侨，落地生根，开花结果，意面土司，加冰可乐，乐不思蜀。我想，也无所谓好与坏，每个时代都有自己的生活方式，习惯就好。但我相信，历史一定还会重演，今天我们希望复古，未来的人们也会希望复古。复古情怀的我们是在重演历史，也将在不远的将来成为历史被重演。
小河在流淌，不舍昼夜；小河在诉说，无论远近。我们在倾听，倾听着属于我们这个时代的故事，从甘蔗林到番薯地，从稻田到茶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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