曾国藩能够被今人誉为“成事之神”，其“硬点”何在？我以为是在其辩证思维和辩证作为，或者用今天的话说，辩证法尤其游刃在心——不仅善于思谋做人做事上的成功之法，更善于把握做人做事上防止失败的要害所在。其“防止傲慢”的嘉言，是为特别之例证。
曾国藩说：“凶德致败，莫甚长傲。”其义即在于：违背道德的恶行必然招致失败，其中最危害的莫过于傲慢的滋长。可以想见，这是曾国藩久历仕途官场的最深切发现与经验。普通人、一般百姓偶有“傲慢”，是不足为怪的，也没有什么大不了的，但官场中人、商场竞争之地，傲慢以至傲慢滋长，则就非同寻常了，最是致败之因——谁人愿意与傲慢之人长期打交道呢？这是完全可以想见的致败之因。
“傲之凌物，不必定以言语加人，有以神气凌之者矣，有以面色凌之者矣。”如是可见，曾公是何等善于察言观色而形成己见。此言，可谓抓住了“傲慢”的三大表现——言语傲慢，神色气质傲慢，面部表情傲慢。如是，确为曾公所言之“人皆厌薄”。现实生活中，若有如此之人，谁人愿意与之共同做事、成事呢？
由以上“概括”并“具象”之言后，曾公指出：“中心不可有所恃，心有所恃，则达于面貌。”此中之“恃”即“傲慢”的代词。可见，这是一句精辟的心理学并行为学见地——心中有所仗恃，必然会反映到面部表情上，可谓“得意忘形”的一种特例。
基于上述，曾公则联系“自家”而说事了：“以门地言，我之物望大减，方且恐为子弟之累。”这即是说，以咱家而言，我现在的威望大大减少，正好减轻了我成为子弟们傲慢的原由，是为“坏事变好事”。此言，最能体现曾公的辩证之思。现实地看，“官二代”“富二代”的傲慢仗恃不都是源自父辈的声望势力吗？但有以曾公此思此言否？
接着，曾公又说：“以才识言，近今军中炼出人才颇多，弟等亦无过人之处，皆不可恃，只宜抑然自下，一味言忠信，行笃敬，庶几可以遮护旧失，整顿新气；否则，人皆厌薄。”这可谓道出了“名人”家庭成员或子辈何以做人做事的“硬核”：“抑然自下”——甘居人下；“言忠信”——说话上忠诚守信；“行笃敬”——做事上笃守厚道，有所敬畏；最在不可仗恃自家威权声名，且要以自身的努力开辟出新气象。
综合而思之，作为一位封建大吏，曾国藩能够如此辩证开明，固然有其追求“不朽”的衷心，但比较而见之今人，还是让人深为钦佩的，因为今人者多有所不及，我亦在其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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