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这个文章标题，是化用周作人先生的一句话而来的。周作人先生的原话是“因跌倒而打石头吧？”此言，非常富有意味。
这是周作人先生的散文《古书可读否的问题》中的一句话。这篇散文写作于民国十四年即1925年4月，该是章士钊把持的民国教育部倡导“读经”的背景下的作品——新文化运动中主张白话文、反对文言文，特别是反对复古斗争背景下的作品。
这篇文章字数不多，也就六百多字，但却写得非常精妙，耐人琢磨，富于旨趣，也给人一种别样思维的洞见。可以说，是一篇开脑洞的佳作。
“我以为古书绝对的可读，只要读的人是‘通’的。”
“我以为古书绝对的不可读，倘若是强迫的令读。”
这便是开篇的“古书可读否”的两个相反观点，因而激起人的好奇心，让思维开启“搏击模式”——为什么“绝对的可读”而又“绝对的不可读”？什么是“通”？“强迫的令读”所指何在？
“读思想的书如听讼，要读者去判分事理的曲直；读文艺的书如喝酒，要读者去辨别味道的清浊；这责任都在我不在它。人如没有这样判分事理辨别味道的力量，以致曲直颠倒清浊混淆，那么这毛病在他自己，便是他的智识趣味都有欠缺，还没有‘通’，不是书的不好：这样未通的人便是叫他去专看新书，••••••也要弄出毛病来的。”
朴质中有华彩，娓娓中有辞格的精妙，浅近但却深入，于此中，“通”的蕴含被揭示了——能够判分事理的曲直、辨别味道的清浊即是“通”。所以，作为读书人或者读书的人，“我们第一要紧是把自己弄‘通’，随后什么书都可以读，不但不会上它的当，还可以随处得到益处：古人云，‘开卷有益’，良不我欺。”
怎样“把自己弄‘通’”呢？周作人先生在本篇未作展开阐述，但我却以为，方式方法已在本篇了，即是“读思想的书”，从中学会、锤炼“判分事理曲直”的能力；“读文艺的书”，从中练就“辨别味道清浊”的能力，长期累积下来，就有了“判分辨别”的力量。这恰如游泳一样，非下水不可！
我特别欣赏“读思想的书如听讼，读文艺的书如喝酒”的辞格，真是让人别有洞天地开脑洞，形象地教练思维！其中，“思想的书”我们都读了多少本呢？“文艺的书”又读了多少本？没有量的积累，何以有质的飞跃——判分事理的能力，辨别味道的力量？读书如喝酒，不是强调了一种日常，不是倡导了一种陶醉在其中？
古书者，旧书也。故周作人先生指出：“诚然，旧书或者会引起旧念，有如淫书之引起淫念，但是把这个责任推给无知的书本，未免如蔼里斯所说‘把自己客观化’了，因跌倒而打石头吧？”这就是非常历史且客观的辩证法意味的哲学了！通俗地说就是，人被石头绊倒了，是人缺乏眼光，还是石头没长眼呢？
接着，周作人先生提出一个批判：“禁书，无论禁的是哪一种的什么书，总是最愚劣的办法，是小孩子，疯人，野蛮人所想的办法。”如此，显然是针对反动的段祺瑞执政府的查禁进步书刋的，是为不露锋芒的尖锐文化批判。
之后，周作人先生又质疑：“把人教‘通’的教育，此刻在中国有么？大约大家都不敢说有。”随后又加上对于《群强报》上关于某地“新学制”中“改读四书五经”的简评文字，嘲讽了章士钊的读经复古教育政策，堪称绝妙批判的文笔。
鲁迅先生的文字，我相对读得多些，其二弟周作人的文本是为初步涉猎，但仅此一篇，已让我深刻感受到了其作为第一流文学大家的湛思创力，并提醒自己，一定要步步深入地读思下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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