皂户村的人物们：宽爷

皂户村的人物们：宽爷

7月22日出现日食那天，我爸我妈都将玻璃片蘸上了墨汁看日出，太阳一点点缺少，然后变成月牙的一块大小，天空变暗，然后是太阳又一点点地修复缺口，完好如初。在我们龙口这地方，看不见全食，但实际上离全食也就差一点点。

宽爷就不看日食，他又坐在他家门前的老柳树下喝浓浓的茶。老柳树年龄比我还大，枝叶还很繁茂，树上有知了，本来就是是每天烦絮不停地叫，但在日全食出现的两个多小时里，却仿佛安静了许多，或许它们也正透过密密匝匝的树枝看日食。

宽爷不看日食有他的理由，理由就是他的狗也不愿意看日食。宽爷本来是找出一幅眼镜，也将上边涂满了墨汁，然后给狗架上去，宽爷抚摸着那只白狗脖颈后的毛说，说抬头看日食吧。那狗却仍歪着身子，不理睬宽爷，一幅郁闷不乐的样子。宽爷说咋了，怎么像个受气的媳妇？那狗就有些不乐意，旺旺叫起来，还直摆尾巴扫宽爷的手。宽爷明白了，就将那蘸了墨汁的眼镜从狗头上摘下来，甩到一边说：“你不看，我也不看了，看了也不能多长一块肉，不看也不能缺少些什么。”

宽爷听了狗的话不去看日食，但宽爷终究有痒痒心。就不知道从哪捣鼓出一个铴锣来，急促地敲，敲声紧云密雨，震得人耳膜发痛。

宽爷说，这叫赶天狗，叫天狗赶紧将吞的太阳吐出来。宽爷说，那个小时候，是大人敲铴锣，小孩子将铜盆底朝上放着，用筷子敲铜盆，还连带着吆喝，就是吓唬天狗。

我爸和我妈就说，叔还是这么迷信。

宽爷把眼一瞪，把他那水锅烟袋在左脚背磕了一下，磕出一地的灰来。说，古时候真是这样的，不古的时候也是这样的，人要懂得敬畏。大自然不会好木端端地发生一次变化。这在过去，日食可不是什么吉兆，是凶兆，这世界总有大事发生的。碰见日食，连皇上都要给老天爷磕头，认错作检讨。现在没有这一套了，现在的人太轻浮，不知道敬天了。

我爸和我妈就笑了，说叔还是老性情，没变。

其实宽爷比我爸我妈的岁数大不了多少，但农村人讲究个辈分，辈分是伦理纲常，宽爷比我爸我妈大一辈，他们给他叫叔，我就叫爷。

宽爷一直住在老村子里。我们的村子早已经规划，村子里的大部分坐地户都搬到新村里去了。新村规划齐整，排排整齐的楼房，很有新农村的味道。

村委会号召大家都到新村去买楼。其实也花不了几个钱，村里对60十岁以上的老人补贴1万元，家里淌着要塌陷的土地，等将来塌陷煤矿包赔损失时也可以顶楼款。新楼什么都好，干净，不用再烟熏火燎的，冬天有暖气，新区里还有宾馆，超市，还有澡堂子，宽绰绰的大浴池，蒸汽腾腾的，有茶水喝，泡上一天也花那几个钱，要多好有多好。可宽爷不去，宽爷说新楼没有大炕，我睡不惯那床。宽爷还说，新楼区到处都是水泥地，不沾地气，夏天烤地慌，冬天又胳肢窝地冷，冷热不均，天不通阳地不达阴，不去。

我们家的老房与宽爷家在同一条街上，隔着一户人家。父母搬进了新村，倒在白天没事时常到老房这来。母亲的牵挂多，牵挂她房后的香椿树，无花果树，还有院子里的葡萄架。母亲还在老房的院子里开了一小垄菜地，什么茄子辣椒芸豆角儿长丝瓜儿，藤枝蔓叶，茂茂盛盛。

人老了，习惯改变不了。父亲和母亲还是喜欢老房子。其实不单父亲和母亲喜欢，我和妻同样喜欢在老房子的日子里。那院子里是满目的翠绿，永远都给人以生机盎扬的感觉。不像现在，在城里的小区，自己把自己关在四四方方的宽绰的大屋子里，沉昂昂的防盗门，一把又一把的锁，打开房门，对面是熟悉而又陌生的脸，人的亲近的本性在这水泥重重的森林里，失去了活性。总好像有什么东西压着，话不敢多说，气不敢大声喘一口，连笑声也失去了清脆的以往。

所以，每逢周末回家，我总是拉着母亲去老房子，去摘院子里的那些菜，不在乎多少，在乎的是自己的那份心，那份被释放地久违的情感，那份不与人道地莫名的欢喜。

去老房子，我总是要去宽爷家，小坐一会儿，喝他泡地浓氤氤的带有苦味的茶。那茶就在大茶缸里泡着，茶缸壁上有着厚厚的茶锈。打开茶缸盖，茶的香味就扑鼻而来。我照样要装一装，闭着眼睛，屏着鼻子，滋溜地长嘘一口气，那茶香就沁进了肺里。其实，我平日里根本就不喝茶，我只喜欢凉白开。但到宽爷这，我必要喝茶。茶和烟是宽爷的嗜好，这是我打小就知道的。

宽爷在我的对面，叼着个大烟袋乐呵呵地看着我，我也笑。那大烟袋在灯光下一明一灭，烟气缭绕。我去外地上学时，曾经用孔府家酒换新疆同学的漠河烟叶。那烟叶好，用掌一搓，然后将手一放，在阳光下，烟叶变成金晃晃的烟丝，有股香气扑出来，很使人陶醉。我将换回的烟叶给宽爷邮寄回去，宽爷欢喜地不得了。

    归根结底，这么多年，我仍然记得小时候在宽爷家渡过的日子。我打小就是个心事很重的人，我不知道我的小脑袋瓜总会冒出那么多的奇思怪想，我处处领会，我非常在意别人对我的感觉，那颗幼稚的童心敏感而脆弱。

是七岁那年，我们家最老的老屋要拆迁。祖母决定要一下子起盖两幢大房子，为他的两个儿子。这是祖母一生中最为引以自豪的大事，这个坚韧的小脚女人在五十岁左右的年纪开始守寡，拉扯七个子女，其中夭折了两个。盖新房木料不够，要用旧房子的木料，所以要拆了老屋子。

那个最老的老屋，就像地洞，阴暗逼仄，院子的地面比屋里高，跨过门槛，脚一伸就冷不丁地踏下去，很容易崴脚。叔叔一家也挤在老屋里，黑凄凄的煤油灯晃亮的童年，却充满了快乐。我喜欢黑暗，我就像一个躲在角落里的小老鼠，把自己掩藏起来。有时候我会藏在祖母炕头的地瓜柜里，还有老屋半间那个小小的堆杂物的阁楼里。我自个同自个说话，我孤芳自赏，那种掩藏起来被别人找的快乐，真是永远都不会忘掉。

现在老屋拆了。祖母给老书记送了两瓶老白干和二斤核桃酥，终于批下了房基地。这是两幢房子的房基地啊，整整八间大房，要很多很多的瓦，很多很多的砖，很多很多的木材，很多很多的石头，很多很多的土，很多很多的沙，白灰，水泥和石子，这一切在今天看起来真不算事，只要有钱。但那个时候，我们家没钱，相反还有一腚的饥荒。村人们惊诧祖母的能量，这个走路劲道道的小脚女人，会带领她的儿子将这两幢大房盖起来么？

一切看起来井然有序，在盖房子的那些日子里。祖母领着她的孩子们，没日没夜地准备材料。老屋拆掉了，我和叔叔家还有祖母及未出阁的小姑分开住在村子里住房富裕的人家，我们家住在宽爷家。

宽爷那时过地是光棍一样的日子。他在港上上班，据说是跑火轮船的。那种船烧煤，呜呜地吐着黑烟，穿梭于一些港口，装货卸货。他是水手，威风凛凛，船在海上破浪前进，突突突，所向披靡。船是犁，在海上划出一道道浪的沟，聚而合拢，波浪重叠，一个海鸥在重叠的浪尖上跳舞。这是我童年的脑海里针对宽爷的工作所反复绘制的影像，它不停地在我的脑海里过山车一样地播放，使我将自己的想象当成了真实的场景。

宽爷很长时间回来一趟，每次回来都风尘仆仆的。因为长期在海上作业的缘故，宽爷的脸膛明显地黑，灿灿地，且胡子满脸，像古时候戏剧里的张飞。回来后的日子，宽爷先是睡，睡地昏天黑地，睡地时光颠倒，然后是起床，他蹲在院子的压水井旁，用肥皂泡涂满了脸，就用刮胡刀滋滋地刮胡子，待将自己收拾寡净，便换上一套干净的衣服，骑上他那辆老坦克一样的自行车，要出门。

别人问干什么去？

宽爷说会老婆去，说话的声音竟有些生闷。

那人就把嘴一撇，摇摇头，不再吱声，走开。

宽爷临出门时，手里还拿着一包什锦糖，是用手绢包着的，手绢很白，上面却用红丝线绣着一朵梅花。那朵梅花映在白色的手绢中，看起来很出眼。其实那个时候，我的眼里只有糖。我诞着脸看着宽爷。宽爷看懂了我的心思，就解开白手绢，递给我一块。

宽爷有点舍不得的样子说，不多了，真不多了，等下次我多捎点给你。

我点点头，跟宽爷摇摇手，就像个兔子一样闪开了。

其实，那一整天，我将那块糖反反复复地用嘴一小口一小口地舔，手指上沾着了糖液，我也用嘴吮干净。

童年就是糖果的滋味，这是我后来想到的。

宽爷不是光棍，宽爷真是去会他老婆的。他老婆在哪？他老婆长得啥样子，宽爷有没有小孩，这不是我那个年龄关心的事情。

但我知道，宽爷早晨走的时候，是高兴地，还有种忐忑不安的兴奋和期望。当然，别人是看不出来的，但我能感受到。我告诉你，我有颗敏锐和脆弱的心，真的，我都说过好几遍了，我不骗你。

什么都逃不过我的眼睛。

但等宽爷回来，就不一样了。这个时候的宽爷是严重的沉默，还有忧伤，忧伤就像胡须长在宽爷早晨还刮得干干净净的黑脸上。他抚摸着我的头，吧嗒吧嗒地在东间屋里抽烟，烟气呛人。母亲看宽爷回来，特意加了菜，让我喊宽爷一起吃。从不喝酒的父亲也不知从哪拾掇出一瓶龙口老白干，用牙将瓶盖咬开，说和宽爷喝一盅。菜很简单的，一小盘盐水花生，还有一小碟青皮（鱼），幸运的时候，桌上会多块臭豆腐。没有肉，吃肉是我少年最奢望的一件事情。每次经过肉铺，闻着熟肉的香味，我都有些不想走。同我一样馋肉的人家不止我们一家，同我一样馋肉的孩子不只我一个。贫穷造就很多乡村文化，比如一些有特色的顺口溜和外号等。有句顺口溜是这样说的“大喜妈妈拍电报，看见小猪蹄哈哈笑。”其实这句话的精华，就是“大喜妈妈看见小猪蹄哈哈笑”，至于拍不拍电报，没有多大关系，那只是词句的缀头，保持一种承上启下的连接。同时也说明一种，那就是凡能去邮局拍电报的人家，都是在外面大城市里有亲戚，这样的人家让我们羡慕。俺们村还有几家外号叫“小猪尾巴”，“四干饭”什么地，大抵都与吃有关系，而且这个外号代表的是吃的最高理想。

作为我提笔沉重的故乡，故乡的一草一木一人一物皆充满了故事。我有时候觉得自己比较幸运，至少我漂泊的心灵里还有故乡。故乡不是你简单的所处，它是深刻在心里的一块田园，一捧泥土，它就那么地压在你的心口上，有着冷冷的痛，有着湿淋淋的温暖。

那是个酩酊大醉的夜晚。其实宽爷喝不了多少酒，父亲也从来不喝酒，但这两个男人就那样不吭一气地喝起来，没有多余的话语，像两个心灵默契的兄弟。直到最后，我看到这两个男人都醉着睡去。只是父亲的脸上爬满了幸福的笑脸，宽爷的沉睡的眼角淌着泪水。

我的心又一次被什么敲打，叮叮咚咚的，像山泉滴水的声音，还像琴弦。

我见过宽奶。爸爸和妈妈都说宽奶是个大美人。我后来看到她的时候，觉得她太瘦了，像竖起的向日葵杆。我这样形容她，是因为当我见到宽奶的时候，我已经长成了14岁的少年，我已经有了对女人的基本的判断。那是个非常寒冷的冬天，宽奶被他的男人接到了家。在我的印象里，那是个昏沉沉的冬天，天空整日布满了愁云，气象阴霾，风像刀子一样刮人的脸，嗖嗖！嗖嗖！我还记得风穿过我耳朵根子后面的声音。母亲知道宽奶来了，就拉着我去拜见。宽奶，那个瘦削的妇人，脸上因为贫血而变得异常苍白。她无力地病怏怏地躺在被烧得温暖的土炕上，抬起手抚摸我靠近的头，我看到她露出的白藕一般的手腕上，有着像小虫子一样透明的血管。我感到害怕。

这是她在宽爷家度过的最后的一个春节。当冰雪融化，宽爷家门前的老柳树又发出嫩绿的新芽，当鸟儿叽叽喳喳地盘踞在屋檐下的时候，宽奶去世了。

从我七岁到十四岁，整整七年的时间，我知道的都是宽爷去会宽奶，只要宽爷从船上下来，他都要骑着那辆老掉牙的自行车前去。

乡人们说，宽过得是啥屌日子啊，有个老婆还捞不着使，干脆离了算毬。

宽爷和宽奶的婚姻绝对不幸福，他们的结合本身就是一个悲剧的开始。悲剧与年代有关，与家庭成分有关。家庭成分，这个曾在我们国家使用很长时间的有特色的名词，让整整的那一代人经历过多少耻辱和磨难，演绎了一出又一出的世态炎凉的悲剧。

宽爷是个孤儿，典型的无产阶级者，工人阶级，是革命的领袖阶级。宽奶，封建地主阶级和资产阶级残余势力家庭出身，很黑很厚，迫切地需要救赎。而救赎最好的办法，就是两个人的结合。

一场婚姻就这样开场。人生的故事有时候非常沉重，但揭开故事的幕布却未必就不轻松。

宽爷是欢快地将宽奶娶回家的。没有唢呐的吹吹打打，没有姹紫嫣红的锦绣红妆。只有一辆老掉牙的自行车，宽爷带着这个资产阶级小姐。一路上，链子掉了五次，宽爷一次次地支好车子，将他的新娘从车座上抱下。他的大手真有力气，轻轻的一揽，那个身材瘦削脸上布满苦愁的女人就被他搁在怀里了。那个女人不挣脱，也不作声。宽爷将她立在路边，傻呵呵地朝女人一笑，然后蹲下身子，去按车链子，他的手布满了油污，他就在近旁的树上扯下几片叶子，将手擦净。后来的几次，女人不让他来揽了，自己一个人下车，上座。

村里的光棍汉子们都妒忌宽爷的好运气，竟娶了了个大资产阶级小姐来家。他们整日里去宽爷的家，说些不雅的下流的笑话。这个女人始终是挂着个脸，不苟言笑，就像个泥巴塑造的女人，没有一点烟火的气息。那群人来了，她沏壶茶放到桌子上，就到里间去了。她一直在绣一样东西，那是一块白布，白布上绣着许多的图案，有鸳鸯，有红花，有清溪有小桥，她绣好了就拆。拆完了再重绣，如此反复，那块白布上都是密密麻麻的针眼。

再一年，宽奶生下了一个女儿。宽奶生下女儿以后，就走了，带着孩子回到了娘家，从此不再回来，直到临死才回了趟皂户村老家。

后来我知道，宽爷每次下船回来，都要去那个镇子上看宽奶。那个镇子物产富饶，盛产地方特色小吃，如炒肉拉皮，杠子火烧，三鲜蒸饺等等。宽爷去了，只为看看他的妻，他的孩子。

宽爷每次去镇上，都是带东西带钱去的。比如一个月的工资，比如冬天要用的烧材，煤块，还有一些日常生活的拉拉撒撒。他把那些东西圈在门口，然后敲开大门。舅子头说姐夫你就别来了，我姐不缺这些，有我呢！

宽爷说，女人是我的女人，孩子是我的孩子，却寄养在别人的家里。我这个男人啊，如果连这些都做不到，那我还有脸皮么？

舅子头说，姐夫你们干脆离了算了吧。我姐守着活寡，你呢像个鳏夫。你们说你们过的啥日子。

宽爷问，你姐怎么说？

我劝过我姐，可我姐说她这一辈子不会再嫁人了。

那我也不会娶了。我是没头没稍的一个人，能娶了你姐这样的女人，说我没福还是有福啊。

舅子头将女孩领过来，那是个瘦瘦的小女孩，只是眼睛很大，有一头黄色的微卷的头发。舅子头说，文丽快叫爸。女孩扯着舅舅的衣袖，往后躲，不言语。宽爷将那包什锦糖递给文丽。文丽的眼睛闪着惊喜的光，然后就黯淡下来。文丽说，妈不让我要外人的东西。

舅舅说，这是你爸啊，你爸怎么能算外人呢？

文丽在舅舅的说和下，接了那包糖，就急不可耐地将一块糖纸揭开，要往嘴里填。手到嘴角的时候，又挺了一下，然后就伸将过来，将糖放到了宽爷的嘴边。宽爷一下把嘴闭上，挡住了那颗糖，眼泪就哗地从眶子里溢出来。

偏房的格子窗上，闪过一个女人的一张脸，那脸被手臂挡着，像正在抹眼泪的样子。

日子一年一年的过去，宽爷就这样得过着重复的日子，上船出海，回来去看老婆孩子。

后来，宽奶得病了，很严重的病，她死活是不肯去医院的。舅子头叫来了宽爷，宽爷就用他那双大手将这个女人抱在了怀里，抱往了医院。在宽奶的病床前，他竭尽全力地侍奉，唯恐有一点点不周。那个女人仿佛已经不会说话，始终沉默如一。以至于让同房的病人认为这个女人是个哑巴。

在医生宣判了宽奶的最后的死刑的时刻，这个消息对宽爷来讲，却犹如晴天霹雳。他像被什么击中了一样，身在慢慢地蜷缩在医院肮脏的走廊了，泣不成声。他不相信这一切都是真的。他想，如果这个女人还活着，即使不生活在一起，他仍然存有念想。但如果这个女人去了，他还有什么？

但那个女人忧伤苦愁的脸却仿佛舒展过来。她终于开口说话，我要回家，回我们的家。

宽爷楞了一下，他好像没有理解我们的家的概念。空气总是在某个时刻凝滞地让人喘不过气来，然后才重新流动。宽爷仅仅只是楞了一下，然后强抑着痛苦，哎了一声。将她的女人抱在村里准备的12马力的拖拉机斗上。拖拉机上有着厚厚的棉被，那个女人没有躺，她让宽爷将她扶起，她偎依在宽爷厚厚的胸膛前，脸上神采奕奕，完全没有生病的样子。

那是我十四岁冬天发生的故事，我在前文提到那是个清冷而灰暗的冬天。春节临近，空气里偶尔有鞭炮炸碎的声响，透着一丝隐隐约约的喜庆。知道宽奶要来，我们这些四邻八舍都开始忙碌不停，给宽爷家扫灰，邻家的叶子婶甚至还用红纸剪了一对大大的喜字，贴在花玻璃窗上。我们把炒熟了的瓜子，花生，地瓜糖都贡献出来，放在宽爷家的炕柜上。母亲甚至将宽爷家的炕洞烧了又烧，屋子里变得暖融融的了。

宽爷将女儿也接了过来。这是个羞涩的大丫头了，她好像还不十分习惯这个家，她颇有些拘谨地看着我们。当母亲让我给她叫文丽姑姑的时候，她和我都不约尔同地笑了起来。她的前额有着小小的刘海儿，她的头发微卷着。宽爷说文丽小时候是个小黄毛呢。后来，我们就一起去我家了，她要给我检查作业，她的学习太好了。

春天当燕子飞回来的时候，宽奶去世了。她走得仿佛有些不舍，紧紧地拽住了宽爷的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