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父亲初小毕业，在今天这个博士一抓一大把的年代，当然绝对算是个文盲，但在几十年前的农村，在目不识丁的村人中间，无疑，父亲是一个文化人。
我平生听到的第一首诗就是父亲写的，就是这首诗让我在小伙伴面前一直抬不起头来，小的时候，我无论走到哪儿，都有调皮的小孩在我面前喊父亲的大作，“社会主义好啊，毁了王大宝啊，两个闺女没个小啊，门前两棵草啊……”每当这个时候，我掩面疾行，心里对父亲的怨恨真的是如黄河之水，滔滔不绝。
父亲年轻的时候是个不折不扣的帅哥，那时我的祖父是人民公社的大社长，父亲刚从部队转业，万千宠爱在一身，他对那个可能会成为我可能的母亲的人选有五个非常苛刻的条件，不但要识字断文，脸上有一个麻子也不在考虑之列。这样，父亲就与邻村的妇女主任结成了连理，不说琴瑟谐和吧，也是夫唱妇随，生活美满。但这个完美女人天生不具备成为我母亲的条件，她不能生育。不孝有三，无后为大，何况父亲是长子，面对祖父的严威，父亲被迫与爱妻生离。
世事难测，风云变幻。文化大革命来了，祖父被丢官罢职，父亲那时已经是公社医院的顶梁柱，城门失火，池鱼难免，父亲回到村子里成了一名地道的农民。这时父亲的择偶标准已经只有一个了：一个活女人。但世事炎凉，这样的条件似乎也高了点，父亲的亲事被一再耽搁，祖父一声浩叹，就作主用自己的一个女儿给自己的长子换了一个媳妇，这个媳妇就是我的母亲。母亲过门没几年就生下来两个女孩，第二个就是我。我刚一出生，计划生育的国策执行得轰轰烈烈，父亲就这样再也不可能抱上儿子，于是，我只好一次又一次听他那首大作。
无疑，父亲膝下无子极为伤痛，但他并不因此对自己的女儿少疼爱一份。姐姐和我相继进了学堂，为了我们的学费，父亲就在村子里打石头，那是极其繁重的体力活，用大铁锤和凿子在坚硬无比的石块上凿出孔，再用炸药炸开，把整块的巨石敲成小块，运石头的大货车上面再插上坚固的钢筋，父亲他们就用背一块一块地把石块背到垒得很高的货车上。有时，父亲一天就要来回背一吨石头。我不知道一砘石头到底有多重，那时，村人跟父亲开玩笑说，“你两个千金，可不就是一吨。”父亲憨笑着回答：“要是背这个一吨，可太轻松了。”这样吃重的劳作，父亲一干就是二十年，从四十岁干到六十岁。
父亲四十岁上才有我，对我极是疼爱，我的任何要求他都极力满足。很小的时候，他带我去赶集，我看到有卖小人书的，就要他买给我，对那个时候的农村孩子来说，那是极大的奢侈品，一本小人书都可以换斤猪肉好几斤盐巴。我到现在还记得那本小人书的名字叫《二十六个姑娘》，父亲笑着对我说：“两个姑娘我都养不起，你还要二十六个。”但他根本没有任何犹豫就给我买了下来。
我长大了，父亲老了。有一次有同学在我家和我谈论现代诗，老父亲在旁边很认真地听，突然他插嘴道：“我年轻的时候也写过诗的。”同学好奇地问：“您写过什么诗啊？还记得吗？”父亲很自得地笑了，“自己写的还会不记得？”一字一顿地念了出来：
“生命诚可贵，爱情价更高。
若为自由故，二者皆可抛。”
我放声高笑，简直笑岔了气。父亲在我的笑声中不知所措地挠头，张着无牙的大嘴也乐呵呵地笑。
“你不懂就不要装懂，那首诗是匈牙利著名诗人裴多菲写的，你可千万别再告诉别人那是你写的了，让人笑掉大牙。”
父亲极为羞赧，面皮都有些红了，他挠着头，极小声地说：“我记得是我年轻时写的，看来是搞错了。”
现在，我住在离家几千里的大城市，很少回家，每次回家，我都会发现父亲又老了很多。他的黑发已经很少很少，老人斑大块地长在脸上、手上。我们回家，他总是很高兴，但他也只是坐在我们身边，听我们高谈阔论，几乎不说话，只是，不断给讲得口渴的我们倒水。他也没了自己的主意，问他，他总是嘟囔半天说不明白，意思是一切我们作决定就好。我突然很是怀念那个把裴多菲的诗句据为己有的父亲，也深深为那时的自己感到羞愧。
如果，如果时光真的可以倒流，当父亲郑重念出来：“生命诚可贵，爱情价更高。若为自由故，二者皆可抛。”我愿意用现在的一切换回到那个时刻，亲热地搂着父亲，对他说：
“爹，您写得真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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