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诗》亡然后《春秋》作”，早期的《诗》充当了“史”的角色，是“全面的社会生活”；另一方面是史蕴诗心，即“《春秋》作而《诗》未亡”，尚简用晦的“春秋笔法”是源于“诗三百”的比兴寄托手法和美刺褒贬精神在史书写作中的拓展和延伸，与赋比兴有明显的对应关系。今文家以“《春秋》无达辞”为前提，在笔削之间阐释《春秋》“微言大义”和褒贬书法，本质上是《春秋》文本与今文家之间的“视界融合”，表明《春秋》经典的可阐释性和阐释的无限性。“史迁笔法”继承孔子“春秋笔法”，从一字定褒贬的修辞层面拓展到《史记》“五体”结构、人物传记，细节叙事等方面，表现在寓论断于序事，藏美刺于互见和定褒贬于论赞等方面，成为后代史书撰写之轨范。
“春秋笔法”作为文学叙述方法对后代诗文、小说创作产生了重要影响。诗文方面，杜甫诗善陈时事，推见至隐，沉郁顿挫，褒贬自现的“诗史”特征，白居易讽谕诗即事作断，卒章显志和人物叙事的手法，都是对“春秋笔法”的沿用。韩柳古文在“辞令褒贬”上多采用“尽而不汙”的笔法，在“导扬讽谕”上多采用“委婉隐晦”的笔法，也得益于“春秋笔法”。“春秋笔法”对小说创作的影响表现在作者与视角、结构与寓意、修辞与技巧三个层面。作者的“微言大义”、美刺褒贬是通过叙述者的介入和叙事视角的切入来实现的，不能抛开作者来谈小说叙事，这是中国叙事学不同于西方叙事学之处。中国六大古典小说的叙事结构大致可分为“缀段式”和“网状式”两种，但都以“纪传式”为基础。这一结构特色使作家能更加自觉地运用“春秋笔法”寄寓褒贬之义。古代小说最基本的叙事手法是“春秋笔法”，表现为露珠映日、一叶知秋，草蛇灰线、绵（里）针泥（中）刺，曲笔回护、褒贬有度，明镜照物、妍媸毕露。总体特征是文约意丰，委婉多讽。如果把小说叙事比为大树，那么作者与视角是根，结构与寓意是干，修辞与技巧是满树的枝叶和缤纷的花朵，“春秋笔法”则贯穿其中。
儒家文化是用诗性话语来表达的。“易”之象、“诗”之兴和“史”之笔构成了儒家文化诗性话语的三种表达模式。其中易象用以寓理，诗兴用以抒情，史笔用以叙事。易象所蕴含的道理是宗教的哲学的，但表达方式是文学的象征的，《周易》以“立象尽意”的方式传达出对世界的诗意解读，易象就成为隐含《周易》易理的诗性载体；诗之兴经历了从祭祀之兴到政教之兴再到诗学之兴演变历程。祭祀之兴是隐喻是象征，政教之兴是美刺是寄托，诗学之兴是言有尽而意无穷；“史”之笔特指“春秋笔法”。《春秋》所开创的约言示义的记事方法，被《左传》《国语》《史记》等继承并发展，逐渐成为中国叙事文体的基本手法和批评范畴，形成了中国叙事文学的“春秋笔法”传统。因此，“春秋笔法”是中国叙事文学的话语表达方式，是中国叙事学的基本特征，体现了中国人的叙事智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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