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知是第几遍阅读《局外人》了，我总时不时拿出来重读，上瘾般享受着文字给予的酣畅与震撼，而且越是深入地细读，这感觉就越强烈。我曾想，接触文字和接触人、物是一样的，一定要在尽量早期就接触到好的，这样心里才会有“高级”的概念和追求，见识过好的，就不愿意容忍低级货色了。
我最早关于高级文字的标准建立，主要归功于加缪。正是看了他的书，我领悟到杰作应有的“品质”，我将其总结为：外在的美，内在的力，深层的思考，普世的慈悲。
《局外人》仅是一部不足六万字的中篇，却内蕴乾坤：文风独具一格，短句的力量与人物形象完美契合；所塑人物默尔索身上集现代性、极致的理性于一身；整个故事从发展到结束，融合了必然性和荒诞性，处处有看似无意的“闲笔”，却最终被紧紧吸纳进一个整体；加缪通过小说提出人类哲学的根本命题，微言之义岂非大哉？
《局外人》对我的影响是各方面的，首先是文字和写作风格的影响。文质则重浮则轻，加缪用白描手法，极其客观地表现人物的一言一行，文笔简洁、明快、朴实，又与人物性格完美契合，正是这种优雅笔调和纯正风格给予我最佳的阅读享受。
“这时，那个女护士进来了。夜幕迅速降临。玻璃顶棚上的夜色急剧变浓。门房打开灯，光亮的突然刺激一时使我睁不开眼。”
“他又激动又难过，大颗大颗的眼泪流在脸颊上，但由于脸上皱纹密布，眼泪竟流不动，时而扩散，时而汇聚，在那张哀伤变形的脸上铺陈为一片水光。”
这种斧劈砍削式的描写俯拾皆是，无一丝的拖沓，不仅节奏铿锵更是稳准有力。以致于我在读的过程中，总是能激动到跳起来或拍桌子。写的东西要有重量，必须字字句句在点上，古人有“炼字”之说，确是必要。而今我们湟湟一挥，大篇写就，其穿鞋戴帽、无病呻吟、词藻虚浮就把那关键的“文芯”压死了。这跟时代审美和跟风有关，也跟开头说过的“见识”有关。有时翻看以前写的东西，就跟翻检泡沫箱一样，大块大块的垃圾。有时我跟自己说，不求造出什么，但求少造垃圾。
我没有所谓“精神导师”、“偶像”，任何方面都没有。如果非要找出一个影响大到近似这种作用的人物，那就是《局外人》的主人公默尔索。
小说主人公“默尔索”在文学作品中不是一个出彩的、有魅力的人物形象，但对我的影响却超出了文学审美的范畴，甚至可以说他重塑了我的性格，一种实质的影响。他是我心目中最“酷”的人，远超复仇的基督山伯爵、伟大的约翰.克里斯朵夫。世俗标准看起来，他不求上进、薄恩寡情、缺乏变通；事实上，他不说谎、不自欺，凡事量力而为。这是加缪推崇的极致理性，却也是极致的荒诞。
存在主义哲学对于“荒诞”的解释是：由于人和世界的分离，世界对于人来说是荒诞的、毫无意义的，而人对荒诞的世界无能为力，因此不抱任何希望，对一切事物都无动于衷。
小说中有这样一个情节。
他计划在巴黎设一个办事处，负责市场业务，直接与那些大公司做生意，他想知道我是否愿意被派往那儿去工作。这份差事可以使我生活在巴黎，每年还可以旅行旅行。“你正年轻，我觉得这样的生活你会喜欢的。”我回答说，的确如此，不过对我来说，实在是可有可无。于是，他就问我是否不大愿意改变改变生活，我回答说，人们永远也无法改变生活，什么样的生活都差不多，而我在这里的生活并不使我厌烦。老板显得有些扫兴，他说我经常是答非所问，而且缺乏雄心大志，这对做生意是糟糕的。他说完，我又回去工作了。我本想不扫他的兴，但我实在看不出有什么理由要改变我的生活。仔细想来，我还算不上是个不幸者。当我念大学的时候，有过不少这类雄心大志，但当我辍学之后，很快就懂得了，这一切实际上并不重要。
这是一件对于外人而言千载难逢的机会，既有职业发展前景又有好的工作待遇。为什么默尔索会无动于衷？他说以前有过雄心大志，很快就懂得这一切并不重要。在我一直好奇究竟是发生了什么事让他有这种转变，后文就给出了答案。并不是某一件事，而是世界的某种本质被他发现，他意识到了世界的“荒诞”，后文的审判就是对于世界荒诞性的揭示。这是一种另类的倒叙，先写“果”再写“因”，而在最终的因果集会处，默尔索的思想活动再将这个“果”放大、重申。
我们能抓住的只有自己，公众眼光、主流价值观、宗教信仰禁不起追问，反而成为自欺的枷锁。
对己诚实固很“酷”，然摆脱了自附枷锁之重，终难摆脱世界的围剿。
想起一件事情。
有一次坐火车，我对面坐了个女人带着孩子，小孩看起来有六七岁，一直淘气蹬腿踢脚，往我身上招呼，我跟他说：“别踢我。”这中性语言和语调的三字说出口，就看对面长发女孩作出难以置信的表情，其他人也撇着嘴看我，而孩子的妈妈白了我一眼，没有在行为上制止，继续跟孩子说笑。过了一会，小孩又开始抠我放在中间桌上的食品袋，破了一个又一个大洞，眼看袋子就装不住东西了，我把袋子挪了一下。短发女人突然高声喊道：“你不要碰到人家的东西，人家不让你碰到她和她的东西。”周围的人闻声又盯着我看，甚至坐的远的还站起来看，眼神仿佛看一个内心扭曲、变态的家伙。长发女孩展开笑脸开始哄逗那个孩子，坐在她对面、我旁边的女孩的男友朝旁边挪了挪身子，然后深情地看着对面逗孩子的女友。
我深知那女孩并不爱孩子，那帮看我的人里说不定有虐童犯。只是我违反了众人的情感界限，就像默尔索在妈妈的葬礼上没有哭一样。公众逻辑，总是通过这种事情去推导出一个自以为是的结论——对孩子表现出不耐烦的人就是没有心肝的混蛋。我联想到法庭上接受审判的默尔索，他因为在母亲葬礼上没哭而被处死，此时，我也被大家在心里审判，这帮陌生人以证人和陪审员的身份也恨不得把我处死。
荒诞世界，本质是这样的——他人无法设身处地，更不可能感同身受，却自认有审判你的权力。理性指出我们只能审判自己的良心，可事实是人们都认为有审判别人的权力，我们作为一个可以随时被外审判、被命运放逐的客体，究竟如何自处？这或许是加缪写这本书时提出的疑问。
加缪向来被视为和萨特、海德格尔等人一样秉承存在主义哲学理念，尤其对于世界和人性“荒诞性”的探究和追问贯穿他的文学创作始终。不同于其他哲学家在哲学纯理论层面的论述，加缪用不加修饰的语言构造出具体人生的困局和面对困局的出路。
他当然是文学家，同时他的文学是哲学命题导向，而《局外人》是他哲学问题的描述和疑惑的提出。这个描述就是人和世界的“荒诞性”，提出的疑惑是，既然世界荒诞，人生而无力,那人究竟应该以何种姿态立世？加缪曾说：“这个世界是不合理的，这是人们可以明确说出的表述。但是，荒诞是这一不合理性与人的心灵深处所呼唤的对理性的强烈要求的对立。”
认识到世界的荒诞是人的内心理性秩序的建立的前提，个人心中理性秩序如何建立是他的追问，加缪终其一生的哲学理论和文学都围绕这个问题展开。从《西西弗的神话》再到后来的《鼠疫》，他终于在客观的荒诞世界的前提下，探索出人类理性秩序的构建和出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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