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语〉
1.修炼的层次
子路问君子。子曰：“修已以敬。”曰：“如斯而已乎？”曰：“修已以安人。”曰：“如斯而已乎？”曰：“修已以安百姓。修已以安百姓，尧、舜其犹病诸？”（《论语·宪问》）
这段话清楚的说明了君子修养的层次，修已以敬，修已以安人，修已以安百姓。《大学》所言，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与此意同。
但需要注意的是，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不能理解为身修好了，才可以齐家治国平天下。修身与齐治平是同时进行的，如果说身修好了，再去齐治平，那么什么时候才算身修好了，又由谁来评价呢？齐家治国平天下也不能简单的理解为家齐了，才可治国，国治了，才可平天下。周公受封于鲁，但他并未就国受封，而是让他的儿子伯禽代他去了鲁国，因为成王年幼，他必须留在朝廷辅佐成王。如果平天下非要先把家、国治好，周公岂可留在朝廷呢？
《论语》、《大学》的篇章，反映的都是西周社会的政治状况。西周初年，分封天下，周天子称王，负责的是天下的太平，各诸侯的封地称为邦（后来因避刘邦的晦，改称为国），国君负责的是国境之内的治理。国君分封子弟，称为大夫，大夫的封邑就叫家，他负责的是家族内部的治理。因此，家、国、天下范围不同。齐、治、平是说不管你在哪个位置上，都要干好自己的事，“在其位，谋其政”也。
当然，家齐了，名声在外，诸侯会请你负责邦国内的相应工作，国治了，名闻天下，天子会请你负责天下范围内的相应工作。因此，齐家、治国、平天下的理想，是希望君子立足本职，胸怀天下，“风声雨声读书声，声声入耳，家事国事天下事，事事关心。”
齐家治国平天下的基础是修身，孔子只用了一个字，修已以“敬”，这个“敬”，就是以真诚正直待人处世之意。
《大学》
2.格物致知说
如何修炼，要经过怎样的步骤，才能达到真诚呢？《大学》说了四个步骤，格物致知诚意正心。
理学对“格物致知”发挥很多，把这个放到了非常基础的地位。那么二者是什么关系呢？千万不要以为先格物才可致知，这种时间先后的理解可能并不符合《大学》本意。《大学》说：“古之欲明明德于天下者，先治其国，欲治其国者先齐其家，欲齐其家者先修其身，欲修其身者先正其心，欲正其心者先诚其意，欲诚其意者先致其知。致知在格物。”前面六句格式皆为“欲”什么什么，必“先”什么什么，而“致知”和“格物”之间的关系并没有这样说，而是直接就说“致知在格物”，而不是，“欲致其知者，先格其物。”
《大学》为何如此说？先要了解致知、格物的意思，历代先贤注解致知，差别就大了。朱熹和王阳明是宋明以来最有名的儒家学者，但他们的解释完全不一样。朱熹解释说：“所谓致知在格物者，言欲致吾之知，在即物而穷其理也。盖人心之灵莫不有知，而天下之物莫不有理，惟于理有未穷，故其知有不尽。是以《大学》始教，必始学者即凡天下之物，莫不因其已知之理而益穷之，以求至乎其极。至于用力之久，而一旦豁然贯通焉，则众物之表里精粗无不到，而吾心之全体大用无不明矣。此谓物格，此谓知之至也。”
朱熹认为格物致知是“即物穷理”，显然理在人心之外，“人心之灵莫不有知”，此“知”显然指认识能力，“天下之物莫不有理”，天下之事皆有它的道理，以人的认识能力来探求万事之理，要“求至乎其极”，认识到至极之处，也就是无所不知也。这个也太难了，猴年马月才能认识到所有事物之道理呀。但朱熹又说：“至于用力之久，而一旦豁然贯通焉，则众物之表里精粗无不到。”言下之意，事物之间的道理是相通的，不必事事了然，认识到一定程度就会霍然开朗，对天下的道理了然于胸了。这个相通的道理是什么？在朱熹看来就是仁。
朱熹这个解释麻烦在于，一是理在外，孟子说人性善，因为人有恻隐等四心，显然人内在就有个行善的要求。现在朱熹要求我们去格物，到外面去找，似乎与孟子不符。二是“用力之久”，而后可以“一旦豁然贯通”，这个久是多久？是不是聪明人一下子就学会了，笨的人会不会一辈子不能领会？孔子说：“十五有志于学，三十而立，四十不惑，五十知天命，六十而顺，七十从心所欲不逾矩。”孔子每隔十年上一个台阶，难道不能允许一个普通人停留在某个台阶吗？三是“必始学者即凡天下之物，莫不因其已知之理而益穷之。”既然理在外，那么，人认识的第一个理（己知之理）从何而来，又是什么？
孔子谈仁，多就实践而说，孟子谈性善的修养，说是“存养扩充”，说的简单明了，朱老夫子说的过于弯弯绕，而且语句琐繁，不能自圆其说，不足取也。
看王阳明怎么说？王阳明说：“（致知）云者……致吾心之良知焉耳。良知者，孟子所谓‘是非之心，人皆有之’者也。”“格者，正也，正其不正以归于正之谓也。正其不正者，去恶之谓也，归于正者，为善之谓也。”
王阳明的意思，存善去恶是格物，恶革之后良知现矣，可是，善是什么，恶是什么？如果善恶不明，如何存善去恶？照王阳明的说法，是致知格物才对，而不是格物致知。王阳明搞不清楚何谓格物，所以只好说：“身、心、意、知、物者，是其工夫所用之条理，虽亦各有其所，而其实只是一物。格、致、诚、正、修者，是其条理所用之工夫，虽亦皆有其名，而其实只是一事。”笼而统之，他的格物与致知的矛盾就淡化了。
王阳明与朱熹共同之处，在于完全脱离普罗大众的感受，而进入高级知识分子不顾现实的精神独享了。朱熹说：“尽夫天理之极，而无一毫人欲之私。”王阳明说：“大人者，以天地万物为一体者也。其视天下犹一家，中国犹一人焉。若夫间形骸而分尔我者，小人矣。”高远绝伦，直上巅峰，能达此者，试问天下有几人焉？
孔子不一样，循循善诱，因材施教，同样的问题，不一样的学生有不一样的答案，孔子的学说接地气，因为是符合人性的。
人性是什么？孟子那里阐述得很清楚，“饱食、暖衣、逸居而无教，则近于禽兽”。饱食、暖衣、逸居是动物们的共同本性，因此不是人性。如果说这些就是人性，那么人性就等于动物性。人性等于动物性，显然是任何一个人所不能接受的。人之所以为人，当然有与动物们不一样的地方。这个不一样的地方，就是人有不忍人之心，恻隐之心，由此，又有羞恶之心，是非之心，辞让之心，把此些心存养扩充，才使人类脱离动物性，具有了人性。
因此，格物者，通过学习分辨善恶也，善是什么，恶是什么？维护群体的就是善，反之就是恶。善恶从何而来？是从古人的日常生活中来。荀子做出断言，人力不若牛，走不若马，为什么牛马为人所用？因为人能群也。最初的善恶，无非就是看是否符合群体的利益，之后才逐渐扩大到个人的权益，致知，就是通过学习，了解善恶的知识，以用于日常生活。
《论语》开篇，“学而时习之，不亦乐乎？”学就是格物，“时习之”就是致知，学习分辨善恶，在日常生活中反复练习以灵活掌握，就是致知。格物、致知并不可分，格了自然获知，有知了自然会格。
“知”有何具体的内容？孔子用一个字来表达，就是仁，用两个字来表达，就是仁和礼，用四个字来表达，就是仁义礼智，用八个字来表达，就是孝悌忠信，礼义廉耻。
3.正心诚意修身
但是有了知，就一定能行吗？不一定，所以下一步就是诚意的功夫，诚意就是意念真诚。《大学》里提出了一个“慎独”的概念，你独处的时候是否能够象在大庭广众之中一样即仁又礼呢？人往往在众人的目光中能做到，但在独处的时候就放松了，说明符合仁和礼的行为并非出自个人内心的真诚，而是外在的压力。诚意的功夫就是化被动为主动，我之所以这样做，并不是表演给别人看，而是我内在有一种动力要求我这样做，这样的一种动力就是真诚。
《易经》
《易经·系辞》传说：“闲邪存其诚”，防范邪恶的念头，就能存留真诚。说明真诚与邪恶是势不两立的，要做到真诚，起心动念之处就要小心谨慎。
意念真诚就可以了吗？还不够，下一个注意事项就是正心。心为何需要正？从《大学》的论述来看，心有情绪，难免带来偏差，《大学》列举了四种情绪性的反映，忿懥、恐惧、好乐、忧患。这些情绪，皆会影响真诚的选择，比如老人跌倒了，第一反映就是去扶，但假如想到曾经有人扶老人结果被讹诈，那么，这个人就可能收住了脚步，克服类似的忧惧等心理，就是正心的要求。
正心之后就是修身。从《大学》原文来看，它所讲的修身是修正身体表现出来的言行。它讲到有五种偏差的情感，亲爱、贱恶、畏敬、哀矝和敖惰，这五种偏差的情感影响了人正常的行为。《大学》说，“人莫知其子之恶，莫知其苗之硕。”说明人出于个人情感的问题，而看不见真实的情况，孔子也谈到这个问题，“爱之欲其生，恶之欲其死，是惑矣。”克服情感的迷惑，表现出公正的言行，就是修身。所以，《大学》才说，“欲修其身者，先正其心。”实际上克服情感的偏差，也可以说是正心的内容。
4.“格致诚正修”统说
格物是学，致知是得，诚意是意念真诚，正心是克服情绪和情感的偏差，而修身就是表现出合理的言行。
格物致知诚意正心修身，每一个部分都不可缺，格物是起点，是学习和受教育；致知是学习的成果，与格物互相促进，以达至最完美的良知；但有了知一定能表现出令人期待的行为吗？不一定。比如我收到一张百元假钞，人人知道假钞害人，但能将假钞付之一炬的并不多，可能相当一部分人将借就错把假钞花出去了。因此致知之后还须磨炼意志，就要克服邪恶；意念真诚就够了吗？人天然带有以个人为出发点的情绪和情感，这也要克服，用孔子的话来讲，就是要讲恕道；最后，就是要用合适的言语和行为来表达情感和对事物进行合适的反映。如此，就象《孝经》所言：“言满天下无口过，行满天下无谤过。”
那么，我可不可以表现出合理的言行就不用进行格物致知诚意正心的功夫呢？孔子说：“论笃是与，君子者乎，色庄者乎？”说话说得很诚恳，是出于君子的修养呢，还是不过是颜色端庄罢了。言行可以装出来，可以表演，内在是否有真诚的情感呢？因此，“自天子以至于庶人，一是皆以修身为本”，修身才是根本呀。
君子修身，才可齐家治国平天下。一些攻击儒家的人，说儒家搞的是泛道德化，开口闭口就谈道德，其实这很正常，西方基督教不是开口闭口谈上帝吗？伊斯兰不是开口闭口谈安拉吗？你怎么视而不见呢？西方人，阿拉伯人认为人是上帝或安拉创造的，上帝或安拉对人有主宰的权力，因此，他们必须听从上帝或安拉。上帝或安拉讲什么呢？也是教人孝敬父母，友爱邻居，甚至说爱人如已。这不是道德是什么？西方人和阿拉伯人把道德建立在信仰的基础上。而中国人不一样，中国人认为万物是天地所生，人是万物中的一员，人与禽兽之间的差别非常小，孟子说：“舜居深山之中，与木石居，与鹿豕游，与禽兽相去者几希。及闻一善言，见一善行，沛然莫之能御也。”说明什么？人与禽兽的这点差别就是人有向善之心。动物饿了就吃，渴了就喝，完全不会考虑善与不善的问题，而人不一样，饿了他会考虑到父母子女吃了没有，渴了他会考虑到父母子女喝了没有，食物和水不够，他会考虑适当的分配，以维护家族每名成员的生存，这就是道德的源起，这才是人性。中国人把人从动物中区别开来加以定义，因此，中国人强调做人是强调人与动物的区别，你讲孝悌忠信、礼义廉耻才是人，否则就不是了。因此，中国的文化强调人的主体性，孔子说：“为仁由已，而由人乎哉？”“我欲仁，斯仁至矣。”完全表达了这一精神。
梁濑溟
5.实践的性格
孔子谈君子，当然不是指普通人，我们普通人“修已以敬”就可以了，君子是精英，他不能满足于修已以敬，还要修已以安人，还要修已以安百姓，就象《大学》所说：“大学之道，在明明德，在亲民，在止于至善。”孔子说：“修已以安百姓，尧舜其犹病诸。”但恰恰这就是君子的追求。
孔子周游列国的时候，遇见两名隐士。孔子叫子路去问路，隐士知道了他们是孔子师徒，劝子路隐居算了，因为天下这么黑暗，你们奔来跑去有什么用呢？孔子听了子路的报告，说：“鸟兽不可与同群，吾非斯人之徒与而谁与？天下有道，丘不与易也。”
人是不能与飞禽走兽合群共处的，意思是说我怎么可能隐居呢？如果不同世上的人群打交道，还与谁打交道呢？如果天下太平，我就不会与你们一道来从事改革了。
孔子所说即是君子精神，他不忍看见天下大乱，百姓陷于水火，虽然他明知个人能力有限，哪怕是螳臂拦车，他也要试一试，他不会爱惜羽毛，做个人的逍遥游。
近代新儒家开山人物梁濑溟说：“我不单纯是思想家，我是一个实践者。我是一个要拼命干的人，我一生是拼命干的。”
真儒家，真君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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