几乎所有写作的人都会遇到这样的困境：抱有文学抱负，在日读名著佳作累累，险些成为嗜书狂后，你的创作活力如此疲软，面对写作居然力不从心。
“无书不成活”已是我生活的写照，我的包里总背着两本书（现在已发展成四本），一本是正在读的书，另一本是后备，忙不迭时地替补上“阅读空窗期”无书的恐慌，哪怕空窗期仅持续几个时辰。在爱书人笔下，这往往被描绘成喜爱读书的愉快小插曲，而我总会负罪，焦虑感随着阅读量的增大不断恣意蔓延在胸间。
一个人阅历人间世事后，对世间的人和事物会产生自己独特的想法和看问题的角度。书读多了，自然想写些自己的看法。但我碰到了难题。对阅读的过度依赖形成了信奉别人为上帝的恶习。依赖性使我想读更多，却不想行动（写作）。一小篇关于阅读的文章，满纸涂的全是前人的话语，偶尔在不起眼的角落里发现一两句自己的知心话。原因很简单：我的心锁住了，丝毫不自由。有两个东西锁住了我的心，除了阅读的枷锁外，便是潜意识的谎言。
写作像倾吐内心话，谎言会在潜意识里浮现，自我防卫般地伺机变化，应付不同的场面。我发现，身边人成长的过程便是磨练说谎机器的磨合期，达到炉火纯青的境界时，本人也沉浸在自我营造的谎言世界里自得其乐。但这却不被称为谎言，至少被我称为掩饰。从言语倾吐到笔杆书写，这些谎言猖狂至极，直接掩盖了我的真实，就像沙漠里的风沙掩埋了绿洲。这种习惯性的、潜意识的谎言源于幼年即写作初期对写作的认知错误和老师教授的误导：“在马路边捡到一分钱”必定要“交给警察叔叔手里边”，否则便是不诚实。从道德观点来看，这种限定答案的写法本身无错，是一种无可厚非的儿童道德教育方式，可它扼杀了文学的可能性。
为何博尔赫斯成为同行作家中佼佼者，被称为“作家中的作家”？因为他的写作提供了无限的可能性，异于约定俗成的写作方式。这种可能性源于真实——世界的真实、不同作家的真实，而不是人为限定的对象，因为客观存在的个体才能提供无限的可能，而主观的想象往往受限。
可见，真实是写作的原则。这里的真实是作家对内心的真实，忠实于内心的感受，然后原原本本地诉诸于笔端。而我却是谋杀犯，亲手弑杀笔下的真实，却像失忆后蒙在鼓里的杀手在试图练习叙写真实时，总隐约察觉谋杀案扑朔迷离的表面背后会隐藏着不可告人的秘密。因此，在写作时，特别是试图真实写作时，我心里总充满急躁的焦虑感，希望这篇文章草草结束，那么真相会长埋地下，永无见天之日。
这般掩盖真实的文字，往往经不住岁月的考验。多年前一则日记，无不让我羞愧难当，因为里面充斥着当时察觉不出而此时顿显矫揉造作的忸怩。
说到写作的真实，我想到了托尔斯泰的日记。他晚年离家出走，多半与写作的内心独白脱不了干系。日记这种文体，贴近作家最私隐的心灵，那里的只言片语都是书写人真实的内心。内心隐秘的文字，是作家勇气的试金石，能够忠实于自己写下来已是不容易，更何况是公开于世人。托尔斯泰晚年有此等困惑：夫人的猜忌和隐秘日记两难矛盾无法调和。侧面可见，每日一记是锻炼胆怯的作家说真话、写真实的最好办法。从《安娜•卡列尼娜》足见托翁的叙事精湛，人物对话和微妙心理活动总似曾相识，仿佛读者亲身经历安娜和渥伦斯基感情的细微变化，细微变化里透露出故事的发展。这种精妙手法的运用多归功于日记零碎的记录，但切忌抒发大感情和大议论，这是《安娜•卡列尼娜》唯一的瑕疵，也是坚持写日记的人通有的毛病。
坚持过几年的日记，后因钱钟书说过类似这样的几句话——日记零碎记录对写作无用，要写的认真点——我放弃了，委实可惜，真不该轻信别人的话，就像不该轻信书中所说的一切，而笃信自己对书的看法。
不知为何，此刻我的心轻松了许多，许是不顾在心里作祟的扯谎小鬼的挣扎而透露了真实想法的缘故。“真相”往往不堪忍睹，但在真善美的抉择中，我选择真相，至少活得明白。比如不少大作家对陀思妥耶夫斯基《罪与罚》赞赏不已，我却读不出让我感动的地方，姑且顶住别人指责我大言不惭的言论，我要大胆地说：我不喜欢这本书。同理，安妮赖斯关于吸血鬼题材的作品从没登上大雅之堂，可我喜欢。写作亦是如此，坚持自我，书写真实，这般最好。
（偶然翻开这篇2011年写的旧文，感慨我这几年成长不少，欣喜之余亦不禁唏嘘：当年的我如此大胆，居然大声说我不喜欢陀翁的《罪与罚》（现在看法已发生变化）。五年过去，当时烦恼我的问题大多不复存在，文字中忸怩、矫情如今看来也可笑得很。我一步步放开自己，说自己想说的话，倒是写作的焦虑日渐增长。且拿出旧文，与写作者共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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