何浩天 公共1703
我自小便喜欢喜欢历史。从初中起，我的历史成绩便在班上名列前茅，高考时历史更是功不可没，极大地拉高了我的文综分数。我对历史总是有着浓烈的兴趣，或者说是特殊的情结：幼时我听历史故事、成语故事津津有味，初中时把《明朝那些事儿》翻来覆去的看，感叹官场勾心斗角、奸臣胡作非为、宦官作乱天下，亦为于谦的肝胆衷肠而喝彩、张居正的晚节不保而惋惜。午休时，打开CCTV10，看百家争鸣激昂文字，其乐无穷也。到了高中，学业虽忙，我亦会忙里偷闲，向老师借借《国家人文历史》，以此为乐，释放压力。升至大学，空闲一下子多了起来，也希望我能在接下来的时间里多读一些益书，比如《史记》，比如美国史。太宗曾感叹：“以史为鉴，可以知兴替。”而我想说：“历史真是美如画。”
这次用心品读了钱穆先生的《中国历代政治得失》，收获颇丰。此书虽不是长篇巨著，却精简地描绘了汉、唐、宋、明、清五代的政治总览图。虽没有事无巨细地介绍，但却有章法，有筋骨。每朝都细致讲述了政府组织、考试（选举）制度、经济制度、兵役制度，对于清朝则结合时代背景做了一些调整。让我领悟到超脱书本的、有高度的见解，更是对中国古代的政治、经济、文化制度有了更深层次的理解。
在序和前言中，先生特别强调了两个核心词：“制度”和“人事”，制度必须与人事相配合。的确如此，在我看来，谈到政治，无非是制度和人事。先生对于制度的七条见解引人深思：讲制度，必须精人事，否则制度只是枯燥的条文；制度之间相互配合，联结成套；制度随着人事不断流变，是否符合时代背景对制度是否有效起着极大作用，如王莽照搬周制，全然不顾客观事实，最后也只能是自取灭亡。此外，先生还讲制度得失评判，要根据实际利弊而判定。而此种评判，要基于历史意见——当时处在那个时代的人的意见，而非时代意见——站在自己时代环境的立场上。比方说现代人对古代政治的评价多是“专制”、“黑暗”，这自然是从当代民主社会的角度出发，若在当时，“专制”反而应是恰当的统治，而我们所谓的“民主”，基于当时的人事，倒是会成为“乱政”、“胡闹”了。
汉，中国历史上极为重要的朝代，我是汉族人，我写汉字，自然对汉朝也有一种亲切感。秦始皇时，天下始定，郡县初分。汉承秦制，设三公，立九卿。令我极为欣赏的是，郡太守两千石的地位与九卿平等，郡太守到中央可以做九卿，九卿放出来也可以做郡太守。调度灵活，不会给人被贬之感。不像唐代，地方官制繁琐，设上州、中州、下州，这样一来，官吏调动的方向性、灵活性就受到了很大影响。
说到汉朝的选举制度“举孝廉”，大家都不陌生。但却不一定知悉其起源。汉初主要有三种选举：一是不定期选举，譬如新皇继位，举天下贤人，或是碰着灾荒，在当时被视为政府失职遭受天谴，便选举贤良以“策问”。二是特殊的选举，比如黄河决口，需要治水人才。三就是选举“孝廉”，但在当时确是不受重视的一种。直至武帝质疑偌大一郡却找不出一个孝子廉吏，要地方长官履行为国家发掘人才的职责。随后孝廉日益增多，待分发任用的人才渐多，仕途便只有举孝廉这一条路了。
举孝廉的另一结果便是诞生了“士人政治”，青年才俊从学太学，经考核入仕成为惯例。自此为官者逐渐变为读书人，贵族政治瓦解。也是从汉代起直至今日，中国的政府多是“士人政府”。与《论语》所说“学而优则仕”极为相符。为中华文化的绵延不绝、制度不断发展完善做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
汉代的赋税，亦是关税、商税之缘起。此时井田瓦解，耕者有其田，然山林池泽皆归国有，自然是禁止百姓伐木捕鱼。然而并未起到什么实际作用。故政府便在禁区关口设一管理者，就百姓所得之物征收几分实物税。到汉武时期连年征战，国库亏空，汉武帝便将盐铁收归官营，此制沿袭下来为历代所用，极大的解决了政府财政问题。
相比功绩，我对汉朝的过失更为感兴趣。经济发面，富者田连阡陌，贫着无立锥之地。减轻赋税终是便宜的地主，苦了农民，为西汉的覆灭埋下了祸根。制度方面，武帝设“外朝”，本意是辅佐幼帝，但最终发展为外戚干政，朝纲混乱。东汉变三公为大司马、大司徒、大司空，后又索性将大权总揽于皇帝手中，三公正式沦为虚职。不仅东汉制度较西汉复杂，之后的唐宋明清无不是制度越改越乱，官吏越分越多，最后所有权利集中于皇帝，成为中国古代政治制度史上的一个大患。
选举制度方面，举孝廉几乎成为唯一的选举方式。同样的，时间越久，积弊越深。孝廉本无固化的标准，地方官员每年又至少要推举一位孝廉，随着时间的推移，孝廉的真实性就很值得推敲。汉代甚至出现过在墓穴守孝二十年的“孝子”被曝出在守孝期间育有四个子女的丑闻。
而在人事任用方面，我确实有所发现。汉代郡县长官，例须避用本郡人。这一制度自汉代起直至清代始终沿用。这激起了我的好奇心，我在互联网上查询发现，北京、上海、天津以及我家乡江西的省（市）委书记皆不是本地人。我又查询了最近五位新上任的省委书记，发现他们也均不是当地人，通过询问老师，我了解到我国现在也有规定，县级及以上地方主要领导原则上需避用本地人。可见汉代郡县之精神沿用至今，不愧为中国传统政治制度里一最应着眼之点。
说完了汉，接着我来说说唐。唐亦是中国历史上影响极大的朝代。国外的“唐人街”，不以其他朝代命名，唯独用“唐”。可见在唐代，中华文化是真真正正的走向了世界。在唐代，宰相一分为三，划分为中书、门下、尚书三省，其中中书和门下在中国政治制度史中流变、消失。唯有尚书之名保留了下来，成为清代政府六个部门的最高长官之称。三省之上，设政事堂。这一制度对皇权的制约起到了较为显著的影响，以至于唐中宗“斜封墨敕”，请下行机关马虎承认。此外，我了解到唐代著有记录当时政治制度的巨著《唐六典》，值得用心品读。
唐代的土地制度、赋税制度虽有跨时代的创新，却颇为人所诟病。租庸调意在“为民制产”，租即佃租，庸即义务劳役，调即上贡土产。租庸调项目分明，有田始有租，有身始有家，有家始有调。且各项赋税较汉朝均轻，本应是造福百姓的好制度。然而应户籍登记工作混乱，致使户口错乱，租庸调制无法推行。虽是如此，唐代政府为民制产的政策还是值得肯定的，租庸调制本身是为了不让民间有穷人，今天的全面建成小康社会，亦是这样一种民生思想。
租庸调制崩溃后，政府推行两税制。 一年收两次税，有多少田，政府便收多少租，而劳役等负担则全部解放。表面上看也是造福民众的好制度。但同样因为户籍制度的混乱，征收额是根据某一年统计额而定制的，也就是说往后无论多少年，收税都按这一年的定额征收。而不论人口迁移、自然灾害。这项制度的弊端极大：一旦某地出现个别农户的逃亡，会极快地导致该地区人口成片成片的逃亡。本应十户人家承担的赋税，逐渐变为七户、五户乃至一户承担。常年累月，再富庶的家庭也会面临破产。而反之，富庶的地区会因为人口的增多，赋税越来越轻，造成全国贫富差距极端悬殊。但无可辩驳的是，两税制开浚了自由经济之先河。
唐代的兵役制度可谓是极为复杂，府兵制将经济殷实的子弟募集于中央训练，外出打仗时由国家派出的大将军统领。起初待遇优良，凡有战死加爵抚恤。而后战事渐少，军队经常沦为建筑工，社会地位低下，愿意当兵的人减少，当兵的人少想要复员就难，由此恶性循环，社会瞧不起军人，也没人愿意当军人。唐末战事渐多，便强征民兵。军队战斗力可想而知。之后改用募兵制，招外国人镇守边疆，为日后的安史之乱埋下祸患。
总而言之，唐代是承上启下的一个朝代，结束了三公九卿制，开创了三省六部制；结束了乡举里选制，开创了科举考试制；结束了分项征收制，开创了单一税收制；结束了普及兵役制，开创了自由兵役制。
汉唐之后，我不再一一赘述各制度是如何变迁的，只谈谈对该朝代政治得失的感受，以及我的一些所得。
宋，在我印像中是一个积贫积弱的年代，冗官、冗兵、冗费，签订了屈辱的澶渊之盟，被金灭，冤死民族英雄岳飞。宋在政治制度上也是最没有建树的一环，中央、地方均添设机构，使得唐以来办事不力的积弊不仅沿袭下来，还有所加重。在地方上加设“帅、漕、宪、仓”四个监司官，使得地方官员的负担加重。
宋代虽有范希文、王荆公变法，但为时尚晚，无法抵御固化的阶级阻力，最终失败。
宋朝的人事混乱，但为何能维持数百年统治？答案是以文治世。幸亏统治者重用文人，中国的文化也在宋朝发展到一个较为鼎盛的程度，之后明清八股、文字狱盛行，文化也就逐渐凋零了。文人治世，伦理纲常进一步发展，整个民族尚文，提倡尊王攘夷，宋朝才能维持。
但宋朝终究太弱了，宋太祖对唐以来的穷兵黩武太过敏感，处处提防武将，武将得不到重用，甚至将不知兵，兵不知将。这样一来，如何能打胜仗？不仅如此，长期的隐忍退让还磨光了一个民族一个国家应有的自信和锐气，以至于宋在决定国家命运的关键战役中过于软弱，一再退让，最终灭亡。哀哉，痛哉！
总体而言，宋朝犯了一个致命的毛病——矫枉过正。
受《明朝那些事儿》的影响，明代也是一个我非常喜欢的朝代。朱元璋废丞相设六部，之后设内阁学士辅佐政务，到明世宗内阁独大，再到之后的宦官专权，明代政治制度的发展大抵如此。然而废丞相之后的许多事端，皆证明着这个决策的不妥。废丞相后，国家一切大事皆由皇帝总揽，皇帝不是超人，自然有诸多事端处置不及。虽设内阁辅政，但内阁始终都是侍卫结构，非权力机构。如此一来，决策的制订和推行必然受到许多阻力，难以集中力量办成大事。即使皇帝同意，亦可能有成群的谏官反对，他们不惧处罚，甚至以此为荣。所以很多时候，他们往往是被权贵利用的人。这使得决策极难推行。此外，由于各部尚书、侍郎皆能单独给皇帝提议交流，尚书、侍郎间的上下属关系甚至变得淡薄。由此政治斗争愈演愈烈。较为激进、果断的决策难以推行，结果往往就是“活稀泥”。正确的决策无法推行，甚至决策是否正确的标准已不再是国家人民的利益，而是是否符合小团体的利益了。由此可知，没有一个名正言顺的政府领袖会给国家政治带来多么大的影响。
废丞相的另一个结果，就是造成宦官专权。朱元璋曾有遗训:后世皆不可设宰相，后人无人敢违背。但早在洪武十七年，就铸了一块“内臣不得干预政事”的铁牌，挂在宫门里。可见太祖废丞相后，早已料想到宦官干政的局面，可惜他的后人没有遵守。废丞相后，万事都由皇帝定夺。到万历之后，皇帝不上朝，群臣见不到皇帝，内阁大学士找皇帝也必须经过宦官。而皇帝不作为，国家大事的决定权完全落到了宦官手中，宦官变成了真宰相，乃至真皇帝。故明朝末年，朝纲混乱，宦官专权，法度尽失。明朝的宦官专权，是历史上空前绝后的。
再说明代省制，钱穆先生对此很是贬低，但在我看来，省制在中国历史上亦是有突出贡献的制度，并非那般不堪。先生说名义上省已名不正，言不顺。因为中书省已废，地方上的行中书省自然已应变更，全国正式划分为十三“承宣布政使司”，地方上应称司。但其实六部的下属部门就称“司”，或许当时称省已成惯例，对名称或许也不应拘泥。其实行省制的内在精神还是值得称道的，地方划分由山川形便改为犬牙呲互。这种划分有利于中央对地方的军事控制，巧妙地解决了控制地方的问题。唐宋兵制轮换将领防止将领独大拥兵自立，但也降低了军队的战斗力，国防成为大问题。通过行省制划分，确实解决了地方的一大隐患。
明朝暂且说到这，下面我想说说中国历史上的最后一个封建王朝——清朝。就我读这本《中国历代政治得失》看来，钱穆先生对清朝的批评是最多的，而对宋、明的批评，在我看来更多的是一种恨铁不成钢。与前四朝相比，清朝的第一部分与众不同：制度与法术。钱穆先生将清朝巩固统治的制度是在明代的制度里加上许多满洲部族的私心，一切由满族部落的私心出发，所以只能称为法术，而非制度。
清代的六部尚书制简直令人叹为观止，每部设一个尚书、两个侍郎，还要满汉分开，每部一个满洲尚书、两个满洲侍郎，一个中国尚书、两个中国侍郎。六部共三十六个长官。官位增加了，权利却变小了，六部尚书已经不能直接下发命令，六部尚书也就不再是行政首长。且六部三十六长官，每个都可以单独向皇帝讲话。一部之中，中国尚书不知道满洲尚书讲了什么话。还有四个副职，也不知道谁在扯谁的腿。皇上寄信上谕颁给某个人，讲了什么事谁也不知道。那么显然这些六部长官的工作没有办法正常的运作，人人疲于内斗，全国的事务就更集中于皇帝手中了。
明代言官制度盛行，言官发言盈庭，政策很难贯彻，但至少还有应有的言论自由。到了清代，生员不得言事，不得立盟结社，不能刊刻文字。而这三条禁令，恰好对应西方的“言论自由”、“结社自由”、“出版自由”。且清朝大兴文字狱，更是摧残文化、人才，是思想上近代中国远远落后于西方世界。
此次拜读钱穆先生的《中国历代政治得失》，对中国历代的制度确实有了一番全新的认识，对制度的时代背景、效用加深了理解，开阔了眼界。也让我感受到自己阅读量的不足，特别是古代经典，希望今年自己能在此方面有所涉猎，提升素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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