法官说，申请强制执行要提前一个星期交书面申请，这样他们好分配警力和警车。他们不同于警察，不会上门去抓人，得我们自己找到被执行人，然后打电话给他们，他们才去抓人。
有人问到：“如果等到法警去了，被执行人已经走了怎么办？当时能否报警处理，让警察来控制ta？”
法官说：“如果你们之间没有发生矛盾纠纷，打电话报警也是没用的，警察是不会管的。所以你们发现对方的行踪后，要设法拖住对方，不能让他们走！而且你们最好在菜市场、棋牌室这样的公众场所找到他们，这样方便我们抓人。但是如果你们把对方堵在家里，对方坚决不开门，我们也没有权力进去抓人的。”
“那就没有别的办法抓他们了吗？”我问到。
“没办法。”法官说。
听了法官的这些话，我真是越来越心灰意冷。敢情这些高难度的找人的活都得我们原告自己做，我们都要成了高级侦探，而法院则基本上没什么用。
如果连法院这样的权力机构和法官都拿老赖没办法，那我们这些普通人又能怎么办呢？何况我们普通人根本没有时间、精力，也没有能力去做这件事，甚至我们连老赖的影子都见不到，又怎么可能做好所有的工作，只等法警去公共场合抓人？如果我们有能力把什么都做了，那还要法院和法警干什么？什么都让我们做，那他们岂不是摆设？
怪不得大家说执行难，即使赢了官司，想要要回钱也特别不容易。
本来我从法院执行局出来已经12点半了，我吃了份快餐就坐公交车回拱北口岸，准备坐长途汽车打道回府。
但是想到这么大老远的好不容易才来一趟，退费的事情还没搞定，我还是打算再去找一找负责退费的书记员，当面聊一聊争取一下。于是，我半道下车又坐上另一班开往法院的公交车——法院和执行局不在一起，执行局从法院分离出来了，不过两地离得并不算远。
等到下午法院上班时间，我去前台问一下潘书记员的办公室，人家根本就不说，一句“自己打电话联系”就把我打发了。
我打了多个电话，终于联系到了潘书记员。但不管我的理由多么充分，说多少好话，人家仍是冷冰冰、不耐烦，连面都不肯见，最后直接挂了电话。可怜我跑了几百里地，又等了她几个小时，白做工却也无可奈何。
唉，我从她身上真是见识到了机关单位人员的作风和嘴脸。
我把这边的情况如实向老爸汇报，跟他说退诉讼费的事只能多等几个月了，反正跑不了，让他不要着急。
老爸知道我已经尽力了，也没什么好说的，就让我当天晚上以文字的形式把那边的情况发给律师，听听律师的意见。
未完待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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