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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辈子第一次近距离地面对死亡，是在2005年。
那年的1月3日，不满60岁的公公被确诊食道癌；1月6日手术，一切顺利，全家喜气洋洋地过了年；3月8日发现原位复发，从此情况急转直下；5月17日，陷入重度昏迷的公公停止了呼吸。
断气之后，医护人员曾进行抢救，期间只有我一个家属在身旁。我清楚地看到了他浑浊的眼睛里最后两行泪。医生离开之后，我仍然无法相信公公已经永远离开了这个世界。
在公公患病期间，关于死亡的恐惧和焦虑让我夜不能寐。第一次，我看到一个原本脸色红润的人，在两个月之内急剧地“缩小”，直至变成另一个形状。而精神上，这个躺在病床上的坚强老军人，居然从微笑，到沉默寡言，到最后被疼痛折磨得语无伦次地喊”打针！打针！”人在最艰难的时候，尊严是绝对的奢侈品。
死亡是个极其忌讳的主题，因为忌讳，人们知之甚少，也因此，它就更显得神秘莫测，莫名恐怖。癌症复发以后，公公重新住院，因为他是本院的老教授，一切都得到了最好的照顾，在他的单人病房里，还有一张可以让家属睡觉的陪人床。大家心里都明白，公公的病其实就是在等时间，除了止痛，已经没有什么可做的了。婆婆开始打毛衣，开始整日和前来帮忙的姨妈聊天，而公公就那样孤独地躺在病床上，偶尔会有气无力地比划着，让人扶他起来咳痰。很久以后，我才能理解我婆婆那时的懈怠——作为同龄人和最亲近的人，她对扑面而来的死神的气息，是有多么地恐惧，以及下意识地在回避。
2015年正月初八，我的父亲在ICU里昏迷了两小时之后，监测仪里的各项指数逐渐降低，直至为零。在这两个小时里，我不停地在他耳边说话，告诉他不要慌，不要怕，前面会遇到什么，应该怎么做。不说话的时候，我就给他助念，总之就是不断地让他生起信心。我姐夫站在床前，清楚地看到，每次我一开口说话，父亲的心率就会一下子飙升，有时还会升到100多。这让大家确信在深度昏迷里的临终者，是能够听到声音的。
第二次面对死亡，我镇定多了。
在医生宣布死亡之后，护士来换衣服，半小时后我们再过去，父亲显然已经“走了”。那个躺在床上的干瘪的躯体，跟半小时之前完全不同，整个人好像缩小了一半，并且很明显地少了一个叫“精气神”的东西，而尽管此前同在这张床上的人也已经奄奄一息，但那个微弱的，作为一个“人”的气场还在。
这个微妙而明显的丧失，震慑住了现场的每一个人，大家只敢窃窃私语-------直面生命的陷落，那种恐惧再次笼罩了所有人。
因为我参与了父亲最后阶段的护理和照顾，又因为我近年来对于死亡有了更多主动的了解，所以对于父亲的去世，我更有准备，也更能接受。
直到现在，我对父亲去世这件事，不敢说充满了感恩，但至少没感到遗憾：
我知道虽然晚期癌症病人会被病痛折磨得很苦，但有时这并不是一个必经的过程，又或者，这过程有时候并不太长，相比之下，我父亲受苦的日子不多，离去是解脱；
我明白还有比癌症病人更痛苦更漫长更没有个人尊严的病苦，而我父亲是在最亲近的家人最周到的照顾下离去的，孤独感最低；
在最后阶段，我们有幸找到一家条件非常好的医院，并在这里度过了一个像模像样的春节——我们一如既往地布置了兰花，在病房里吃了一桌丰盛的年夜饭，每天饭后还给刚刚学会抢红包的父亲此起彼伏的发红包，去世前一晚，他就在病房里看球赛，为恒大打气，像个老球迷一样欢呼着、谩骂着，点评球场上的过去与未来。这家医院是父亲发病后两年里，我唯一感到满意的地方，它不仅收留了一个，注定要在普天同庆的日子里独自面对死亡的家庭的沮丧和酸楚，还让这个家庭在最绝望的日子里感受到了彼此的暖意，令亲人离去所带来的挫败感减轻了破坏力。
我认为，这也是临终关怀的一部分。
几年前看过一本书，当时很震撼。书名是《假如我死时，你不在我身旁》，台湾译本。而刚刚又随意翻了一下当当，没找到这本书，估计仍然是题材的忌讳吧。淡化了信仰的中国人，都乐当掩耳的瞎子，以为看不见听不着就不存在。
那么，让一部分人先清醒起来吧。我们一起来看看，生老病死，究竟有多可怕，而面对死亡，我们又能多做一些什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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