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实以今天的经验看，商人对社会是利大于弊的。
有些人可能很反感商人：农民、工人都在实打实地生产物质产品，商人什么东西都不生产。别人生产好的东西，到了商人的手里价格往上涨了一大截。商人利用坐地起价赚取暴利，过上农民工人难以企及的奢侈生活。这商人不就是吸食民脂民膏的寄生虫嘛！
这么想其实错了。
要讲明白这件事，先要明白一个概念：“效用”。
“效用”是人类从一件产品中得到的好处。
举个简单的例子。同样一块面包，甲已经饿了三天了，这块面包对他的效用就很大，能救命。乙是个大胖子，营养过剩，而且今天也吃得很饱了。那么这块面包对他来说，效用就很小，甚至是负的，吃还不如不吃呢！
如何衡量一个社会的财富呢？
用“效用”来衡量最准确。好比说有两个国家，这两个国家的生产力都一样，每天都生产一百个面包。从产品的数量上来看，这两个国家产生的财富一样多。可是，假如一个国家都是瘦子，吃了这些面包会产生非常大的效用，国家变得更富强了；而另一个国家都是肥胖症患者，吃了这些面包产生了负的效用，国家还要多支出医疗费用，反倒衰弱了。
所以，用“效用”来衡量经济生产的水平，比直接计算物质要合理得多。一个社会的总效用越高，说明老百姓从这个社会中得到的好处越多，说明这个社会生产的财富越多。
为什么同样一个产品（比如一个面包），甲愿意以一个价格（比如十块钱）卖给乙，甲也觉得自己划算，乙也觉得自己划算呢？这就是因为，同一个面包对于甲和对于乙的效用不同，对于甲的效用低于十块钱，对于乙的效用高于十块钱，这样两个人在交易中都提高了自己获得的效用，两个人都占了便宜，社会的总效用也提高了。
比如在一个社会里，原本胖人和瘦人都拥有同样多的面包。通过人们自发的交易行为，胖人把面包卖给了瘦人，瘦人吃得更饱，胖人可以用钱购买更适合自己的商品。这样每个商品都用在最需要它的地方，整个社会的资源利用率也就提高了。
所以，交易是可以给社会带来好处的，好处是让社会的资源得到最有效的分配。
问题是，交易过程会产生不菲的成本。
胖子想要把面包卖给瘦子，他就得知道附近有哪个瘦子家里正好缺面包。万一本村没有，他还得想办法知道隔壁村子有没有人缺面包，就算有，那个人肯出多少价钱，这个价钱是否能抵得上来回的路费也未可知，打听这些消息要花费很多时间和精力（这叫交易的信息成本）。而且就算邻村有人想买面包了，胖子为了专门卖个面包，得出个远门，又花路费又花时间，这未免也太不划算了（这叫运输成本）。然后，就算找到合适的瘦子了，这个陌生的瘦子是不是一个本分的人呢？他会不会是个骗子或者强盗呢？胖子对此一无所知，为此，胖子可能还需要雇一个保镖保护自己（这叫风险成本）。
以上这些，都是交易过程中的巨大成本。
商人的价值在于，他们通过自己的劳动降低了这些成本。
他们为了能多赚钱，到产品的生产地广泛了解产品的价格和质量，又到消费者中打广告，降低了交易的信息成本。商人把商品统一收集起来，统一运输、保管，降低了交易的运输成本和保管成本。商人拥有一定的武装力量，在消费者中建立了信誉，降低了交易的风险成本。
因为商人们的存在，整个社会可以用很低的成本，把产品分配到社会最需要的地方。商人们虽然没有生产半个产品，但是他们大大提高了社会的总效用，对社会是有贡献的。
在古代的政治家们看来，商人好处不多，坏处可是不少。
对于古代统治者来说，更能打动他们的，是政治层面的问题。
前面说过，在古代社会用道德统治百姓是最好的选择。问题是，人的本质都是自私的，只要有可能，很多人愿意违反道德牟取私利。在古代，道德之所以对人有束缚力，是因为古人的生活空间非常小。
古代绝大部分百姓一辈子都生活在一个人口很少的村庄中，村子里每一个人都互相熟识。这样，任何人只要干出违反道德的事，就会受到全村舆论的鄙视，他也就不敢为了私利违反道德了。
如果这个人有能力离开自己生活的村庄，那就不一样了。他违反了道德，大可以一走了之，换个地方就没有人认识他了。如果能离开村庄的人多到一定的数量，那么全社会的道德系统也就崩溃了，整个帝国都会混乱。
幸好农民依附在土地上，离开自己的村庄就没法生存了。
但是商人可以呀，他们在各个村庄间游荡，还能因此获得巨大的利润，所以他们对帝国秩序是一个巨大的威胁。
另外，大商人积累了大量的财富和货物，尤其乐于囤积粮食、盐、铁等重要物资。这对帝国经济的稳定也是一个威胁。
因为以上的原因，中国古代的帝王都采取了限制商业、贬斥商人的政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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