几个监理当中，杨（Jan）是和我们关系最好的。他和肯一样，什么事都好好沟通，不会乱来。杨性格温和，脸上经常笑容满面，印象最深的就是他的个头，足足有一米九！杨是个干什么事都很认真的人，工作上他一丝不苟，经常到我们这边来沟通技术问题，不紧不慢，直到把问题解决才满意地笑笑。工作之外，杨也是个很爱玩的人，虽然个头高，但性格上就像个大孩子。他性格开朗，喜欢周末去到处转转，要么游泳，要么开车兜风，笑起来很爽朗，很有感染力。杨有一辆敞篷吉普车，从年代上讲是老爷车了，他来莫桑比克工作以后，有一次回南非休假，来的时候竟然开着他的吉普车跑了两千多公里到莫桑比克，不敢想他那敞篷车是怎么开过来的。
项目前期，监理和我们的关系比较紧张，不过主要原因是我方造成的，后来换了项目领导以后，立即就缓和了，各项工作进入了正规。和白人处地久了，发现一个特点，他们对工作很认真，如果工作不到位，他们会看不起你，其他方面就更不用说了，这时候就低人一等，在工作方面让人家牵着鼻子走，以前就是这种情况，后来新领导来以后，这种局势发生了改变。当时杨和我们的总工Mr.Zhang在接触后有相见恨晚的感觉，年龄相当，性格相仿，工作思路也是经常合拍，因此双方在工作上合作很愉快，尤其是技术方面更是让杨他们佩服得五体投地。开始的时候技术变更方案总是让监理不满意，通过不了，自从Mr.Zhang来以后，通过对现场的勘察，对沿路取土场、碎石场的调查研究，最终做出了变更方案，从路面铣刨到基层施工，从沥青混凝土的拌和到路面的铺设，都分析地很到位，都是用数据说话。以前碎石产量不能满足施工生产，后来调整思路，并对生产班组进行了重新安排，等到碎石场看到堆积如山的各种型号的碎石以后，监理团队不禁竖起了大拇指。
每次和杨站在一起，都会有一种窒息的感觉，和他说话我们都得仰视，而他则是俯视。这种高低的差别让人啼笑皆非，只有像王彦强同志那样的高个子才能不用仰视。杨在工作之余的各种爱好特别广泛，感觉就是个贪玩的大孩子。周末他经常叫我们坐上他的敞篷吉普，放着南非版的乡村音乐，那种非洲快节奏的鼓点，就像给乡村音乐打了鸡血，让人听着不由得想蹦跶几下。当时既有路面铣刨以后做成了底基层，为了保护路面，在上面铺了厚厚的土进行压实，这种情况在旱季灰尘很大，对面过来一辆车，半天都在仙境一样。坐着杨的敞篷车，经常遇到这种情况，对面过来车我们得吃土，跟着前面的车还得吃土，反正都是吃土，后来也习惯了，杨对此不介意，总是哈哈一笑。为此他也下了一道现场指令，要求我们在路上定期洒水，确保不出现尘土飞扬的场景。在现场指令的作用和杨的现场监督下，尘土飞扬的情况得到了改善，杨笑地更开心了，他的敞篷车在路上跑得更勤了。
在莫桑比克打摆子是经常的事，白人也不例外。杨不知从哪听说有一种饮料里面含奎宁成分，可以预防摆子，于是他经常喝这种饮料，还特别给我们推荐，给我们还送了几瓶尝尝，他对此坚信不疑。还让我们的车去贝拉的时候经常给他顺便买一些。但是疟疾病毒是通过蚊子传播的，防不胜防，白天不可能一直呆在蚊帐里，我们在原始森林里施工，旁边又有大河，蚊子容易繁衍，根本做不到隔绝。在项目上的中方人员基本都得遍了，只是根据体质摆的次数不同而已。记得当时有个技术上的同事，一月三摆，成了名副其实的“摆子王”。后来因为实在受不了，身体承受不住就回国了。杨也没有那么幸运，后来终于中标了。有一天他来到我们办公室找Mr.Zhang,当时看他走路摇摇晃晃脸色苍白就感觉不对劲。我问他怎么了，他说感觉不舒服，过来讨论个技术问题。我赶紧叫领导过来，并把大夫叫来给他量体温，果然摆了。我们陪他回屋，他的房子虽然很大，但是空荡荡的。我打开冰箱取冰块，里面也是空荡荡，就几根胡萝卜和一块牛肉。让大夫给他开了药吃了休息，此时的杨孤零零的躺着，蔫蔫的没力气。但他还是笑笑说没事，让我给他那含奎宁的饮料。以前问他，他说没结婚，之前有个女朋友，在他来莫桑比克以后分手了，34岁也是单身一人，不过他看得很开，说还年轻不想结婚，监理当中好几个都是老光棍，还有个50多岁也是孤单一人，他们属于享受生活型的。可是这时候就显得孤独无助了，虽然我们不在家人跟前，但这么多同事在一起每天工作生活也很快乐。反观他们，虽然是个团队，但工作之外都是各玩各的。从那以后，我们经常给杨送些包子饺子啥的，他也爱上了中国美食，让他不再孤单。
我离开项目的时候，杨也很伤感，他说会怀念我的，他给我拷贝了他的激情乡村音乐作为纪念。后来听说他在项目结束以后又把他的敞篷吉普开回南非了。此后再也没见过杨，多年后我娶妻生子，告诉了他，他说很开心，他也找了个女朋友，不过那时候他都快五十了，他说他的女朋友比他大十岁。我很惊讶，不过也替他开心，总算找到了一份真爱。我从24岁到44岁，他也从32岁到52岁了，想想真是岁月如流，也是一把杀猪刀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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