01
“礼”是中华文明最早产生的人文现象！
“礼”是中华先祖最早创造的人文规范，相传起源于夏，成熟完善于周，是独具中华特色的文化现象。在远古，人类与动物相分离之后在相当长的时间内，人类仍未能自觉地认识到与自然的区别，这时的人本质上是“野蛮的人”。
经过漫长的进化，人类逐渐有了自我意识，有了人格的唤醒，人才真正与自然分离。在长期的实践中，中华先祖形成了独特的自然观——“循天道、尚人文”，“礼”是中华文明最早产生的人文现象。
“人文”即人类的文化现象，如“天文”是大自然之现象，“文”有现象、表象之义。人类对自我的认知从来没有停息过，不论是中华文明，还是西方文明，人类是在自我认知中不断前行。我是谁？我从哪里来？如此深奥的疑问是中西方哲学的根源，由此而产生了不同的民族文化，“万物并育而不相害，道并行而不相悖”。
02
“礼”明确了人伦之分。
中华文化特别推崇家庭的作用，其根基在于“家文化”，首先是家庭伦理秩序的形成，也就形成了稳固的基本社会单元。夫妇、父子、兄弟的伦理关系明确之后，又进一步推至到朋友、君臣关系，之所谓“五伦”的名分定位。
有了明确的社会人伦关系，才有了社会角色的职责定位，才使人各安其位，各守其责，中华文明由此而源远流长。人伦之分是人与自然分离之后，中华文明又一次大的飞跃，是“循天道”所必然生发的文明进步。
由此孕育了“天人合一”的天道人伦思想，不能不说是中华文化的独到之处，也赋予了中华文明顽强的生命力。人伦既分，人性彰显，仁义礼智信之“五常”的倡导，人之美德的发挥形成了儒家文化，从而奠定了几千年的文明基石。
03
“礼”的祭祀文化。
“礼”在周朝日臻完善，并形成了礼法经典——“三礼”，即《周礼》《仪礼》《礼记》。古文化经典之“十三经”中，有关“礼”的经典占据三席，可见“礼”的重要性。世传《周礼》为周公所作，《仪礼》和《礼记》由孔子编著而成。
祭祀文化是“礼”的重要内容，分为郊社祭祀和宗庙祭祀。孔子曰：“郊社之礼，所以事上帝也，宗庙之礼，所以事乎其先”。古人对万物源起的认识，皆归结于“天地者，生之本”形而上的哲学思考。认为天地是万物之母，具有不可抗拒的超自然的神秘力量，形成了富有宗教色彩“天命”观。
因而在祭祀时，首先是对天地的顶礼膜拜，之所谓“郊社之礼事上帝”，以表达对天地的崇拜与敬仰之意。其次是祭祀祖先，以表达对祖先的敬意，就像祖先仍然在世一样，之所谓“慎终追远，民德归厚”。
祭祀时，祖宗牌位排列有序，犹如树木之本末不能倒置。依然是“循天道”，体现生命之树根深叶茂，生生不息。始祖是一个家族的根，排在中间最上位；左侧排列二世、四世、六世，称为“昭”；右侧排列三世、五世、七世，称为“穆”。
这种昭穆的排列，犹如一棵大树，枝与干，干与根，枝干相系血脉相连，共同担负着光宗耀祖的责任和义务。所有参与祭祀的人，都按照贵贱之分排列顺序。所谓贵是指地位高责任大，所谓贱是指地位低而责任小。贵贱也并非后世所理解的带有世俗偏见的身份象征，主要体现责任担当的不同，为了共同的目标而各尽所能。
04
传统四大祭祖节日。
祭如在，祭神如神在。子曰：“吾不与祭，如不祭。”（《论语八佾篇》）祭祖如同祖先在，祭神如同神在。孔子说：“我不亲自参加祭拜就如同没有祭祀。”祭祀作为主要的礼仪，孔子强调亲身祭奠，表达一种对祖先的诚意。
祭祀的本意就是“祭如在”，缅怀祖辈，仿佛依然活在当下，实属一种心理寄托。中华民族有四大祭祖节，直至现在依然保持着较好传统风俗。
春节祭祖，春节是中华传统中最隆重的节日，在如此重大的节日里自然不能忘记祖先。记得小时候每到除夕，安放供桌，摆好供品，悬挂祖宗家谱，全家人给列祖列宗拜年。
在年幼的心里，对此充满了神秘感，细细地端详着历经日月沧桑的家谱轴子，那些陌生的名字仿佛依然是活在眼前。家里非常重视祭祖，每餐必供，母亲每到吃饭时都要催促，犹如对待活着的人一般。最怕晚上祭拜，有种阴森可怕的感觉，往往硬着头皮过去，旋即逃离。这样的仪式一直持续到2010年前后，后因父母离开家乡而中断。
清明节是传统的祭祖节，扫墓踏青，与祖先一起感受春天到来万物复苏。清明节现在成了法定节日，具有浓郁的传统色彩，全民祭祖，是最盛大、最庄重，也是保持最好的祭祖节。农历七月十五，中元节祭祖，值夏秋之交，民间相信祖先返家探望子孙，故需祭奠。农历十月初一，寒衣节，俗称鬼节，祭奠先祖，谓之送寒衣。祭祀文化已融入中华民族的血液之中，几千年来传承不息。一年四季常祭不断，春夏秋冬挂念祖宗，中华文化之深厚在于此。
05
“礼”上升为政治合法性。
人类进入阶级社会以后，合法性是统治阶级必须要解决的头等大事。在古代中国，“礼”被视为人效法天地的产物，是天意在人间的体现，代表的是一种宇宙秩序。由最初的人伦之礼，扩充到君臣之礼，最终上升为天人之礼。
这种天人关系的形成，为“礼”的政治合法性提供了精神上的支持，民众心悦诚服地接受，从此进入了礼治时代。帝王祭祀成为主要的政治仪轨，著名的北京天坛（圜丘）、地坛就是帝王祭祀天地的场所。
人们常说的江山社稷之“社稷”，社为土神，稷为谷神，社稷祭祀是国家祭祀的重要象征。此外，还有封禅（shan）、祭泰山的仪式，封为祭天，禅为祭地，是中国古代帝王在太平盛世或天降祥瑞之时祭祀天地的大型典礼。
秦始皇、汉武帝、唐太宗等盛世帝王都先后举行过封禅仪式，帝王都有封禅的冲动，大多碍于功微德浅而作罢。有些的帝王在奸臣的怂恿下也举行封禅仪式，不过是闹剧和笑话而已。
“礼”作为政治统治的合法性具有三方面的功能，分别是祭祀之礼、道德之礼和制度之礼。祭祀之礼担当的是“奉天承运”超自然之意志的功能；道德之礼担当的是“德配天地”的道德合法性的功能；制度之礼担当着设规定范构建政治秩序合法性的功能。
梳理历史上治国方式之流变，大致可以分为德治、礼治和法治，各代表一种主流文化，当今社会尊崇“依法治国、德法相依”。德治时代主要指尧舜时期，崇尚个人道德，以德感召民众。
舜帝是“大德”的杰出代表，受到民众的拥护和爱戴，感化重于规范，之所谓老子的无为而治。德治适合于当时的情况，民风淳朴，自然环境恶劣，生产落后物质匮乏。
礼治时代主要指周朝，礼不仅为人伦规范，而且上升为政治秩序的规范。“三礼”成为经典，起到了思想教化，从而约束人们行为的作用。周朝农业生产进一步发展，井田制出现，农业生产主要以合作为主，生产资料共有，私有制处于萌芽之中。
法治时代主要指春秋战国时期，就是孔子所说的“礼崩乐坏”时期。诸侯割据，相互征伐，弱肉强食，战乱不断。王道让位于霸道，诸侯列国都有称霸雄心，宣示武力，纷纷亮出肌肉拳头。诸侯们撕掉了“礼法”的温柔面具，代之于“法治”的强硬手段，最典型的代表是秦国。
06
“礼”的演化。
颜渊问仁。子曰：“克己复礼为仁。一曰克己复礼，天下归仁焉。为仁由己，而由人乎？”颜渊曰：“请问其目”。子曰：“非礼勿视，非礼勿听，非礼勿言，非礼勿动。”（《论语颜渊》）
在儒家学术体系中，“仁”的概念非常广泛，在早期，孔子认为“仁”就是克己复礼。所谓克己复礼，即为克制自己，践行礼仪。孔子身处春秋时期，周王朝名存实亡，礼崩乐坏，政治失序，天下渐乱。
孔子非常崇尚周礼，认为西周的礼治是最好的制度，所以孔子希望恢复周礼，并以此为己任。这段师生对话，孔子回答的极其简洁明了，并说明了实践的方法，在四个方面严格遵守礼仪要求。这类似于宗教戒律，佛教、古兰经和圣经中都有这样清规戒律，严格规定什么可以做，什么不可以做。
“克己”是儒家慎独内省的修身功夫，戒慎恐惧，少私寡欲，莫要过分追求感官上的物质享受。有了“克己”的功夫，就能达到“复礼”的境界，由里及表，就不会贪图“视、听、言、动”等耳目感官上的享乐。
在西周之后的历代王朝中，礼治并非作为主流的治国理念，可作为重要的政治制度一直延续下来，直至古老中华最后一个王朝覆灭。至此，“礼”的三大功能发生质的变化，祭祀之礼成为民间的一种祭祖仪式，道德之礼更强调品行德性和社会公德，制度之礼被现代政治文明所取代。
随着现代物质文明的不断发展，“礼”在潜移默化中发生了微妙的变化，甚而有异化之倾向。由于时有一些有悖于传统礼仪的现象，礼仪之邦的形象受到损害，颇值得深思。
在称谓上，过去的人尊长者为“您”，同辈为“你”。现在的年轻人基本无此概念，不论老少通称为“你”，虽然简便，可把尊敬长者为“您”下面的心丢了。一字之差，失去了敬意。再如送礼之事，传统的礼尚往来表达的是相互的尊重，并非看重礼物的轻重。
现在的礼尚往来逐渐演化为一种世俗的、庸俗的不正之风，有的甚至成为敛财的手段，令人不齿。似乎不送礼什么也办不成，正常与不正常的都得送礼，更为可笑的是求神拜佛这样虔诚的事情也成了给和尚送礼。
农村的彩礼已变成了金钱的攀比，婚姻成了商品，陋俗恶习盛行，一切用金钱衡量。请客送礼，名目繁多，礼金数额越来越大，人情债成了经济负担。人们既是反对者，又是参与者，推波助澜，愈演愈烈。
中央八项规定之后，这些陈规陋俗有所收敛，但文明礼仪的养成仍需时日。曾经看到过一段微信视频，一位日本幼儿园的小女孩，下了校车后向老师鞠了一躬，心里有种说不出的温暖之感。
尊师敬长是中华文明的优良传统，言传身教是前提，不能掺杂任何利益的东西。教学相长，师生互敬，长久形成一种真挚的情感，一日为师终生为父。还有礼让三先的传统，彬彬有礼的言行养成，诸如此类不一而足，礼仪之邦需要从每一个人做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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