神拯救一个人，会让他倍感寂寞和空虚。
负罪感加重了这种空乏的人生——寂寞和空虚，越来越让人无法忍受。
十多年后，远在美国生活的阿米尔接到父亲的好友拉辛汗从巴基斯坦的来信。他思索要去见这位启蒙他写作的精神导师最后一面。经拉辛汗的解释和游说，再启程往返故里阿富汗，便有了以后救侄子索拉博的故事。
前尘往事不断袭来，在那年冬天、以及随后那个夏天所犯下的罪恶，脑海中回荡着无数的名字：哈桑、索拉博、阿里、法莎娜，还有莎娜芭。
听着拉辛汗提起阿里的名字，恍如找到一个尘封多年的老旧唱机，那些旋律立即开始演奏：你今天吃了谁啊，巴巴鲁。你吃了谁啊，你这个斜眼的巴巴鲁？（普什图人对哈拉扎人的戏虐。）
阿米尔努力想起阿里那张冰冷的脸，想真的见到他那双安详的眼睛，但时间很贪婪——有时候，它会独自吞噬所有的细节。
38岁那年，阿米尔第一次见到了照片中的哈桑：
“我撕开贴好的信封，里面有张宝丽来相片，和一封折叠着的信。我盯着那张照片，足足看了一分钟。
一个高高的男子，头戴白色头巾，身穿绿色条纹长袍，和一个小男孩站在一扇锻铁大门前面。阳光从左边射下，在他那张圆脸投下半边阴影。他眯眼，对着镜头微笑，显示出缺了两个门牙。即使在这张模糊的宝丽来照片上，这个戴着头巾的男人也给人自信、安适的感觉。这可以从他站立的样子看出来：他双脚微微分开，手臂舒适地在胸前交叉，他的头稍微有些倾向太阳。但更多的是体现在他的微笑上。看着这张照片，人们一定会想，这个男人认为世界对他来说很美好。拉辛汗说得对：如果我碰巧在街头见到他，一定能认出他来。那个小男孩赤足站着，一只手抱着那男人的大腿，剃着短发的头靠在他爸爸的臀部上。他也是眯眼微笑着。”(pg:191)
14岁那年，正是阿米尔逃难来到美国的两年，他说，我仍为这个国家辽阔的幅员惊叹不已。高速公路之外，还有高速公路，城市之外还有城市，山脉之外还有峰峦，峰峦之外还有山脉，而所有这些之外，还有更多的城市，更多的人群。
他忆起，早在俄国佬的军队入侵阿富汗之前，早在乡村被烧焚、学校被毁坏之前，早在地雷像死亡的种子那样遍布、儿童被草草掩埋之前，喀布尔就已成了一座鬼魂之城，一座兔唇的鬼魂萦绕之城。
阿米尔说，美国就不同了。美国是河流，奔腾前进，往事无人提起。他可以蹚进这条大川，让自己的罪恶沉在最深处，让流水把他带往远方，带往没有鬼魂、没有往事、没有罪恶的远方。
在阿富汗，阿米尔没有见过真正的海洋。在黑暗中的电影画面中，挨哈桑坐着，寻思着书上看到，说海水闻起来有盐的味道，那是不是真的？他告诉哈桑，有朝一日，他们俩会沿着海藻丛生的海滩散步，让他们的脚陷进沙里，看着海水从脚趾退去……
第一次看到太平洋时，阿米尔点哭起来。它那么大，那么蓝，跟他孩提时在电影屏幕上看到的一模一样！
如今，站在眼前的这一位白发苍苍，百病缠身的老人立下遗言：我要你到喀布尔去，我要你把索拉博救出来。
此时的阿米尔在加利福尼亚有美好的生活，有座带尖顶的漂亮房子，婚姻幸福，是个前程远大的作家，岳父岳母都很爱他。他在美国有妻子、有房子、有事业、有家庭。相反的，喀布尔是个危险的地方，要冒着失去一切的危险，为了去救侄子索拉博。
阿米尔终于以赎罪的方式面对这一切，踏上了故土阿富汗。
一踏进故乡，让人丧胆的塔利班迎面而来：
那是我第一次见到塔利班。我在电视上、互联网上、杂志封面上、报纸上见过他们。但如今我站在这里，离他们不到五十英尺，告诉自己心里突然涌起的并非纯粹的赤裸裸的恐惧；告诉自己我的血肉没有突然之间压着我的骨头，我的心跳没有加速。他们来了，趾高气扬。
红色的丰田皮卡慢慢驶过我们。几个脸色严峻的青年人蹲在车斗上，肩膀扛着俄制步枪。他们全都留着大胡子，穿着黑色长袍。有个皮肤黝黑的家伙，看上去二十出头，皱着一双浓眉，手中挥舞着鞭子，有节奏地甩打车身一侧。他溜转的眼睛看见我，和我对望。终我一生，我从未觉得自己如此无遮无拦。接着那个塔利班吐了一口沾有烟丝的口水，眼睛移开。我发现自己又能呼吸了。皮卡沿雅德梅湾驶去，在车后卷起一阵尘雾。(pg:218)
人们评论，阿富汗是个没有希望的地方。阿米尔亲身检验了这句话的真实性。
走进伽兹体育馆，有个骨瘦如柴的男孩身穿斜纹呢夹克，抓住他的胳膊，在他耳边低语：要不要买些“性感的图片”。朋友说，他要是被抓住，他们会用鞭子打得他父亲从坟里醒过来。
比赛正在进行一半时，塔利班清扫现场，一对红色的皮卡开进来。一个妇女穿着蓝色的蒙头长袍，坐在一辆皮卡的后斗上。另外一辆上面有个蒙住眼睛的男子。
皮卡慢慢绕着场边的跑道开动，似乎想让观众看得清楚“这一对通奸的狗男女”。
“两个塔利班肩头扛着俄制步枪，将第一辆车上蒙着眼的男子揪下来，另外两个去揪穿着长袍的妇女。那个女人双膝一软，跌倒在地。士兵将她拉起来，她又跌倒。他们试图抬起她，她又叫又踢。只要我还有一口气在，就永远不会忘记那声惨叫。那是跌进陷阱的动物试图把被夹住的脚挣脱出来的惨叫。又来两个塔利班，帮着将她塞进深没胸口的洞。另外一边，蒙着眼的男子安静地让他们将他放进那个为他而掘的洞里。现在，地面上只有那对被指控的躯体突出来。
有个矮胖的男人站在球门附近，他胡子花白，穿着灰色教袍，对着麦克风清清喉咙。他身后那个埋在洞里的女人仍不停惨叫。他背诵了《古兰经》上某段长长的经文，体育馆里面的人群突然鸦雀无声，只有他鼻音甚重的声音抑扬顿挫。……
当祷告结束，教士清清喉咙。“各位兄弟姐妹！”他用法尔西语说，声音响彻整个体育馆，“今天，我们在这里执行伊斯兰教法。今天，我们在这里秉持正义。今天，我们在这里，是出于安拉的意愿……
‘对每种罪行，都应量刑，给予恰如其分的惩罚！’教士对着麦克风，放低声音，慢慢地、一字一句地、紧张地重复了一遍。‘各位兄弟姐妹，对于通奸，应该处以什么样的刑罚？对于这些亵渎了婚姻的神圣的人，我们应该怎么处置？我们该怎么对待这些朝真主吐口水的人？若有人朝真主房间的窗丢石头，我们应该有什么反应？我们应该把石头丢回去！’……
那个塔利班，很荒唐的，看上去像个站在球板上的棒球投手，把石头扔向埋在洞里那个蒙着眼的男子，击中了那人的头部，那个妇女又尖叫起来。人群发出一声“啊！”的怵叫。……
我不知道自己掩着脸坐了多久，我只知道，当我听到身边人们问“死了吗？死了吗？”，这才重新睁开眼睛。
洞里那个男子变成一团模糊的血肉和破布。……一切都结束之后，血肉淋漓的尸体各自被草草丢到红色皮卡车的后面，数个男人用铲子匆匆把洞填好。其中有个踢起尘土，盖在血迹上，勉强将其掩住。不消几分钟，球队回到场上。下半场开始了。（pg:236----239）
还记得反社会分子阿塞夫？此时，他已是塔利班头目。从阿米尔踏入家乡土地的那一刻，阿塞夫一眼就认出阿米尔。
从没打过架，没被人挥过一拳头的阿米尔被阿塞夫打得肋骨断裂，鼻梁断裂，牙齿脱落，下巴、肋骨、喉咙统统剧痛难忍，然而，他第一次感到心安理得而大笑，他的心被治愈，他偿还了对哈桑的负罪感，也许这就是所谓的“罪有应得”吧。他把索拉博救了出来。
没有生存的希望，索拉博寻死，自杀，心灵极度被扭曲。被错待的他被塔利班训练成“舞男”，成为供塔利班发泄性欲的工具。
10岁左右的孩子说：“我想要爸爸和亲爱的妈妈，我想要莎莎，我想要跟拉辛汗老爷在花园玩，我想要回到我们的房子生活。”“我想要回原来的生活。”
索拉博被阿米尔伯父带到了美国。第一次，索拉博看到风筝而笑颜逐开。
伯父问：你想要那只风筝吗？索拉博报以微笑。
阿米尔心里默念：为你，千千万万遍，正像小时候哈桑对他说的一样：为你，千千万万遍。
注：引文中的页码为电子书中的页码，图片为电影《追风筝的人》里的图。
英文书名：The Kite Runner
中文书名：追风筝的人
作 者：（美）卡勒德•胡赛尼
译 者：李继宏
出版社：上海人民
页 数：362
出版时间：2006年5月第一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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