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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系列笔记】保护小区的边界如何划定?

【系列笔记】保护小区的边界如何划定?

作者: wwwWo | 来源:发表于2017-02-18 23:29 被阅读398次

关键词:保护小区 无人机 社区保护地


1. 背景

保护小区需要有清晰的地理范围边界。奥斯特罗姆[1]论证长期存续的公共池塘资源制度时所阐述的设计原则首要一条是清晰界定边界,————公共池塘资源本身的边界必须予以明确规定,有权从公共池塘资源中提取一定资源单位的个人或家庭也必须予以明确规定。保护小区始终强调是由社区“自筹、自建、自管”的,保护小区作为社区的“公共池塘资源”,其边界必然是约束在社区的边界之下。

“社区”在强调人们的认同意识的同时,也突出人群集合体的“地域性”[2],这样社区的边界就成了一个很重要的问题。费孝通[3]中指出,中国的村庄就是指一个社区,它是由各种形式的社会活动所组成的群体,具有其特定的名称,而且是一个为人们所公认的事实上的社会单位。施坚雅[sjy1998]建立了市场共同体理论,在《中国农村的市场和社会结构》提出“农民的实际社会区域的边界不是由他所在村庄狭窄的范围所决定的,而是由他所在的基层市场区域边界所决定的”。李培林指出一个完整的传统村落具有高度重合的五种边界,即社会边界、文化边界、行政边界、自然边界和经济边界[4]。有的人敏锐的观察到了,村庄边界的多元化。折晓叶[5]分析认为村庄的边界分化的程度它们反映出村庄经济和社会生活的基本范围分化的程度,村庄边界是由多种独立的、不完全互相依存的边界构成。项继权[2]认为农村社区的范围与边界问题,涉及对社区及共同体的性质及边界的认定问题。

村落共同体边界的划定,包括村落边界应当封闭还是开放,以及封闭与开放的程度[6]。不同的学者先后总结了,社区边界的流动受到民间信仰[7]、土地政策、人口流动、组织边界、阶层边界等多重因素的影响[8]。而另一些学者关注的是不同社区之间边界冲突的原因,比如,邱国良等[9]发现原先人为形成的行政社区边界在村民内心逐渐淡化,相反,族群边界开始得以恢复和强化。有的学者则关注的是边界的融合和突破[^xb2000]。

然而正如陆保良[6]总结道如何合理划定村落共同体的社会边界并非如此简单。而确立社区边界对在新农村社区建设十分重要,社区的边界需要明确对社区共同体的定义[2]。我在此,无意对社区边界的问题进行深入的讨论,但是保护小区的边界必然受到社区边界的影响,呈现非常复杂的一面。但是它又作为公共池塘资源的边界十分重要,如同社区规划对社区的自治能力、社区间的冲突中复杂的影响[10][11][12]

因此,我试图以美境自然在2014-2016年间,先后协助当地社区和林业部门建立的4个保护小区为例来阐述保护小区的边界问题,以探讨保护小区边界的形成过程和因素,以及社区对保护小区边界的认知,进一步服务于保护小区多方的利益相关者之间的协调和保护。

2. 方法和数据分析

2014年12月,在美境自然的支持下,在广西某县林业局注册了成立了4个保护小区,后文记为A、B、C、E,其中E美境自然并没有直接支持;2015年10月,又在另一县林业局注册注册了D保护小区,(A、B、C、E既是保护小区名也是社区名)。在注册过程中,保护小区将获得一份具有四至范围和地理图的红头文件。

2015年4-7月,先后对A、B、C三个保护小区的生物多样性本底资源做了调查;2016年3月,针对A、B、C保护小区的旗舰物种的分布信息做了汇总分析;2016年8月,对D保护小区的生物多样性本底资源做了调查。

2016年8月,美境自然飞常保护无人机团队,利用无人机对B、C、D保护小区进行了航拍(A因为离机场过近无法实现。航拍完成后,2016年9月,在拼接好的Google遥感影像图和无人机航拍地图(1:5000-6500)上,采用了参与式制图的方法[13][14]对管理小组的成员进行了访谈,对社区的边界、野生动物的分布、地名、巡护路线、易受自然灾害区域等进行了标注。

3. 结果和结论

由于时间有限,很多详细的结果后续补充,所以结果和结论放在了一起

3.1 社区的边界

喀斯特地区的社区的地理边界由道路、分水岭、山脚线和山弄构成。其中最主要的部分是分水岭。在B社区,社区提到的分水岭的定义“是指流经社区的河流所走过的山弄”。其在地形上的表现就是石山的山脊线。因此,在景观上来看,田地和山林的外貌不一致,但有可能是属于同一社区的。田地相邻山坡面至山脊线也是连接在一起,属于统一的社区所有。而山林以山脊线为界,分属相邻的社区所有。

边界线在极少情况下会横穿山弄,比如图1-a,图1-b。这有可能是因为山弄的可到达性导致的,LMS斑块现在来看对于B社区显然可到达性不如北边相邻的SR社区,但是在过去没有修建道路的情况下,对于B社区而言,路程比它的邻居社区要近,但是爬山难度要大,现在LMS斑块被SR社区某户承包养殖鸡鸭。而对于C社区的LH斑块,在村民的表述中同样分属于C社区和LM社区各“一半一半”,并且随着C社区逐渐弃耕,而归属于LM社区。

图1-a(黄线内为LMS斑块) 图1-b

开荒是形成田地边界的重要因素。在所有的社区都提到,开荒所形成的田地属于“谁开发,谁所有”。而如果开荒地一旦放弃耕种,三年后又属于“无主之地”。土地置换和外租承包也会形成“飞地”或者新的边界,比如对于C社区,斑块M(图2)原属于C社区所有,但是后来与相邻的LM社区进行了置换,变成了一块飞地————斑块K;而斑块N被当时村里的LW社区的村员承包给外来的承包商,变成了LW社区的一块飞地。对于A社区入口处大片的剑麻地,据称在公社时期之前,由于交通偏远A社区拥有大片的土地。而公社时期后,由于成立了国营农场,用于置换修路(?)的利益被国营农场租用至今。

图2

行政上管理确权也可能对社区边界存在影响。在边界线的内部,社区清楚每个山弄的名称,尽管山弄的名称并不见得是“历史流传”下来的,有研究认为壮族地区很多山弄的名称是由政府绘制的。韦顺莉[15]分析壮族土司制度对边界的影响,但土司制度主要影响的是乡镇和县级边界的镶嵌性。社区之间是否同样如此,还缺乏对社区的访问。

|系列分类|小地名|
| :-------- : | ----- |
|弄/陇系列|弄黄、弄球荣、弄增球、弄后小、陇河、弄长、弄鱼、弄古树|
|岜系列|岜门、岜岭、岜帽、岜楠、巴拉、岜陵、岜稔邓|
|峺系列|更角、更测、更累、更兰、峺何|
|渠系列|渠地屋、渠午、渠葛|
|可系列|可独牛、可笼鸡、可下高|
|山系列|大王山、公鸡山、垭公山、|
|那系列|那当|
|杂项|淀浪、母四、楠爬、敢连、牙油洞|

社区范围的大小十分重要,土地资源的多寡和社区的富裕程度相关程度很高(待补充数据,建立村庄聚落面积和社区土地面积的相关分析)。当然,更重要的原因还是源于道路。从村民的表述上看,很多(后驱农用车)不易到达的山弄逐渐弃种,对比Google影像图和无人机航拍图也可以清晰的发现这种趋势,有的研究[13]认为,利用遥感影像图和参与式评估的方法,能够很好的追溯土地利用的变迁。

而实际的使用上看,无人机航拍的影像甚至能够对经济来源进行分析,比如农场(养鸡、养鸭、养猪、养牛)的统计,比如种植作物(木薯、水稻、甘蔗、玉米)和经济林木(风景树、桉树、坚果)的变化。有研究[16]认为土地由中心到边源呈现不同分布利用方式的村庄,构成了欧洲文化景观的基本单元。喀斯特的社区景观中社区的居民聚落往往位于社区边界的中心地位,然后是土地庙和风水林(A社区例外),再然后是田地,最外围是山林。但是由于其地貌的独特性,田地和山林呈现非常明显的镶嵌性,即可到达的山弄为田地,坡地如果开荒也变成田地,再往上就是山林。山林和居民聚落也往往是镶嵌的,居民聚落不会选择在四周都是田地的区域,其必然有一侧和山体相连。

图3:保护小区B社区边界内的景观多样性

还有的学者认为,中国的种植农业和欧洲农牧业最大的区别,就是农业景观多样性下缺乏属于集体管辖的公共用地。对于喀斯特地区的社区,也许是山林在承担公共用地部分。从村民的访谈来看,采集和捕猎没有边界的划分,如果放牧牛羊,基本上所有的区域都可以利用。对外地人前来采集和捕猎也缺乏约束。

3.2 保护物种的分布

这4个保护小区的旗舰物种为白头叶猴和黑叶猴,白头叶猴和黑叶猴的生活习性极为相似,一般也可以统称为石山叶猴。通过护林员的监测和村民提供的信息,我们初步掌握了保护小区内种群的数量和活动范围[^tu]。从图中可以看出,石山叶猴主要活动于喀斯特的石山上面,因为其领域性,家群间活动范围相对独立。社区对石山叶猴活动的范围的了解也是非常清晰的,并且不局限于社区的边界内部。

图4:A保护小区旗舰物种分布

我们系统的完成了D保护小区内的生物多样性调查,涉及鸟类、两爬类和植物多样性。从结果上看,鸟类的分布在田地景观和山林景观上的确是不一致的(图5)。而两爬类在田地景观中,尤其是沿田地中用于水利的河流中的多样性很高。而植物多样性的分布则是以山林为主,沿山体的分层呈现不同的群丛(图6)。

图5:D保护小区鸟类调查——1至6为山林外部调查路线,7至8为山林内部调查路线 图6:D保护小区植物调查——群丛垂直分布

村民对生物多样性的认知集中于出现在田地视野范围内的物种(图7),但是对于中草药和大中型兽类则没有明显的地域区分(待补充论据)。

图7:村民对生物多样性的认知

3.3 对保护小区边界的讨论

3.3.1 风水林的边界

一些研究认为风水林对于社区的自然资源保护起到了很重要的作用,比如保护意识、保护资源。针对4个保护小区的讨论来看,每个社区都存在风水林。风水林包括3种类型:土地庙及龙树,位于坡积裙的风水林地和后龙山(图3)。这三种类型的风水林也许承担了不同的保护作用。土地庙和龙树承担对自然资源利用上的禁忌,而风水林地有很大程度和水源有关。后龙山则与居民聚集地紧密相连,起到了防止山体滑坡减少自然灾害的作用。

如果以2003年第26界世界公园大会中建议,社区保护地的定义为“社区保护地是指包含重要生物多样性价值和生态系统服务功能的,由原住民和地方社区通过习惯法或其他有效手段自愿保护的自然的和/或改良的生态系统”。毫无疑问,风水林是最为符合这一定义的区域。但是我们从图中可以看出这样的区域是基本上以公顷计,对于一些社区保护地联盟主张的在15年内民间保护地(当然也包含各种社区/私人部门参与的保护地)达到国土面积的1%,具有非常大的差异。

风水林类型 后龙山 风水林
A 未知 4处,5公顷
B 2处0.7公顷 2处,2.93公顷
C 1处,13.8公顷 1处,2公顷

3.3.2 保护小区的边界

保护小区的边界划分标准是存在差异的。在林业局的注册文件中,A、B、C保护小区的边界已经超越了社区边界,它的划分依据是石山叶猴的活动范围,更深层的原因是这是原划分为保护区的边界。而对于另一个新成立的D保护小区,D保护小区和保护区历史无关,因此它的边界完全在社区范围以内,其范围为D社区的山林部分,刨去了田地部分和社区居民聚落的部分(图8)。

图8:D保护小区边界(黄线需要刨除田地部分)

但是这一划分原则,社区并不了解。所以的社区表示并不知情林业局划分的保护小区的边界。D保护小区由当地的林业局埋设了部分界桩。界桩在保护小区管理小组看来,只是埋设在保护小区和社区田地之间的边界,并强烈主张应当在保护小区与相邻其他社区之间的边界埋设更多的界桩。C保护小区由管理小组制订的巡护路线,仅覆盖C社区的范围之内,不会涉及社区外部的部分,和受保护对象的分布成明显的不一致性,也和林业局划分范围不一致(图9)。

图9:C保护小区边界示意图

在A社区,保护小区管理小组声称所有的山林都是受保护的,禁止开荒、烧山、捕猎等行为,和社区范围一致,但和林业局划分的范围不一致(图4,村民主张的保护小区范围内实际上覆盖了相邻保护区的边界)。在B社区,尽管之前讨论从整个社区范围中划分了两片区域作为保护小区的保护区域,同样禁止开荒、烧山、捕猎等行为,也限制到这些区域养羊。但是在这次的讨论中,他们还是认为巡护的路线需要覆盖到整个社区。

野生动物类型保护小区,由于其关键性的保护对象是具有扩散能力的,而保护小区提供的边界区域实际上不能够吻合也难以持续性满足保护对象的需要,所以相对成功的保护小区(micro-reserve)实际上更关注的是植物类型的保护小区(在另文【保护小区是什么】一文有有介绍)。

但是由于野生动物的保护价值和保护需求,也由于野生动物具有更高的观赏价值,未来野生动物类型保护小区仍需要得到进一步探索。而保护小区的边界既需要考虑到社区的习惯法、也需要考虑动物的活动范围、还需要林业部门跳出保护区的划界理论,充分沟通才能形成真正适合社区的保护小区边界。

(感谢四个保护小区管理小组对访问的参与,李文秀参与访谈数据的整理。保护小区系列笔记最后一篇:保护小区需要什么样的政府支持和外界支持?)



  1. 奥斯特罗姆,公共事物的治理之道:集体行动制度的演进,上海译文出版社,2012.

  2. 项继权,论我国农村社区的范围与边界.中共福建省委党校学报,2009(07):第4-10页.

  3. 费孝通,江村经济,上海世纪出版集团,2012.

  4. 李培林,村落的终结———羊城村的故事,商务印书馆,2004年,第39-40页。

  5. 折晓叶,村庄边界的多元化——经济边界开放与社会边界封闭的冲突与共生,1996,中国社会科学,第三期。

  6. 陆保良,村落共同体的边界变迁与村落转型,2012,浙江大学.第199页.

  7. 周大鸣与黄锋,民间信仰与村庄边界——以广东潮州凤凰村为中心的研究.民俗研究,2016(02):第67-73+159页.

  8. 陈世伟,地权变动、村界流动与治理转型——土地流转背景下的乡村治理研究.求实,2011(04):第93-96页.

  9. 邱国良与叶旭阳,社区边界、信任与集体行动——基于羊村个案的经验研究.江西师范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5(02):第23-28页.

  10. 方明,邵爱云,等. 新农村建设村庄治理研究.北京:中国建筑工业出版社,2006:57

  11. 陈海涛, 村庄规划实施效果及影响因素实证分析, 2013, 清华大学. 第106页.

  12. 任鸣, 乡村旅游发展中的边界问题研究——以浙江乡村旅游现状为例, 旅游业:推动产业升级和城市转型——第十三届全国区域旅游开发学术研讨会暨牡丹江区域旅游合作大会,2008: 中国黑龙江牡丹江. 第4页.

  13. 赵杰与赵士洞, 参与性评估法在小尺度区域土地利用变化研究中的应用——以科尔沁沙地尧勒甸子村为例. 资源科学, 2003(05): 第52-57

  14. 原智远等, 基于参与式制图的村域土地利用时空格局分析——以北京平谷区大庄户村为例. 地域研究与开发, 2013. 32(5): 第138-143,156页.

  15. 韦顺莉, 论土司地区族群边界的交错与维持——以广西壮族土司为例. 云南师范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 2008(06): 第23-28页.

  16. Per, A.等, 基于卫星图像的村庄真实形态评价:一种识别欧洲完整文化景观的方法. AMBIO-人类环境杂志, 2003(08): 第587-596+598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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