襄阳书院

　　书院是中国古代私人或官府所立讲学肄业之所。书院萌芽于唐，推行于五代，至宋大盛，明清仍盛，惟多数成为准备科举的场所。

　　清代著名经学家黄以周(1828一1899)在《史说略·论书院》中这样讲述：今之书院，在古为天子藏书之所，其士子之所肄业者，在汉谓之讲堂，为书院之权舆。其名实始于唐开元之丽正(开元6年，设丽正修书院)，丽正本曰修书院，乃乾元之旧殿，后又改为集贤殿书院。至宋有白鹿、石鼓、岳麓、应天府四书院，其地不在朝省，而有天子之赐书，故额之曰书院。

　　明初，政府只重视官学，提倡科举，所以书院就显得可有可无了，这在明代的文物上也有所反映，“五子登科”、“状元及第”等与科举有关的吉语大量出现。明朝中后期，科举日益腐朽，教育空疏，官学逐渐变成科举的附庸，一些理学家为救治时弊，多立书院以讲学，于是书院又逐渐兴盛起来，但不久又兴废更迭。对此，明清之际杰出的启蒙思想家和唯物主义者王夫之(1619一1692)在其著作《宋论·书院》中说：书院的兴起是适应历史发展的要求，既以补太学之不足，亦以救县学校之衰废，于治化甚有裨益，明代禁毁书院，实为妬贤病国小人所误。

　　清代的书院已发展成为官学的一种形式。清政府害怕民间以书院的形式“群聚徒党、空谈废业”，所以，书院多为官立，至清末废科举，书院改为学堂。

　　襄阳府及所辖各县设立书院，自元以来即已逐步推行，到了清代已达到鼎盛。据《襄阳府志》和《襄樊教育志》记载，自元至清，襄阳府及所辖各县书院21所(不包括民办)，其中襄阳府设乳泉书院(府署东)、襄阳书院(现中共襄阳市委党校、襄阳行政学院院内)、岘山书院(府学西隙地)、鹿门书院(襄阳大北门内)。襄阳县设隆中书院(城西隆中)、凤山书院(岘山羊侯祠)、冽泉书院(城南习家池)。而襄阳鹿门书院规模、名望皆在襄阳众多书院之上。方志记载：鹿门书院在襄阳城大北门内，清雍正12年(1734)守道鲁之裕以试院改建，初名荆南书院。书院分东壁西园两院，共斋房33间，上下厨房17间，字藏一所。西面有奎星阁，竖孔子像，东面有闻喜亭，前面有寿岂堂，后面有景行堂。光绪9年(1883)，守道黄彭年捐赠图书1.2359万卷，放置在景行堂左边，并规定看书条规，设斋长两人司其事。

　　除重镇襄阳的官办书院外，古埠樊城也涌现了一批私立的书院，它们大多利用行帮会馆有资金，有场所的优势创立，从而在襄阳和樊城二城形成了官立、民办齐繁荣的教育格局。这些民办书院是：位于樊城交通路与马街交叉口北侧的黄州书院(黄州会馆)，中山前街与陈老巷下首的齐安书院(小黄州会馆)，齐安书院是湖北黄冈的周、余、邓、贺四姓八家筹款修建的。还有位于中山前街汉阳书院巷内的汉阳书院，廻龙寺巷内由当年韩城会馆创建的龙门书院。我市文化老人邹演存为了让书院文化得以传承，还亲自为该书院题书“龙门书院旧址”，并制作牌匾悬挂在旧址房前。此外，樊城还有1912年由美国福音教会在现今市一中建立的鸿文书院，同时在现磁器街小学建立的淑华书院。

　　纵观襄阳书院，或围绕府治周围，或坐落于市井之间，或点缀于山水田园。众多的书院无论是官办还是民筹，它们都在中国古代和近代的教育史上曾发挥着不可替代的作用。襄阳书院数量众多、分布均细，它们与襄阳城内的府学宫、县学宫构成了我市教育史的宝贵历史遗产。

　　现今，襄阳城区内幸存的书院仅为樊城的黄州书院(已大修)、齐安书院和龙门书院。有识之士呼吁:尽快在襄阳重建鹿门书院，为襄阳这座历史文化名城增辉。

襄阳书院遗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