阿发

　　我遇到阿发的时候，是比现在年轻十岁的时候，当时在某长江大桥的工地上工作。我是甲方的技术员，他是一名劳务队的民工。按理说，我跟民工不会有什么联系。有事我一般找他们老板和队长，他们对我还是非常客气的，毕竟是乙方，对甲方总有着本能的敬畏。当然，我还不是个老油条，吃拿卡要那套我还看不上。毕竟刚大学毕业不久，我还是有点志向的。因为我们经理老是说：“好好干，技术员是很有前途的，中央常委都是技术员干起来的”。虽然后来他因为经济问题被查了，不过他说的话我倒觉得有道理。

　　这个工地是高速铁路跨长江的一座桥梁，是全线的控制性工程，全长2000多公里的高速铁路的第一枪就是在这里打响的，影响力不言而喻。领导们经常到这里来视察。每过不多久，上面说部长要下来检查，于是大家立马放下手里的活，平常热闹的工地就平静了许多。大家打扫卫生，贴标语，挂锦旗，把工地搞的跟自家院子一样。两天以后，上面又来消息说部长不来了，于是一切又恢复正常，工地又回到了往日的喧闹。这样的活动搞了很多次，每次都是一样的结果。直到最后我才在桥梁合龙仪式上看到了部长，那是我第一次近距离站在省部级高官对面。他神情严肃，带着一顶貂皮的帽子，站在一群带着安全帽的政府高官的中间，格外出众。我们的经理也在里面，站在最后一排的边上，小心翼翼地陪着。后面再见到部长，是两年后在电视上看到他，他带着手铐，已经是个头发花白的憔悴老人。

　　工地上的生活是比较清苦的。没有节假日，也没有白天黑夜，整天陪伴的是机器的轰鸣声和漫天的沙尘。然而对于我而言，这一切都是新鲜的。我可以一整天盯着那些跟大型玩具一样的机械，看着他们如何工作。我看着巨大的旋挖钻机，如何伸到地下七八十米深的地方，把土一点点地挖出来，再通过导管把混凝土灌进去；我还看着像半个足球场一样大的钢围堰，如何从陆地上下滑到水里，再运到墩位处又沉下去的。我一方面感叹着人类改造自然的伟大，又感叹人类在自然面前的渺小。我在学习中困惑，又在困惑中成长。没多久，我就成了一名合格的技术员了。

　　阿发他们那个队伍是专门装模板、浇混凝土的。这种又脏又累的活现在的年轻人已经不愿意干了，所以他们大部分是四十岁多的年纪。因为常年的体力劳动，大都长得皮肤黝黑，膀大腰圆；而且体毛茂盛，不修边幅，身上总散发着股子烟味和体臭。阿发是在那群体中是另类的。他身材瘦小，皮肤还算白，但是脸上布满了皱纹；鼻梁高挺，目光却是呆凝，眉毛头发各白了一半。他说他已有快六十岁了。我不信，他还拿身份证给我看过。他说话比较温和，还很客套。有时候他们在吃饭，我的饭还没送过来，他就过来说：

　　“陈工，要不一起吃点，别饿着肚子！”

　　别说，看民工吃饭就是香。我有时候跟他们一起吃点，单位那边给我送来饭菜了也给他们尝一点。这时候他总会说：

　　“陈工，你是个好领导。”

　　我想，领导确实好做人，不摆架子不作恶就是好人了。

　　饭后也聊闲天。民工们都是大老爷们，聊天少不了荤段子。

　　“知道吗？昨晚那个女的手都长茧子了，还出来干这个。我刚开始还不知道，后来一摸才发现，真她娘的，扫老子的兴！”

　　“哈哈....你那就算了。上次老金找的那个，都搞完了，才知道是个哑巴！”

　　“哈哈....哈哈....”

　　工人们一窝蜂地笑，边指着老金。

　　这时候阿发总是默默地坐在边上，呆呆地看着远方。他真是个另类。

　　工地上的日子是看着工程进度表过的。到年底的时候，一排排的桥墩已经竖立起来，绵延到了长江大堤的边上。长江的中心，主桥的深水基础正在如火如荼地施工，那半个足球场大小的钢围堰已经沉到水底，旁边围绕着巨大的浮吊、运输船和水上拌合场，一幅壮观繁忙的景象。江的对岸，就是南京城了。一般情况下，到了春节工地还是要放假的，因为中国的民工都有这个共识：有钱没钱，回家过年。过年回家看看老老小小，一年也算有个交代，亲朋好友串个门，打牌喝酒，也是一年到头忙忙碌碌的奔头。不巧那年大雪，加上南方冰灾，电力交通瘫痪，火车大部分也停运了，好多人都回不去。我们经理倒很高兴，大家可以留下来继续干活，给领导增留下个好形象。因为春节期间，又是大领导们下基层慰问的好时候。

　　我也没买到票，回不去。经理决定过年不放假，并发出口号，号召大家拿出与天斗与地斗其乐无穷的精神，顶风冒雪也要完成任务，然后年夜饭再给大家摆庆功宴。

　　大年三十那天，是N4号工点浇筑混凝土。我跟经理说我去现场值班。当时，我已经是技术部副部长了，干部带头，以身作则，没办法。

　　那个工点是长江大桥的主桥和引桥交界的桥墩，体量非常大。我中午过去交接班，还只浇筑了不到一半。照这个进度算，估计得晚上9点才能完工了。年夜饭是吃不上了。

　　我把现场情况看了看，确认没啥问题。又给拌合站、实验室、运输队等相关单位都打了个电话，把事情安排妥当后，回头一看，作业队也正在换班。阿发这时候过来了，他笑着问我：“陈工，你怎么来了？今天过年了。”我点点头，苦笑着没说话。

　　整个下午工程进展还算顺利。我打电话给运输队，让他们早点给我带饭过来，顺便看看有没有好酒给带瓶。年夜饭总不能光在这喝西北风吧！

　　天色渐渐暗了起来。北风一刮，浑身顿时像薄了件衣服，风象针一样往身上扎，小腿感觉一直在冰水里杵着。我来回跺着脚，一会在下面看着运输车旋转着把混凝土倒到泵车里，然后看着泵车一下一下地把混凝土泵到那三四十米高的墩子上去。一会又爬到那墩子上去，看着工人们打混凝土，看他们把一个个呜呜作响的振动棒插入到混凝土里来回的振，直到不再冒泡为止。

　　等到大概6点多的时候，晚饭送过来了，还带了瓶洋河酒。我问了下作业队工长，说他们的饭也在安排送了。我又马上给相关单位打了电话，招呼说今天过年，多留点时间给大家吃饭。

　　安排妥当后，民工送饭的也过来了。我让工头招呼他们都下来休息，吃了饭再干活。又招呼他们捡点柴火，拿过来烧着烤火。这时候阿发捡了一把干草走过来，放在我身边干净的地方，说让我坐那上面，地上凉。

　　我客气地跟他笑笑，又给他倒了碗酒，他推着说不敢喝。我说过年了喝点怕什么。我把工头叫过来，说：“今晚上过年，天又冷，大家想喝点酒都行，出不了事。另外阿发年纪大了，让他在这烤火多休息一会。”

　　工头答应着去了。

　　“陈工，你真是难得的好人。”他接过酒又感谢地说道。

　　“同是天涯沦落人，来，喝一杯。”

　　一杯下去，他那皱白的脸上倒有点红气了，眼睛活了，人也精神多了。

　　“你这个年纪了，怎么还来干这个。”我又给他添了一杯。

　　“我——我喜欢干这个的”。他细声的说。

　　“为啥？你一把年纪了，你儿子不管你？家里人同意？”我问道。

　　这时候他略踌躇了一会，冲我碰了一下杯，自己一饮而尽。

　　“他们管不到了。”

　　“为啥？”我好奇地问道。

　　“说来话长。”他面带难色。

　　“反正现在没事，这瓶酒，咱俩慢慢喝。”

　　“陈工，你是好人。你如果愿意听，我可以给你讲下我的故事。”

　　后来这位老人和我一起坐在长江边上，在温暖的火堆旁，向我讲述了他的故事。

　　二十多年以前，我是我们镇上的有钱人。我带着的金戒指跟麻将牌一样大，镇上的人见我都叫我发哥，也有叫发爷的，我算得上是有头有脸的人物了。

　　不过在那之前，我也是从苦日子过来的。那时候大概是80年代初，村里刚分田到户，我们家六口人，有大约两亩多水田，一年下来一亩田也就500斤左右的粮食，加上自家在山边开了不到一亩旱地，种上些蔬菜、红薯等，勉强维持生计。猪肉在那时候算是奢侈品了。想吃肉，等过年。就连自家母鸡下的蛋，也只有小孩过生日才煮上一个。

　　改革开放初期，大家的思想都没有那么快从旧观念中改过来。前几年还在割资本主义尾巴，宁要社会主义的草，也不要资本主义的苗。而且大家认为做生意是不光彩的事。还有比较偏激的看法，认为无奸不商，经商是给毛主席丢脸。

　　我生性脸皮厚点，胆子也大，好折腾。就顶着别人的眼光开始做点小生意，从农村淘鸡蛋、蔬菜到镇上来卖。后来又卖米粉，每天晚上用石磨将大米磨好，加工、煮熟做成米粉放进箩筐里，再把葱花、蒜末、辣椒等佐料提前准备好。第二天一早，一边挑着煤炉子和热锅，一边挑着装着米粉和佐料的箩筐，就到镇上的大马路上摆摊。

　　头几年基本上没多少人摆摊，到了后来卖米粉的一起摆在这边卖，卖茶水的一起摆在对面卖，人渐渐多起来。最开始没人想过出声招揽客人，大家几个都选择默默蹲在摊位后面，长时间不说一句话，等着别人来。其实那时候大家心里还是觉得有点丢脸。我脸皮厚点，哪里人多我就去哪里卖。当时一碗米粉两毛钱，最多的时候，一天能卖十几块。

　　那时候城里商店的成衣很少，人们大都是从布店去买布料，然后再去裁缝店做衣服。后来大家思想也慢慢解放了，生活放自由些了，对衣服款式都开始有追求了。于是我就开始做倒爷，去广州倒衣服回县里和镇上卖，用麻包袋装着衣服蜷缩在火车硬座底；后面又倒太阳镜、玩具、钢笔等东西，大包小包地扛着产品在火车上挤来挤去的跑买卖。反正缺什么倒什么，什么紧俏就倒什么。

　　当时还是挣到钱了的，后来就在镇里置办了个房子，一家都搬到镇上来了。倒爷这个行当，说出去不好听，以前还说什么投机倒把，二道贩子啥的。有一次，我从广播里听到了国家允许干个体户的消息。我经常往广州、深圳那边跑，我看那边几乎天天都在开工厂，天天有公司开张营业的炮竹声。后来想着我也回去开个厂，那该是多体面的事。

　　我仔细想了下，打算回镇上开个鞭炮厂。鞭炮这个东西跟吃饭一样，南方北方，家家户户都需要。说起来这个东西好像有危险，正是这样，没几个人敢搞，也就是我胆子大，敢第一个吃螃蟹。我找到我们刘镇长，说要建鞭炮厂，他起先不同意，说那是危险品，要特许经营的，跟我讲了一大堆。我也不懂他说的那些手续，后来我给他带了两条红梅烟，又带了一只高级铱金钢笔，说赚钱了再给他意思意思，他明白了，后面跟我说他也不容易，咱俩以后就是兄弟，有钱一起赚。我把这些年挣了的钱，又把房子抵押了去信用社贷了些款，就在镇边上不远一个山上选了个位置，开起了我的胜利鞭炮厂。

　　那时候鞭炮大部分都是手工制作。先做炮筒，就是鞭炮的炮身。按照一定的规格裁好制筒用的爆竹纸，然后把纸卷成一根根筒子，压紧成型，然后捆筒子，就是用麻绳扎成一个六角形的饼状，再切开后进行封底、引口、装硝，接着插引、紧口、结鞭，最后是封箱了。硝是采用银粉还有煤子和硫磺等药方配制而成。引线也是自己做的，把引纸割成一根根长纸条，再将硝粉布满引纸上，然后用指尖搓成引线，再沾米糊浆，过下浆，放在引架上，等晾晒干。然后把引线用报纸捆好，再切成相应的尺寸，然后一根根插到筒子里。这些基本的工序我还是记得比较清楚的。

　　当时鞭炮这东西确实赚钱。那时候还没那么多手续，也没那么多消防设备投入。一万响的“大地红”鞭炮成本仅需2块钱，出厂就可以卖5块钱，在本地可以卖到8元，要是运到广东去，可以卖到20块。等到逢年过节的时候，价格还能高。我的厂很快就盈利了，到第二年就赚了四万块，响当当的万元户。

　　在那个时代，能成为“万元户”的不多，我算里面的比较出头的。刘镇长很高兴，说要把我作为典型推荐为县里的劳动模范。在全县的三级干部会议上，县领导颁给我一块“勤劳致富，劳动光荣”的大匾，还奖励了一辆飞鸽牌自行车和一台缝纫机。

　　那时候鞭炮的销路很好。政策的开放带活了经济发展，到处都在开发建设。每到逢年过节，我的鞭炮都是供不应求。那时候我最喜欢的就是放鞭炮的声音，听着就像是银子哗哗的落进我口袋。我把厂区规模扩大了一倍，准备大干一场。新厂落成那天，刘镇长带着镇里一帮干部，到我这参观。我带着他们到镇里最大的饭店新诚饭店吃了饭，临走一人送了一个红包，一只土鸡。

　　那时候我是风光得很。从苦日子过来的人，突然有钱了，我想着这就是暴发户吧。我身上的金戒指、金链子啥的挂得沉甸甸的，觉着就舒服。我老说我媳妇一点都不长进，给她买这不要，买那不要，净穿着那过时的，衣服破了也舍不得扔，还要补一下。我最看不惯这一点。

　　“阿萍，能不能把你破玩意扔掉！显得我舍不得给老婆花钱似的？”我连问带骂的说。

　　“这哪破了，这么好的料子，别人想穿还没有呢。”她倒一点不生气。

　　我知道她就这德性。她爹旧社会以前还是个地主，念过书的，只是没儿子，想招赘个女婿，就是倒插门。不过她爹毕竟是读过书的人，比较开明，没要求我的儿女跟他姓，算是招个男劳动力吧。按说她长的还算可以，白白净净，个子也算高，家教也好，按门当户对也能找个好人家。我呢，家里穷得叮当响，人个子又不高，就是嘴巴会哄人，所以算便宜我了。她倒一直没嫌我，庄稼活都能干，挑起稻谷来不比我差。还给我生了一个闺女一个儿子。闺女叫小梅，后面生的儿子叫小飞。所以我心里一直很感激她爹的，可他就是没享到我的福，阿萍生完小飞后，她爹没多久就过世了。

　　之前我在做小买卖，阿萍就在家里照顾孩子，有时间帮忙做点活。后来开了厂了，阿萍带着小梅就在厂里帮着干活，我劝说咱请得起工人，她说她闲着也是闲着，小梅也十二岁了，帮忙干点活也能学点东西。我只能由着她，要我说，她就是太太的身份，丫鬟的命。

　　我有钱了之后，给家里也置办了电视机、录音机等家电，这些东西在当时都是少有的。家里也一天天热闹起来，各种亲戚朋友都往家里来。我那时候为人豪爽大方，出手阔绰，也喜欢热闹。反正不管是什么亲戚朋友，三教九流，过来都是好酒好菜伺候，家里天天跟赶集一样。吃完饭就在家里打牌，有的人索性不回了，就在我家住了。阿萍倒也没说什么，天天忙活的洗衣，做菜，打扫，从来没在大家面前给过脸色，这点我觉得挺满意的，我是个要面子的人。

　　有段时间，大家准备打牌的时候总是发现牌不见了，要不就是牌少了几个，始终找也找不到。后来才知道是小梅藏起来了。问她，她说：

　　“妈妈不喜欢你天天打牌。我就自己想办法，让你们打不了。”

　　这丫头片子！

　　社会发展很快，人们的思想也渐渐开放了，县里的娱乐场所也逐渐的有了。走街上没人不正眼看我，发哥发爷的叫，这的确带给我很大的满足感。人有钱了都会膨胀，这话对我来说没错。我有钱了后，捯饬得像模像样。又过了几年，我就买了辆桑塔纳。那时候可风光了，我到哪里都得开着我的桑塔纳去，哪怕去街头买个菜。其实菜市场离家里没多远，放个屁都能闻着味。我开始讲究排场，西装是常穿的，领带我就不打了，不会扎。我搞了个大背头，洗头发不在家里洗，要洗就开着我的桑塔纳上县里洗。我那时候经常去县里，经常跟朋友吃饭、打牌，有时候打牌打个通宵。后来干脆厂里的事我就交给我哥去管，我就只管去谈生意，其实就是玩。反正老百姓要过年过节，鞭炮生意永远都不会衰。阿萍开始不管我，后来看我几天不回家，就说我变了个人样，老婆孩子都不管，她还不知道我在外面找了女人。

　　没错，我是在外面找了个女人。那女的是夜总会里认识的，叫小珍，长得丰乳肥臀，跟个牛蛙似的。也怪我那帮朋友，那天刘镇长也在，吃完饭喝了点酒就去了夜总会。我照例给他们安排了小姐，这些小姐个个身材高挑，我照例先一一安排给领导和客户，到最后一个是个矮胖矮胖的女人，就留给自己了——这事我一般不挑。别说，这女的还真会来事，上来就往身上坐。她开始陪我喝酒，酒量还真好，她说她是云南人，第一次到这里，人生地不熟。她那个胸部鼓得像塞了两个排球，酒过三巡，我的眼睛居然不听使唤地不时往那瞄。后来酒喝大了，刘镇长面红耳赤地说，妹子你把发总抱起来，今夜小费给你加倍！她听完干掉一杯酒，一把就把我抱起来。我赶紧下来说，差不多了该结束了。刘镇长不依不饶还说要看接吻，我赶紧打住说哥哥你早点回去吧，不然嫂子那要找我麻烦。送完他们下去，我回来结台费。结完台费那女的还没走，站那看着我。别说，不放在一起的话，她还算不错。我下楼来，她跟着我下楼，后来那天晚上，我就没回家。

　　倒不是我是个花心的人。对这种场合的女的，我向来没什么兴趣，只是场面上需要而已。为什么后来我跟她上了床，我说不清。可能是酒精降低了人的品味，也可能是她的丰乳肥臀，跟老婆那高挑骨瘦形成了鲜明对比。人，有时候吃腻了山珍海味，有时候也想吃街边的五谷杂粮呢，不是说皇上都这样吗，何况老百姓。

　　我这样想之后，就觉得理所当然了。我跟小珍鬼混了半年多，也给她买了她想要的东西。老婆阿萍还是帮我在厂子干活，我三天两头不回家，就说是陪客户，她也习惯了，只说让我注意身体，多休息别忙垮了身子。我听着内疚，但是出去喝完酒还是照旧。那天早上，我还搂着小珍在宾馆的席梦思床上睡觉，突然一个电话打到房间，我手伸出被窝摸着了电话。

　　“谁啊.......”我迷迷糊糊的说。

　　“老发，鞭炮厂出事了！炸了！”

　　“什么！！！？”

　　“鞭炮厂炸了！你赶紧回来吧。”

　　放下电话，我脑袋嗡嗡作响，还没缓过来，只是胸口砰砰直跳，随即浑身一股寒意从上到下流到脚根，我感觉腿都快站不稳了。我拿起衣服就冲了出去，开车就往鞭炮厂赶。“鞭炮厂炸了！？鞭炮厂炸了！？”一路上我不断地想我是不是听错了，刚才还是迷迷糊糊的酒意，现在一下全醒过来了。“怎么会炸了？阿萍和小梅怎么样了？她们是不是在里面？”我慌慌张张地往回赶，到离厂子几公里远处时，我已经看到那边的山上飘着一团灰黄色的蘑菇云，我的心凉了。“真的炸了！”我开了平生最快的速度赶到了现场，看到整个厂子全被炸平了，中间还陷下去了将近两米的大坑。我虽站得远，可还能看清楚那惨不忍睹的场面，那些死难者，有的已被烧焦得和烤鸡一样，身上的衣服还在燃着火，还有些残碎的尸体，零落在四周。我呆呆得迈不动腿，四下张望，想着阿萍和小梅会在哪里。昨夜的酒意带着我的紧张和内疚，让我哇哇的吐了起来。后面一个人过来扶住我，是刘镇长。他说“阿萍没在里面，小梅——小梅已经死了。”我推开他，想往废墟里面爬，这时候阿萍过来了，她抱着我的大腿哭着说，阿梅已经找不到了，炸碎了。

　　后面的事我模糊得记不太清了。记得警察都来了，我是在家里被带走的。临走时，我紧紧地抱着老婆阿萍，儿子小飞才4岁，看到这情景也在哇哇地哭。我跟阿萍说，让她去找刘镇长，让他帮帮忙，好歹他也这些年收了这么多钱，他会想办法帮忙的。

　　我后来是在看守所知道这次事故的经过的。那天一个制引线的工人干活热了，就把外套脱了，挂在墙上一个铁钩子上，不小心扯了一下。那个铁钩子可能也是年久了，被扯脱落了，正好掉在地上的铡纸刀上，砸出了火花，连着引线一下烧了起来，引线窜起来蹦到了装药区，一下就炸了。他们司法定性后，说是我要负民事责任和刑事责任，还要罚款。阿萍来说刘镇长还在想办法，这事已经闹大了，县里很重视。刘镇长让我先拿钱出来摆平家属，家里已经被工人家属包围了。另外刘镇长说，给每个死者多赔一点，他去做工作要求死者家人不要说是在鞭炮厂炸死的，要说成在别的原因出事死的，这样可以少判刑，他那边也好交代。我信他了。后来每个死者赔偿了人民币6万元，安葬费另算。司法判决书下来后，一共死了6人，重伤4人。我作为厂长，责无旁贷。最终判处有期徒刑3年，罚款12万。这么多年辛苦打拼的付出，一下都灰飞烟灭了。

　　我从那以后就进了监狱。临走的时候，我跟阿萍说对不住你，后面这几年要苦了你了，一定要等着我，等我出来后咱们从头再来，咱们好好过。阿萍说家里房子已经被抵押处理掉了，总共赔偿也赔偿都差不多了，这里刘镇长帮了不少忙。死伤了那么多的百姓，镇上我们以后都不能呆了。我和小飞现在搬到了村里，租了间房子，现在在别人家的一个厂里做事，我干点活还可以养家过日子。只是小梅这孩子，死了连尸骨都找不到……说完她忍不住哭了。我也忍不住了，这些天想起我那懂事的闺女，说没就没了，心里就象锥子扎的痛。

　　讲到这时，他哽咽了一下。我默默地看着阿发，这个如今好多普通人都看不起的民工身份的人，曾经也有着辉煌曲折的过去。不禁想起了我的父母，我的父母跟他是一个年代的，他们勤劳本分，遵守着国家曾经一切的教规，即使到了现在他们的有些思想还根深蒂固。每个人都是时代的产物，也是时代的遗物。

　　我不禁对他在那个年代过人的胆识心生佩服，也为他后来的不测感到无限惋惜。

　　他平复了一下，眼睛里突然发出一种愤怒的目光。

　　我实在想不到，他们居然这么对我。那个刘镇长，我平日里对他也不薄了，他居然克扣了我的补偿款。我是很久以后才知道的，原来发到死者家属手里的只有5万元，他每人都扣了1万，还要求人家不能说。我真是瞎了眼，交了这样个狼心狗肺的朋友。更让我寒心的是，我那个兄弟，我哥，他那天没在厂里，回去打牌去了。我出事之后，他就没来看过我，我落难了，他居然没有任何帮助我的意思，阿萍找他借钱他说他没钱。我真的是痛心，当年我发达的时候，家里天天都是人，我落难的时候无人问津。真是古话说的没错啊，富人在深山老林舞刀枪棍棒打不散无义宾朋，穷人站在十字街头耍十八钢钩钩不着亲人骨肉！

　　经历了这些事，我看透了。我的心里现在只想着阿萍和小飞，只想早点服完刑出去跟她们好好过日子。我现在只有她们两个亲人了。

　　监狱在县里郊区的一个偏僻地方，背靠着山，外面有一条河，中间有一座桥通到这边来，再经过一条马路才能到监狱。阿萍经常来看我，一来就是带些吃的，穿的，用的。我说你不用来那么勤，我已经是个犯人了，不用对我那么好，再说监狱里也不会饿死冻死我。她说监狱里面伙食不好，看我越来越瘦，要多吃点把身体养好。

　　那段时间我在监狱里，日子虽然清净了，但是心里一直很愧疚，想起以前的那些事，总觉得这一切都是我造成的，老婆女儿那么好，我却从没有好好陪过她们。想着这些心里就犯愁，就开始抽烟。我的烟瘾越来越凶，阿萍每次过来都给我带两条烟，基本能维持半个月。后来不行了，就带三条烟。后来有次她就带了两条烟。我当时就急了。她说店子没有货了，过两天再给我拿过来。她走后我又后悔了，我不该对她那么凶。哎，我现在老是背后想着要对老婆好，当面却不知道如何做让她高兴点。

　　她走后第二天，开始下起了大雨。到晚上，大雨倾盆，雷声大作。我开始担心起来，下这么大雨，阿萍明天应该不会过来了吧。到第三天，雨还没停，倒是不打雷了。听他们放风的人说河水已经漫过桥了，我想阿萍应该不会来了。

　　那天没看到阿萍过来，我想她应该是没有过来。

　　第四天，雨还在下。他们说那个桥已经完全被淹没了。第五天上午，一个狱警过来跟我说，外面河道下游捞上来一个死人，问是不是我老婆。我一听心里一惊，脸都白了，心一下跳到了嗓子眼。狱警拉着我去认，我拖着镣铐，走不动。狱警把我脚上的镣铐摘了，我还是走不动。腿发软，我怕这是真的。他连拖带扶地把我带过去，我一看，的确是我的阿萍，脸上已经被泥水泡肿了，手里还死死的撰着一条烟。

　　讲到这里时，阿发扭过头去，借着火光，我看见他眼角流出了混浊的老泪。

　　我无言以对。虽然我还年轻，但是听他讲述他的故事，也感受到了那种锥心刺骨之痛。

　　我轻轻拍拍他消瘦的肩膀，又给他倒了杯酒，递给他一根烟。他摆摆手说，不抽了，从那以后就不抽了，一抽烟我就看到阿萍死去的样子。如果我不抽烟，阿萍就不会死，我害死了她。

　　我默默地看着我面前的这位民工，心里说不出的酸楚。

　　“后来呢。”等他平复以后，我轻轻的问道。

　　后来我请了释假回去，给阿萍办理后事。一切都没准备，就草草地入土了。我儿子两年没看到我了，因为我不让他到监狱来看我，我不想让他看到一个在监狱里的爸爸。他看到我后，不敢叫。我抱着他，眼泪不停地往下掉。我把他放到他姨家里，安顿好之后，就回监狱继续服刑。后来监狱长知道我的情况，念我表现还好，半年后就提前出狱了。

　　我出狱的第一件事，就是为阿萍打了块碑。又把小梅的坟迁移过来，跟她妈在一起。我带着儿子在坟前，长跪不起。我跟儿子说，你妈和姐姐先走了，你爸对不起她们，你不要跟爸一样，你要好好念书，将来有出息对得起她们。

　　我后来跟着村里一位师傅，他是做木匠的，我跟他学手艺，半年的功夫也基本上能混口饭吃了。儿子就在那村里的小学念书，成绩还可以，我感到高兴。做木匠大部分要到外面去做，我还是尽量早点回家。看到飞儿在我就踏实。我有时候用木头给他做个枪，做个马，他能高兴好久。后面他渐渐大了，老跟我睡在一个床太挤。我就自己做了个高低床，他睡上面，我睡下面。这样他在上面还可以自己看书，写作业。

　　我也没想过要再找一个。我看到小飞，就想起了阿萍和小梅，感觉全家人又在一起了。再说再找一个，肯定没有阿萍那么好的了，我前些年见过那么多女的，都是贪钱图色的，我现在啥都没有，找也没人要。

　　就这样过了几年吧，我也攒了点钱了，想着再盖个房子。原来那个房子是租的老乡的，前后就两间，前面住人后面就是厨房，茅房都没有。我把地点选好了，就在租那个房子边没多远，这样飞儿上学也方便。

　　我请了泥工师傅来烧砖窑。那时候盖房还是自己烧砖的。泥工师傅姓范，外地人，也是招赘到了这边，为人厚实。我自己会点木工，砌砖也会一点，前期就我们两个人干，可以省点劳动力。

　　那时候正是冬天，冬季雨水少正适合烧砖窑。师傅先找好一块地，就开始挖泥，和泥，做砖痞。这活是比较累人的，为了尽快得烧好砖，我跟师傅一起干。有时候趁着月光干活，干到半夜以后累得连话都懒得说，回屋躺下就睡觉。砖坯做好晒干后，就可以入窑了。入窑是一个技术活，砖坯和燃煤的布置是有讲究的，这些是范师傅亲自做的。入窑完成就可以生火了，小飞有时候过来帮忙，帮忙捡柴，烧火啥的。火从窑底下点好，从风口那上去，把煤块烧起来后就可以封窑了，留着一些风口就成。师傅说大概经过四五天的烧制，差不多就可以起窑了。

　　那年冬天特别冷，小飞说屋子里睡觉太冷，我看还有剩下的煤块，就夹了一些，装了一火盆，回去放到屋子里，他高兴地说屋里暖和了。我让他先睡觉，说我要看着窑，晚一点再回去。我忙到夜里二点才回家，啥也不顾躺下就睡着了。

　　第二天早上我是被范师傅拉起来的。我迷迷糊糊感觉到他在使劲拉我，我浑身没劲，想抬手抬不起来。想说话嘴巴不听使唤，头晕得厉害。他把我抱着拖到了屋外，我看到地上那盆还没烧尽的火盆。一会小飞也被抱着出来了，我看他昏迷不醒，脸色灰白，嘴唇都黑了，裤子上大小便都出来了。我感到我的眼睛在发鼓，心脏在捶击我的胸腔，手脚一下有了知觉，我爬起来扶着小飞，哆嗦着问范师傅，这是怎么了？范师傅说：“你们估计是煤气中毒了，煤块那个东西不能放家里那样烧呀！你赶紧去医院吧，我看你儿子好像不行了。”我抱着小飞，他已经全身冰冷，肢体僵硬，已经没有心跳了。

　　最后，小飞还是死了。医生说死于重型煤气中毒。还说我是中型的，要是时间再拖久点那就危险了。为了避免后遗症，建议我住院治疗。我万念俱灰，什么都没听进去。

　　我把小飞跟他姐姐葬在了一起。后来，他们说我象变了个人，变得表情呆板，反应迟钝，话少记性差，以前会的东西，现在也不会了。范师傅说可能是煤气中毒的后遗症。我摇摇头心里想，不是的，我记性不差，过去发生的事情我都还记着呢。

　　后来，我经常一个人跑到阿萍的坟前，静静地坐着，看着阿萍，小梅，还有小飞。我以前陪她们不够，我现在有时间了，想好好陪陪她们。

　　再后来，范师傅要出去做工。他想带我去，我想着范师傅人不错，我还能活些年，出去看看，回来给她们带点外面的东西，讲讲外面的世界。等哪天走不动了，就到下面去找她们。位置我已经留好了，就在阿萍边上。

　　再后来，我就跟着范师傅出来做工，他就是我们的工长。

　　说完这些，他长松了口气，仿佛释然了许多。

　　我默默地端详着这位老人，他的表情此刻安详而宁静，脸上的皱纹在火光的照耀下显得更加深刻。岁月让他经历了一生的坎坷，而他依然平静的对待这个世界。

　　我没有再说话。我知道，我给不了任何安慰。

　　这时候工人们都已经吃过了饭，陆陆续续地回到各自的工作岗位。他慢慢地站起来，拍拍身上的尘土，向那边走去。

　　这时，天已经完全暗下来了，黑暗和严寒笼罩了大地，江边的北风刮得正紧。江对岸的南京城，此刻正是万家灯火，霓虹闪烁。又是一年的除夕，人们阖家欢乐的日子。深黑的天幕中，绚丽的烟花接连绽放，满目璀璨光华。在这情意感人的时刻，远处仿佛传来了一首古老的歌谣：

快乐年华

如今一去不复返

亲爱朋友

都已离开家园

幸福伴侣

如今东飘西散

怀中爱儿

早已离我许多年

离开尘世到那天上的乐园

我听见他们轻声把我呼唤

我来了，我来了

我已年老背又弯

我听见他们轻声把我呼唤

——全书完——

2019年元旦作于长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