贝蒂·费尔南德斯，她也接待朋友。她有她的一个“接待日”，我们有时也会去。有一次，德里厄·拉罗歇尔[1]也在。看得出来，他自尊心太盛，让他痛苦不已，很少放下架子开口。他说起话来好像配音，带着别扭的翻译腔。客人中也许还有布拉西亚克[2]，但我记不清了，很是遗憾。萨特从未出现过。有几位蒙帕纳斯派诗人，他们的名字我全忘了，什么都忘了。没有德国人。我们不谈政治，只谈文学。拉蒙·费尔南德斯会谈起巴尔扎克。我们能听他谈一整个晚上。他谈话里透出一种几近被人遗忘的见知，一种几乎完全无从验证的见识。他分享的更多是看法，而不是信息。他谈巴尔扎克，就好象他自己是巴尔扎克一样，好像他也尝试过做巴尔扎克一样。拉蒙·费尔南德斯，那种教养，那种优雅风骨，在他的学问里也能看到。娓娓道来，直指本质又清晰明白，从不会让你感到勉强，感到有负担。这是个真诚的人。不论在街头，还是在咖啡馆，遇到他就像过节一样。他见到你会很开心，真的。他会满心欢喜地嘘寒问暖。日安一切可好？他会这么向你问好。英国式的做派，中间不加逗号，伴着笑声。伴着笑声，战争仿佛也成为了笑谈。战争，还有一切战争强加的苦难。不论是抵抗运动还是附敌分子，饥馑还是严寒，卑劣下作还是英勇殉难。贝蒂·费尔南德斯，她也只谈论各种人，谈街上见到的人，谈她认识的人，谈他们的情况，谈橱窗里待售的商品，谈额外配给的牛奶和鱼，谈如何能够缓解物资不足、寒冷，以及无止境的饥饿。她总是站在实用的角度，关心生存的细节。她坚持如此，友爱之情也可以如此认真专注，如此忠实，如此温柔。费尔南德斯夫妇，附敌分子。我呢？战后第二年，加入了法共。仿佛完全对称的两面，确定无疑的。我和他们是同一类人，一样的可怜，一样的亟待援助，一样地做出了愚蠢的决定，不妨说，一样的执迷不悟，以为个人问题可以通过政治得到解决。贝蒂·费尔南德斯，她也喜欢俯瞰，看德国占领下阒无人迹的街道，看巴黎，看广场上开花的梓树。和另一个女人：玛丽-克劳德·卡彭特一样。她们都有接待日。
坐着黑色豪华轿车，他陪她回寄宿学校。他让车在快到校门的时候停下，留出一点距离，以免被人看到。天还是黑的。她下了车，就往学校跑去，头也不回。进了大门，她发现大操场的灯光仍然明亮。她刚走出过道，就见到她在等她，心焦不已，板着脸，站得笔直。她问她去哪儿了，她回答：我没回来睡觉。她没说为什么，海伦·拉戈奈尔也没问她。她摘下玫瑰色的帽子，解开发辫，准备躺下。你也没去高中了，高中也不去了。海伦说，高中那边打电话过来了，所以她也知道了。她必须去见校监。操场的暗处，有许多女生。他们都穿着白色的衣服。树上挂着大灯。有些自习课室还亮着灯，里面还有学生。有些在学习，有些留下来聊天，或者打牌，或者唱歌。作息表上没有规定睡觉的时间，白天天气那么热，晚上的时间就自行支配，由年轻的舍监们自行管理。我们是这所公立寄宿学校里仅有的白人学生。有很多混血儿，大多被父亲抛弃了。她们的父亲也许是士兵，也许是海员，或是公务员，或是海关、邮局、公共工程局的基层职员。大多是被公共救济所遣送到这儿来的。还有几个四分之一混血儿。海伦·拉戈奈尔认为，法国政府要把她们培养成医院的护士，或孤儿院、麻风病院、精神病院的护工。她还相信她们会被送到处理霍乱和鼠疫的隔离病院去。海伦·拉戈奈尔就是这么相信的，所以她总是哭，所有这些工作她都不想做。她总说要从寄宿学校逃出去。
我去见了舍监。她是位年轻的混血女子，平时对我俩多有照看。她说：您没有去高中上课，昨晚也没有回来就寝。我们必须通知您母亲。我告诉她我昨天没能赶回来，但从今晚开始，从今以后，我一定每天晚上赶回来睡觉，所以不必通知我母亲了。年轻的舍监就看着我，对我笑笑。
後来我又没回寄宿学校睡觉。于是他们通知了我妈。她跑来学校见校长。她要求校长同意我晚上自由活动，不要规定我的返校时间，也不要强制我参加周日的集体散步。她说：这孩子一向自由惯了，不这么来就要逃走，就连我这做母亲的，也拗不过她。我要留着他，就得放她自由。校长接受了这个说法，一方面因为我是白人，另一方面也是顾及学校的形象，一堆混血儿里，总要有几个白人才好。我妈又说，即便我自由散漫，我在高中成绩还是很好；她还说起她那两个儿子给她带来多少苦，多么困难，小女儿是她唯一剩下的希望了。
于是校长就任由我把寄宿学校当成旅店了。
没过多久，我手上多了个订婚钻戒。此後，学监就不再说我什么了。人们猜测我并没有订婚。但那钻戒如此贵重，没人去怀疑它的真伪。这么贵重的钻戒送给这么年轻的女孩，倒让大家都闭口不谈了。
我回到海伦·拉戈奈尔身边。她躺在一条长凳上。她在哭，因为她以为我要离开寄宿学校了。我也坐到长凳上。海伦·拉戈奈尔紧贴着我，她舒展的身体美得让我酥软无力。这身体美得空灵，裙衫之下再无拘束，信手可触。她的双乳让我百看不厌。我从来没触碰过。海伦·拉戈奈尔，她不知羞耻为何物，在宿舍里裸着身子走来走去。要说神的造物里有什么是最美的，就要数海伦·拉戈奈尔的身体了。无与伦比。她的身材支撑起仿佛浮在空中的双乳，恰如其分。最精彩的是双乳外表浑圆，挺拔得仿佛用双手刚好可以捧起一般。即便是我的小哥哥，他那小苦力般的身体也相形见绌。男人的身体是贫瘠、内敛的形状，不会像海伦·拉戈奈尔的那样容易损毁，无法久存，至多一个夏天就会消逝，不会再多了。海伦·拉戈奈尔，她是在大叻的高原地区长大的。她父亲是邮局的职员。她不久前才插班进来，在学年中间。她老害怕，会贴着你，一动不动，也不说什么，常常只是哭泣。她的肌肤粉红中带着棕色，是高山上的孩子的标志。这里的孩子因为气候炎热和贫血，肤色苍白发青。她在里面很容易认出来。海伦·拉戈奈尔，她不去高中读书，她没那个能力。海伦·拉戈奈尔，她学不进去，记不住东西。她在寄宿学校里上初级课程，但一点用没有。她依偎着我哭，我抚摸她的头发，她的手。我告诉她，我不走，我留在寄宿学校，和她一起。海伦·拉，她不知道自己多么美。她父母不知让她怎样才好，只想尽快把她嫁出去。海伦·拉，她也许会遇到所有她想要的未婚夫，但现在她不想要他们。她不愿意出嫁。她只想跟她母亲回家。海伦·拉，海伦·拉戈奈尔，她最后还是遵从了她母亲的意愿。她比我美多了，比我这个戴着小丑般的帽子、穿着镶金边鞋子的人美多了，她比我更适合结婚，适合无穷倍。海伦·拉戈奈尔，你可以把她娶回来，建立夫妻关系，恐吓她，向她解释让她害怕的、她不了解的东西，指使她留下来，等待。
海伦·拉戈奈尔，她，她已经十七岁了，可我已经懂得的事情，她还不懂。和我猜的一样，她永远也不会懂。
海伦·拉戈奈尔，身体略重，仍旧天真无邪。她肌肤柔腴，仿佛某种水果的表皮，几乎不可察，夸张地说，仿佛是虚幻的。海伦·拉戈奈尔，教人恨不得杀死她，引人遐想，想看她把自己亲手杀掉。她的形体仿若最精致的糕点，她持之而不自知。她展现这一切，只为了让手去揉捏，让嘴去啮咬，对其毫不了解，也不清楚其中i潜藏的美妙力量。我真想把海伦·拉戈奈尔的双乳一口吞掉，就好象他在中国城的房间里吞吸我的双乳一样。我每晚都去那个房间，加深我对神的认知。品尝这对粉妆玉琢的乳房，她的乳房。
对海伦·拉戈奈尔的欲望让我酥软无力。
欲望让我酥软无力。
我真想把海伦·拉戈奈尔也带上，带到每晚我闭上眼睛，享受让人尖叫的极乐的地方。我想把海伦·拉戈奈尔交给那个男人。让他把他对我所做的，也对她做一遍。就在我面前，让她做我想做的，让她献出我所献出的。这样，那极乐通过她的身体，从他那儿传达到我身上，这才是终极的快感。
直教人去死的快感。
在我看来，她和堤岸男人是同一种肉体。只不过她呈现出来的是光芒四射，纯真无暇。每一个姿势，每一滴泪水，每一点缺陷，每一点无知，都在不断重复绽放。海伦·拉戈奈尔，她是那劳役者的女人。那劳役者让我获得的快感是那么抽象，那么痛苦艰难。仿佛一片模糊的阴暗，堤岸男人自中国来。海伦·拉戈奈尔自中国来。
我没有忘记海伦·拉戈奈尔，我没有忘记那劳役者。自我走後，离开他後，有两年时间，我再没碰过男人。这莫名的忠贞应该属于我自身。
我仍然是这个家的一分子，摒去其余一切地方，这里就是我所居。只有这里的冷酷荒芜、骇人艰辛、恶意狠毒，才使我能从最深处肯定自我，从最根本上确认。这些我後面会提到。
即便後来，当现在的一切已被撇在身後，我仍旧只属于这里，不属于任何别的地方。我在堤岸厢房里度过的日子，仿佛投下一束新鲜的光，把这里照亮。这里令人窒息，接近死亡，只有暴力、痛苦、耻辱和绝望。然后便是堤岸的那个地方，就在河对岸，渡了河就到。
海伦·拉戈奈尔後来怎样了，现在她还活着吗？我不知道。她是先离开寄宿学校的那个，比我回法国的时点早得多。她回大叻去了。她母亲提出来的，叫她回大叻去。我想我还记得原因，是要把她嫁出去，要她见一个刚从法国本土来的人。也有可能我记错了，也许我把海伦·拉戈奈尔後来的遭遇，和她母亲逼迫她回去这件事混在一起了。
再来给您说说那时的情况，说说发生了什么。这么说吧：他偷仆役的钱，去抽鸦片烟。他还偷妈妈的东西。他会翻遍每个衣柜。他偷钱，他赌钱。我爸死前在两海间地[3]买了一处房产。它是我们仅有的资产。他赌钱，妈妈把那房产卖了还债。然而事情并没有完，永远不会完的。他年轻时居然还企图把我卖给圆顶咖啡厅的那些客人。就是为了他，我妈才想着活下去。为了让他吃饱，为了让他睡暖，为了让他能听到，有人叫他的名字。还有她在昂布瓦斯附近为他买的地产。十年省吃俭用，一夜间就抵押出去了。她还付了息金。还有伐掉树林的收入，我之前已经讲过了。仅仅一夜，他就把我垂死的老妈抢了个精光。他就是那种翻橱撬柜的人， 嗅觉灵敏，很懂得搜寻，知道哪些被单里有货，知道哪些犄里旮旯藏着东西。他偷过结婚戒指，这类东西，很多，什么珠宝啊，食物啊，都偷。他偷杜娘，偷仆役的，偷我小哥哥的。也偷我，偷得很多。他连他妈都能拿去卖了。母亲去世的时候，就在悲恸的情绪中，他居然立刻把公证人叫过来。他知道怎么利用悼亡的悲恸。公证人说，遗嘱没有法律效力，因为母亲遗愿里给大儿子的好处太多，我的好处完全被牺牲掉了。差别太大，到了可笑的地步。只有在我充分知情的情况下，我的同意才有效力，否则便算我拒绝。我证实我同意这份遗嘱：我签了字。我就这么同意了。我哥哥，眼睛都不敢抬起来，只说谢谢。在丧母的悲痛气氛中，他哭了。他是真心的。巴黎解放後，他在南部与纳粹合作的罪行自然受到追究，让他走投无路，来到我家。他在逃避某个危险，我一直没太搞清楚是什么。也许他出卖了什么人，犹太人什么的，一切都有可能。他很温柔和气。那种亲热劲儿，每当他铸成大错後，或有求于你时，就会出现。我的丈夫被关押到集中营了，他对此表示同情。他待了三天。我忘了他的本性，出门时什么也没锁。他把我家翻了个遍。我为了庆祝我丈夫回来，用配给券买来的糖和大米，被他翻出来，拿走了。他还搜刮了我屋里的一个小橱子。他就是找着了。他把我全部的积蓄，五万法郎，席卷一空，连一张票子也没留下。他就带着到手的赃物离开公寓。再次见到他时，我没提起这事。这于他太可耻了，我做不出来。拿着那份伪造的遗嘱，那座伪路易十四时期城堡也给他卖了，卖得一文不值。这笔买卖和遗嘱一样，也是暗藏猫腻。
我妈死後，他成了孤家寡人。他没有朋友，从来没有过。他有过几个女人，有些被他弄到蒙帕纳斯“干活儿”，另一些则没有，至少一开始没有。也有几个男人，但是他们给他钱。他活在彻底的孤单之中。随着人渐渐老去，孤苦更甚。他不过是个混混，犯的都是些不足道的事情。他让周围的人害怕，但也仅此而已。与我们一起的时候，他的真正统治已告结束。他不是歹徒，不过是家里的混混，翻橱柜的家鼠，没武器的暴徒。他不敢铤而走险。混混们都这么活着，孑然一身，卑微苟活，惶惶终日。他总在害怕。我妈死後，他过着离奇的生活，在图尔。他认识的人无非是些有赛马“内幕消息”的茶房，和咖啡馆後厅里玩扑克的酒徒。近墨者黑，他也成了酒坛子，嘴巴斜撇，两眼充血。在图尔，他一无所有。两处房产已经出清，什么也没有了。他在我妈给她租的一间贮藏室里住了一年，睡沙发睡了一年。开始人家是同意的，就这么过了一年，最後被赶出门外。
那一年时间里，他想着把典出去的产业赎回来。他还是赌，把我妈留在贮藏室的家具一件件输光。青铜佛像，黄铜餐具，然後是床，然後是橱柜，然後是被单。终有一天，什么也不剩了。这种人的下场便是如此。除了身上一套衣服，再无他物，连一条被单、一件餐具也没有了。他孤单一人。一年过去，没人肯放他进门。他给巴黎的一个堂兄写信，总算在马尔泽尔布得了一间下房。于是，年过五十的他，总算有了第一份工作，一生中头一次拿到了薪水。他成了一家海运保险公司的勤务员。我记得不差的话，这份工作他干了有十五年。後来他进了医院，但不是死在医院里。他死在自己的房子里。
我妈从来不提她这个儿子。她从来也不抱怨，从不和任何人讲他翻橱撬柜的事。这种母爱就如一种堕落的犯罪。她一直掩盖这一点。她自然认为，对于不像她一般了解她儿子的人来说，这种爱是不可理解，难以阐明的，是在神明面前言说的爱，也只有在神明面前才能言说。谈起他来，她总讲些琐事，翻来覆去地讲。仿佛只要他愿意，他肯定是三个孩子里最聪明的。他最有“艺术气质”，最隽秀。而且，他是最爱他母亲的，肯定也是最理解她的。她总说：我从没想过，一个孩子身上能有这样品质， 这样的直觉，这样深的柔情。
我们後来见过一面。他跟我说起我已逝的小哥哥。他说：我们的小弟弟，我们的小保罗，他的死实在太可怕了，太糟糕了。
我印象里的亲情还有这么一幕：我们在沙沥吃饭，三人都在，坐在餐厅里，餐桌前。他们一个十七岁，一个十八岁。我妈没和我们在一起。他看着我俩吃，我和我的小哥哥。他放下叉子，只盯着我的小哥哥看。他盯了很久，然后，突然间，他很平静地对他说了句可怕的话，关于食物的话。他说他要注意了，不该吃那么多。弟弟没有答话。他继续说下去。他提醒说，大块的肉是他的，不要忘了。他说，别吃。我问：为什么是你的？他说：没什么为什么。我说：我希望你死掉。我吃不下去了。小哥哥也不吃了。他等着，看弟弟敢说哪怕一个字，哪怕是一个字，他的拳头已经举在桌上，准备把弟弟的脸打个稀烂。弟弟什么也没说。他脸色煞白，睫毛之间，泪水开始涌出来。
他死的那天，是个阴沉沉的日子。我记得是春天，是四月。有人打电话告诉我。此外什么也没有。只说发现他死在了他的房间里，倒在地上。其实，死亡在他一生的结局之前就已到来。他还活着就已经死了。他的死来的太迟了。小哥哥死後，他就死了。非要用一句话来说，就是：一切都耗尽了。
她曾要求把他和她葬在一起。我不记得在哪个地方，在哪个墓地了。我只知道是在卢瓦尔省。他们两人都躺在棺材里了。就他们两个人。没错，就是这样。这景象有种令人难以忍受的庄严堂皇。
一年之中，黄昏总在同一时刻降临。黄昏总是很短暂，几乎是突如其来。在雨季，连着几个星期都看不到蓝天。天空雾茫茫一片，连月光也透不过。旱季的天空则是裸露的，一览无遗，露骨刺目。即便是没有月光的夜晚，天空也是明亮的。同样的阴影描画在地面上，水泽上，道路上，墙壁上。
白昼的景象，我已记不清了。日光明亮，让各种色彩变得暗淡，将色彩碾灭。夜晚，我倒是记得一些。天空的蓝，比天空更高远，存于一切厚重之後，覆盖了世界的最深处。对我来说，天空就是横穿那邃蓝的一抹纯粹光亮，是超然一切色彩之外的清冷的融合。在永隆时，有时我妈感到愁闷了，就叫人套上两轮轻便马车，乘车到郊外，观赏旱季的夜晚。我实在幸运有这样的妈妈，能看到这样的夜晚。光从天上倾泻而下，如透明的瀑布，落入静寂之墓。空气是蓝的，可以掬于手指间。蓝。天空是闪耀不止的光亮。夜照亮一切，照亮整个田野，从大河两岸，直到目之所尽。每个夜晚都是独特的。每个夜晚都可以因其持续的时光而得名。夜的声音是乡野的犬吠。它们朝着神秘的未知吠叫。它们相互呼应，此村落，彼村起，一直持续到夜的时空消失殆尽。
庭院的小径里，番荔枝树的阴影幽黑如墨。花园凝固不动，仿佛大理石一般。房子也是一样，仿佛纪念的墓碑。而走在我身边的，是我的小哥哥，注视着朝荒凉的大路敞开的大门。
有一次，他没有到高中门口接我。司机一个人坐在黑色轿车里。他告诉我，少爷的父亲病了，少爷到沙沥去了。而司机他则受命留在西贡，送我去学校，接我回宿舍。几天後，少爷回来了。他仍是坐在黑色轿车的後座，侧过脸去，以免和他人对视，还是惶惶不安的样子。我们拥吻，不发一言，只是拥吻。就在那儿，就在高中门口，什么都忘了，只是拥吻。吻着吻着他哭起来。他父亲还死不了，而他最後的希望已落空了。他向他恳求过了。他祈求他让我留下，和他在一起，留在他身边。他对他说，他应当能理解他， 说在他一生中，肯定也体验过这样的激情，肯定是这样。他恳求他让他也体验一次这样的激情，一次就好，这样的疯狂，对白人小姑娘的狂热爱恋。他只求再给他多点时间去爱她，然后他便会将她送去法国。他只求拥有她的时间再长一点，再多一年也好，因为如今他无法割舍这段爱，他做不到。这段爱情还正新鲜，还那么强烈，还在初生期，太汹涌难当。要和她分开，实在太可怕。特别是，他，他父亲，他也知道，这种事是绝不会再有了。
他父亲还是对他重复那句话：他宁可见到他死去。
我们一起用双耳瓮倒出的清水沐浴，我们拥吻，我们痛哭。欢爱仍旧教人欲仙欲死，可这一次，快感却无法抚慰。然後，我对他说，我对他说不要为任何事懊悔。我让他想想他以往说过的话，我说我不论在哪里，总是会离去的；我说是我当时控制不住自己。他说即便如此，他以後也不在乎了，一切也不过如此。而我对他说，我同意他父亲的主张，我说我拒绝和他在一起。我没有说理由。
这条街道是永隆那些直通湄公河边的长街之一，每到黄昏便很荒凉，不见人迹。这天晚上，和几乎任何一天的晚上一样，发电厂又停电了。事情便是从这里开始的。我刚走进街道，大门刚在我身後关上，灯就突然坏了。我拔脚就跑。我跑是因为我怕黑。我越跑越快，突然间，我仿佛听到身後有别人在跑。突然间，我确定了，有人在後边追着我跑。我一边跑，一边转头看去。那是个高高的女人，很瘦，瘦得像死人似的，一边跑，一边笑着。她赤着脚，追着我跑，想抓住我。我认识她。她是此地的疯婆子，永隆的女疯子。我头一次听到她的声音。她白天睡觉，晚上叫闹，常常在这一带出现，出没在花园门前。她尖声叫喊，喊的什么我听不懂。我太害怕了，想呼救，却发不出声来。那时我应该是八岁。她尖厉的笑声和畅快的尖叫传入我耳中。她肯定是在拿我寻开心。这段回忆的中心只有恐惧。那恐惧超出了我能理解的范畴，超出了我承受力之所及。这还是往轻了说。可以说的是，贯穿这回忆的有一种对存在的确定感。要知道，一旦那女人碰到了我，哪怕是手的轻轻一触，我肯定会堕入比死还难受的多的境地，陷入癫狂之中。我跑到邻居的花园里，跑上屋子门前的台阶，就倒在门口了。之後的好几天里，我都没法开口述说发生了什么。
後来的人生里，我仍感受过恐惧。我看着我妈的某种状况日渐恶化，十分害怕。这种状况，我至今难以名之，总之就是让她和她的孩子分开的某种状态。我想，这状况出现时，只有我能察觉。哥哥们是察觉不到的。对这种状况，他们不懂得判断。
那是最终分开前的几个月，在西贡，夜已经很深。我们在位于泰斯塔尔路的宅子的大露台上。杜娘也在。我看着我妈，就觉得，我快要认不出她了。就在下一刻，突如其来地，我完全不认得我妈了，仿佛有什么东西就那么被抹去了。忽然之间，就在我旁边，在我妈的位子上，坐着另一个人。她不是我妈。虽说外貌一样，但她绝不是我妈。她的神态略显呆滞，朝着花园里看，注视着花园里的某一点，似乎在戒备某个正在逼近而我没有觉察的事件。她的眉眼间洋溢着青春，有某种幸福感，她压抑着、克制着，不显出来。她大概早已习惯了克制，羞耻心使然。她很美。杜娘在她旁边。杜娘似乎什么也没发觉。可怖的不是我说的关于她的这一切，不在于她的神态面貌，幸福的神情，她的美丽。可怖的是，随着这置换的完成，她就坐在那儿，坐在本来是我妈的位置，而我明明清楚，坐在那里的只可能是我妈自己。但恰恰是这无法替换的身份消失了，而我却无法让它回转来，无从着手。她的形象里不再有任何能触动我，让我辨认出她身份的地方。我理智还在，但心里已经要疯了。这时候是该狂呼大叫吧。我确实喊叫起来，但叫声微弱，仿佛在呼救，呼叫什么来破开这坚冰，打破这死一般凝固着的场面。我妈最终又回转来了。
在我眼里，全城都是这个女乞丐。所有城镇里的，乡间稻田边的，暹罗山道旁的，湄公河两岸的女乞丐，都是她，这个让我恐惧的女人。每一处地方，她都会出现。她总会去到加尔各答，又从加尔各答出现。她总睡在学校操场上，番荔枝的树荫下。我妈总也在，在她旁边，照料她，治她那长着蛆虫、叮满苍蝇的伤脚。
她身旁，是以後故事里会出现的小女儿。她带着她跋涉了两千公里，但她又不想要了。她把她送人了。来，抱走吧。再没有孩子了。没有孩子。要么死了，要么扔掉了。到了生命尽头，不过是一点重量。睡在番荔枝树下的她，还没有死；她会是活得最长久的。她会在大屋里穿着花边裙衫死去。有人会因之哭泣。
她站在道旁稻田的路堤上，她敞开喉咙，放声大哭，放声大笑。她的笑声仿佛金子一样，连死人都能唤醒，唤醒倾听孩子笑声的人。她流连在孟加拉屋前，日复一日。她还记得孟加拉屋里住着白人，会向乞丐施舍食物。然后有一天，天刚亮，她就醒了，就动身上路。某一天，她走了，天晓得原因。她斜穿进大山里去，她穿过森林，沿着暹罗群山脊顶的小道而行。也许，她时不时总会抬头看看，平原另一侧，黄绿色的天空，就这么穿行跋涉。她开始下山，走向海边，走向终点。她纤瘦的双腿迈着大步，顺着林间斜坡奔行而下。穿行而过，穿行而过。树林里瘴疠弥漫，毕竟是热带，天气炎热。没有清新的海风，只有挥之不去的蚊群，儿童的尸体，连日的淫雨。出了林子，便是三角洲。这是陆地上最大的三角洲，是一片乌黑的淤泥，在吉大港旁边。她不再走山道，不再在森林里穿行，不再走茶商的行道，不再顶着赤红的太阳。三角洲就在面前，她跑过这片开阔地。她走的方向是世界转动的方向，永远在远方，迷人的东方。终于，某一天，她来到大海面前。她叫喊起来，她大笑，咯咯的笑声像鸟儿发出的神奇鸣叫。因为笑声，她在吉大港找到了一条过路的帆船，船上的渔民愿意捎她一程。她便和他们一道，横渡了孟加拉湾。
于是，她的身影开始出现在加尔各答，出现在加尔各答郊外的公共垃圾堆填场一带。
再後来，她又消失了。再後来，她又被人发现了。她就在这城市的法国大使馆背後。她睡在公园里，有无尽的食物给她果腹。
她晚上在公园里过夜；天亮後，就到恒河边去。还是一副爱笑、爱嘲弄人的性情。她留在这儿不走了。这里她有东西吃，有地方睡。夜晚静谧，她就待在长满夹竹桃的公园里。
一天，我也到了这个地方，从这里路过。当时我十七岁。这一带是英国人区，各国使馆的花园都在这边。正值季风时节，网球场里空无一人。恒河岸边，麻风病人谈笑风生。
我们的船中途在加尔各答停泊。邮轮出了点故障。我们就上岸入城游览，消磨时间。次日傍晚，我们的船启航离去。
十五岁半。沙沥这一带消息传得飞快。只是这身装束，就是廉耻丧尽的标志。做母亲的对此毫无认识，也不懂得如何教养女儿。可怜的孩子。说起来您别不信，这帽子就不是什么好东西，这口红也有问题。肯定是有什么不对劲，肯定不单纯。要说起来，肯定是在勾引人，是为了钱。两个哥哥都是混子。听说对方是个中国人，是大富翁的儿子。就是湄公河上的别墅，带着青花陶瓷的。即便是他，也不把这当成什么体面事，不想他儿子弄出这种事来。一家子都是白人混子。
有一位夫人，从沙湾拿吉过来。人们都称她“夫人”。她丈夫被任命到永隆来。有一年的时间，人们在永隆见不到她的踪影。原因是一个年轻人，沙湾拿吉总督助理。他们没法继续做情人了。于是他吞枪自尽了。这新闻一直传到永隆来。就是她离开沙湾拿吉前往永隆那天，对准心脏开了一枪。大白天的，在镇子里的广场上。她告诉他，为了她几个小女儿，为了她丈夫履新永隆，是时候结束了。
注释：
- 德里厄·拉罗歇尔，法国作家，政治评论家，法西斯主义者，纳粹占领期间的合作分子。
- 布拉西亚克，法国作家，记者，纳粹占领期间鼓吹合作。
- 两海间地，法国波尔多产酒区的一个产酒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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