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培公在考试的时候忘了忌讳康熙的名讳,没有将玄烨的玄字缺笔,被赶出了考场。之后，他来到一位卖豆腐脑的女子摊前，他之前曾帮助过女子将诉讼状词写成歌词，让她在街上唱，借此招揽生意。
女子见状，立刻给他盛了一碗豆腐脑，并塞给他一些钱，周培公只吃了豆腐脑并没有要钱，而此时，康熙恰巧也在吃豆腐脑，看到了这一切。
其实康熙早就听朱国治说过周培公的才能与境况，待周培公走后，康熙走到女子面前，问刚才唱的曲子是谁写的。女子说是周培公写的，康熙便要过来细看，看到背面有当年康熙帝师伍次友推荐周培公的书信。
于是，对周培公更加欣赏，便请他到茶馆一叙，聪明的周培公从言语和举止中立即判断出面前的康熙就是当今皇帝。这也许就是周培公和伍次友的一大区别，伍次友和康熙见了好几次，深谈了好几次，却从来没有发现是天子。可周培公第一次见康熙就能判断出他就是康熙皇帝。足以见得周培公的睿智。
这时纳兰明珠找到康熙说朱国治的折子到了，康熙立马领周培公回宫议事。吴三桂上奏同意撤藩，并详尽写了安置费，每户需要3000两安置费，有80多万兵丁，这些人迁址关外以后需要配农田50万倾，住房120万间，由云南到山海关一路上有十几个省200多个府县都要提供车船彪马保障吃喝花销，共需白银一亿两。索额图便说，这还仅是一藩，以此类推，这笔花销朝廷20年也还不完。
这时，周培公站出来说根本用不了那么多银子，吴三桂是狮子大开口，说明他是拖延时日，并无撤藩诚意，朝廷可以将撤藩的全过程分为三期进行。
首期是吴三桂下山，二期是千里北迁，三期是关外安置。这三个期间首期最重要花钱也最少，朝廷只需准备好首期的银子就够了。因为只要吴三桂拔寨而起，就说明他有撤藩的诚意，他一旦离开云南踏入内地，就是虎落平阳，那时他非但不能威胁朝廷而要顺从各地督抚的安排，剩下的一切就会水到渠成，吴三桂不下山朝廷求着他，吴三桂一下山，他就得求着朝廷。
大家认为周培公所言可行，康熙便命明年一开春就拔寨而起，吴三桂所需的费用要多少统统给他。但周培公提出自己的顾虑，假如吴三桂拿了朝廷的银子仍然不肯撤藩呢？
康熙也表示，其实自己是拿大清的天下在打赌，赌的是吴三桂不反。
康熙任用周培公且采纳提出的策略，都在为领导者说明：在管理的过程中，领导者永远都要关注问题核心。
康熙之所以重用周培公，并不是一时兴起的决定，而是经过长时间的观察，在确认其品行之后才最终做出的决定。而关键时刻就在于周培公被赶出考场后，在豆腐脑摊前只喝了豆腐脑却没有拿走银子。
而周培公分析吴三桂撤三藩所需的费用，也是抓住了主要问题。即给费用的前提是吴三桂是否真的愿意接受撤三藩，因而如果将其撤三藩分解成三个步骤的话，第一期即吴三桂下山是最关键的，但费用却是最少的。
不管是在人才的运用还是日常管理中，领导者都要关注问题的核心，因为只有抓住了核心，领导者才能集中精力解决主要问题，将企业内部的资源最大化利用起来。曾国藩在日记中曾经总结了处理事务的一个方法，就是剖析，即尽量把事情细分，一件事情摆在眼前，先把它剖成两部分，再由两部分分为四部分，再由四部分分为八部分，越剖得多，事情的细密处，隐藏处就越彰显。
在这里，周培公使用了同样的思考流程，他把撤藩的过程分为了三步，并且详细地考虑到了这三步的具体情形，提炼出三个步骤中的关键，从中找出了解决问题的钥匙。
《道德经》云：“天下大事，必作于细；天下难事，必作于易。”周培公的对策中，其实是隐含着权谋之术的，因为吴三桂提出的要求本来就是没有诚意的要挟。所以，在这种情况下，在不撕破脸皮的情况下，只能陪着他把这场戏唱下去。朝廷可以表面上先答应三藩的要求，一旦你走入我安排的棋局，后面是否履行，其主动权在我。
有人说了，堂堂大清朝廷，难道要失信于人吗？但是“大行不顾细谨，大礼不辞小让。”面对一个不讲信用和道义的对手时，你还去和他讲诚信，岂不是东郭先生般的迂腐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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