读书社：古史辨流派

读书社：古史辨流派

古史辨派疑古、辨伪、求真。“史”的本义是掌管文书记录，“史官”是专门负责记录和保管档案的。中国是世界上产生史官最早的国家，有充分的证据表明商代是存在史官一职的，但历史不全是史官记录而来的，刘知几说：“为史之道，其流有二：第一是‘书事记言，出自当时之简’，第二是‘勒成删定，归于后来之笔’。”

在李世民打破“帝王不能查阅史录”的规矩之前，史官的政治地位是很高的。春秋战国时期有“君举必书”的传统，但凡君主有所作为，无论是功绩还是劣行。正所谓：“秽迹彰于一朝，恶名披于千载”。随着皇权的不断加强和巩固，将权、相权都逐步的被限制。有一些史官也向帝王屈服了，或是“假人之美，藉为私惠”、或是“略外别内，掩恶扬善”，或是“自称我长，相谓彼短”。

作为整理史料而存在的史学家在掌握了大量资料之后陷入深深的疑惑，同一件事情在不同的文献中有着不同的说法。三皇之说有八种，五帝之说有六种，到底哪一种才是“正确”的？历史不可能像薛定谔的猫一样出于“生死叠加”的两种状态。诸说纷纭，比有一真，其余皆伪。或是诸说皆伪。

于是“疑古派”的先驱就大刀阔斧的像传统历史学开刀，无论是证明信史，还是证明讹误，必须提供出可靠可信的依据来。首当其冲的便是这些依据，如果依据都不可靠的话，那么后面的引述论断都无法成立。这一时期的可以称之为“伪书考辩时期”，也可以叫做“史料辨伪”时期。

经过第一阶段的奠基和发展，除了“考据学”之外的，与之相关的辅助学科也得到空前的发展。诸如：文字学、音韵学、训诂学、历史学、地理学、历算学、目录学、版本学、校勘学、辨伪学、辑佚学等传统学术都随着考据学的进步而进步。在梳理清楚史料之后，便开始了新时期的历史学研究。

在上个世纪流行一句话：“历史是个任人打扮的小姑娘”，在西方也有：“历史是胜利者的谎言”的说法。古史辨派的学术定位就是：给这个被打扮的小姑娘卸妆，戳穿胜利者编造的谎言，还大众一个历史真相。从现代角度来讲，这种治学态度是端正的，治学方法是科学的。但是固守传统的老学究无法接受这些人“不知敬畏的胡作非为”。

在对历史的真知和诠释问题上，顾颉刚对前辈学者的研究成果提出批评。要点有二：一是《考信录》的立足点是圣道功，辨伪只是表彰功德的手段，而非以求真为目的。二是崔述的治学方法是直接从古书上整理古史迹，也就是默认了经书就是信史，拿经书作为评判依据，符合则为真，否则便是伪。这是儒着的辨古史，不是史家的辨古史。儒家求“正”不问其真，所谓正者，圣人之言也，传世之经典也。教人正意、正言、正行、做个正人君子，而不考究其真伪。

基于此，新一轮的古史辨又开始了。顾颉刚提出了著名的“层累地造成的中国古史”的观点，他认为：时代越是靠后，传说的古史期越长。时代越是靠后，传说中的核心人物越是放大。通过古史辨，即使不能之道这一事件的真实存在，也能考据出这一传说的最早说法。惟其如此，我们才能借助各种学术方法和科技力量，尽可能的逼近历史的究竟真相。

其学派研究成果，自1926至1941年间相继编辑出版，全书共七册，共收入二、三十年代史学界研究中国古代史、考辨古代史料的文章三百五十篇。《古史辨》推翻了“盘古开天”、”三皇五帝”等传统历史认知，并提出提出要打破“民族出于一统”、“地域向来一统”、“古史为黄金世界”等根深蒂固的传统观念。“古史辨派”的古史辨伪工作，对于推翻旧的臆造的古史体系，探求科学的古史系统，推进中国史学的近代化，建立了巨大的功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