再次，西方冲击到来时，日本的中央权力与中国也大为不同。日本是天皇与将军并存的二元体制，有天皇与幕府两种最高势力存在。天皇万世一系，但是权力操纵在将军的幕府手中。
这就为日本利用天皇推翻幕府、以“王政复古”的名义进行合法的政治变革提供了充分的空间，从而减少了政治改革所带来的社会震荡。
再次，从经济发展来说，日本由于“参觐交代”的需要，而一步步地形成了地区性的专业化生产和全国性的货币经济，商业力量由此在日本得到了极大的发展，商人阶层开始崛起。
再从从社会阶层来说，日本的社会精英是武士阶层。武士最大的特点就是对于强权极其敏感，军事实力是武士生存的基本条件，是其安全与威望的基本保证，因而在武士的价值体系中，强权具有最高的地位。
一旦发现自己成为弱者，武士们就会不惜一切地予以改变，以重新获得强权，为此甚至可以抛弃传统体制与文化。本书第二部分战略决策与执行的第一个思想要点，穆罕默德与成吉思汗战争的历史案例，作者从中提出了一个观点，“穆罕默德困境”，这个指的是战略往往并不完全取决于对优势、劣势、机会、威胁的SWOT分析。
现实中的许多组织纵然外部态势非常明朗，但领导者却像穆罕默德一样无法做出最优的选择，或者不得不放弃最好的机会，因为在做战略抉择时，不得不受组织内部权力和利益等因素所左右。
第二个思想要点，加里波利战役的历史案例，作者从中提出了一个观点，好的执行都是实现战略设想与计划的关键环节。
与此同时，好的执行也需要周密的计划、细致的准备、果断的决策、清晰的指令、高效的沟通、密切的协同、主动的行动。而这一切的前提，则是需要一位合适而强有力的执行型领导。
第三个思想要点，葛底斯堡战役历史案例，作者从中提出了一个观点，不管是在战场还是在商场，面对即将失去的机会，心有不甘的决策者为了重新夺回主动权，在形势的压力下往往会表现出激进的行为偏好，从而在条件并不具备、时机并不成熟的情况下却全力一搏，以求通过冒险的反击来扭转不利局面，但这往往会功亏一篑。
第四个思想要点，施利芬计划的历史案例，作者提出的观点是，战略就是选择，而选择意味着放弃。有“舍”才能有“得”，大“舍”才能大“得”。在压力面前最终决定战略成败的，一方面是领导者是否有战略的洞见，是否真正能够抓住战略的关键点；另一方面就是领导者在压力面前是否有强大的战略定力。
第五个思想要点，麦克阿瑟与杜鲁门的历史案例，作者提出的观点是，战争的本质是围绕主动权的争夺。用兵的重要原则就是，在对抗的过程中，要调动对手而不被对手调动，塑造对手而不被对手塑造，控制对手而不被对手控制。
其中的关键在于：不要在对手具有优势的领域，以其具有优势的打法与之抗衡；相反，要引导对手进入那些对己有利而对其不利的领域，以对己有利而对其不利的方式与对抗，从而最大限度地发挥自己的优势，最大限度地暴露和利用对方的劣势。
第六个思想要点，读MBA与兵法有用么？用北宋有位兵学家叫何去非，他在《何博士备论》的一段话，就是以古之善为兵者，不以法为守，而以法为用，常能缘法而生法，与夫离法而合法。
也就是说真正善于用兵的人，不是死守兵法的原则，而是以兵法为我所用，他们常常能够根据已有的兵法而发展出新的兵法，以及表面上违背了兵法，却在更高的层次上契合了兵法，读MBA也是如此。
第七个思想要点，李德与刘亚楼的历史案例，作者提出了一个观点，正规程度越高的企业，MBA毕业生的总体表现往往越好，MBA教育的作用发挥得越充分；而草根程度越高的企业，MBA毕业生的适应性往往越差，甚至有些人的表现还不如没有受过MBA教育的同事。
第八个思想要点，四渡赤水的历史案例，作者提出一个观点，就是大的机会与方向，往往是在不断地试探与行动过程中逐渐明晰起来的。因此，决策者更需要依赖于对环境的顺应和对未来的前瞻，而不是依靠此前的计划来取胜。
保持行动与策略的弹性，保持选择的开放性，保持心智的流动性，保持对挫折的承受力，保持对未来的洞察力，在不断的试错与学习中理解大势的本质，而一旦机会出现，即果断地在选定的方向上投入强大的资源，从而取得长驱直入的突破。
第九个思想要点， 希特勒的历史案例，作者提出一个观点，不管是在军事还是商业领域，战略上的直觉，向来都是最稀缺的领导天赋。直觉决策从来都为领导者所看重，战场和商场上也从来不缺乏依靠领导者的直觉而成功的案例。
然而从希特勒身上我们看得很清楚，过度的自信与狂妄会使领导者因偏于相信自己的直觉而无法建立起有效的决策机制，最终使组织失去基本的理性决策的能力。
曾经引向成功的直觉，也就变成了令其不可自拔的陷阱。因此，当一名领导者成为独断专行的“超人”的时候，不受制约的“天才直觉”所蕴含的，恰恰是导致组织走向自我毁灭的种子。
本书第三部分团队打造方面的思想要点，第一个思想要点，长征路上的逆境领导力的核心在于以下五条：以舍为得、因势利导、灵活机变、坚定信念、价值驱动。
第二个思想要点，蒋介石的御将之术是一种典型的建立在个人关系基础之上的中国式管理。一言以蔽之，就是亲疏有别的特殊主义。在这样的管理模式中，组织的管理者往往通过个人的关系，在组织中大力培植和使用亲信，并依靠亲信来实现掌控组织的目的。
然而从蒋介石的例子我们看得很清楚，这种模式短期内可能非常有效，但长期一定会付出沉重的代价：蒋介石确实成功地奠定了他个人的绝对地位，但也成功地使争功诿过、败不相救成为国民党军队中组织文化的最大“潜规则”，使各路人马无法有效合作。具有讽刺意味的是，这样的组织文化，首先葬送的往往是组织中最优秀的人。
这种种重“亲疏”而不重“公平”的管理模式，还必然会导致张灵甫所说的“赏难尽明，罚每欠当”，最终导致下属的离心离德。这样的组织，管理成本会越来越高，凝聚力会越来越差。
第三个思想要点，制度设计。制度是决定和改变人的行为的东西。人都是理性的，人都知道什么样的行为对自己是最有利的。管理者的关键任务是能够制定出有效的制度，把下属的自利行为引导到对组织有利的方向上去。
就像曾国藩治理湘军一样，在确立基本制度之后，他根本不用自己挥舞战刀在后面逼下属冲锋陷阵，下属自然就知道往前冲。下属的行为已经变成了自觉、自发的行为，因为这种行为对自己是最有利的。
第四个思想要点，曾国藩打造湘军团队的五大要素：第一个要素，用共同的信仰凝聚人，儒家信仰对太平天国天主教，并用儒家观念训练军队，第二个要素，用合理的制度规范人，选择招募制，由上级去招下级，下级被看上才能进。
第三个要素，用高尚的人格感化人，他自己本身人格修行到达圣贤。第四个要素，用共享的利益激励人，第五个要素，用宽广的胸怀容纳人。
第六个思想要点，矛的创业启示录。第一，农村包围城市。第二，发现中国问题本质上是农民问题，而农民最大的需求是土地。谁能抓住农民，谁就将抓住中国的未来；谁能满足农民的土地需求，谁就将掌握中国历史的走向。
第三， 将支部建在连一级。连里有支部，营以上有当委，班排有小组，每个班十个战士中有四五个是当员。当由此从一个抽象的概念转化成了每天都在的实体，来到了夜晚营地的篝火旁，来到了每一个战士的身旁。当的理念成为军队的理念，当的组织成为军队的核心。
第四，在军队中实行军事民主制度。他宣布，不许军官打骂士兵，连队的账目要公开，要由大家监督。军官和士兵要穿一样的衣服，吃一样的饭，第五，游击打法。
第七个思想要点，一本讨论领导力的手册，《美国陆军领导力手册：在任何形势下实施领导的技能、策略与方法》，只简单提一下本手册的三项基本特质、八项核心能力、十大技巧，他们分别是，品格、风度、才智；领导他人的能力，将影响力扩展到指挥系统以外的能力。
以身作则实施领导的能力，沟通交流的能力，营造良好环境的能力，自我准备的能力，培养他人的能力，获取军事成效的能力；影响力十大技巧：施加压力、合法要求、交换、个人恳求、合作、理性说服、告知、激励、参与、关系建设十大技巧。
第八个思想要点，曾国藩：中国传统文化中的领导力。第一，曾国藩的理念的核心，其实就是传统的儒家思想，第二， 他以“忠诚为天下倡”的信念，以“拙”“诚”的“力行”的功夫，以“知一句便行一句”的精神，把儒家的理念转化为强有力的行动，从而完成了自己的功业。
第三，他做京官时以程朱为依归，办理军务一变而为申韩，咸丰八年再出而以黄老处世，这就使得，他既有儒家的理想与追求，又有法家的清醒与现实，同时还有道家的成熟与灵活，从而达到了真正的圆通无碍的境界。
第四，他的理念追求志之所向，金石为开，他的用人追求尚朴实，耐劳苦，他的治事：大处着眼，小处下手，比如，五到，身到、心到、眼到、手到、口到也。
身到者，如做吏则亲验命盗案，亲巡乡里。心到者，凡事苦心剖晰，大条理、小条理，始条理、终条理，眼到者，着意看人，认真看公牍也。手到者，于人之长短，事之关键，随笔写记，以备遗忘也。口到者，使人之事，既有公文，又苦口叮嘱。
他的作战风格：扎硬寨，打死仗，也就是用兵必须充分准备，不求速成，不打无把握之仗，宁拙勿巧，宁慎勿疏，宁慢勿速，宁稳勿奇。
他的组织文化：还我真面，复我固有，身为一个官员，他也必须跟现实妥协，必须内方外圆，但其待人处事的根本原则，却是以坦诚为本，从而在湘军内部形成了以诚相待、相互信任的组织文化。
如果用一句话来概括曾国藩的领导力，那就是他所说的“惟天下之至诚，能胜天下之至伪；惟天下之至拙，能胜天下之至巧”，而他的湘军则被塑造成了“呼吸相顾，痛痒相关，赴火同行，蹈汤同往，胜则举杯酒以让功，败则出死力以相救”。
第八个思想要点，中国历代王朝的制度设计，从根本上来说是围绕两个考虑而展开的。一是治理的效率，二是权力的安全。因为需要治理的效率，所以一定需要用能吏去解决问题，这也是能能吏受朝廷重用的原因。
但对于把天下视为一家一姓所私有的转置君主来说，权力的安全才是第一位的考虑，因而制度的设计一定是以保证权力的安全为基本出发点的。
中国古代历代政治制度的演进过程，就是对下属的防范机制不断强化的过程，清朝“督抚同驻”的制度，目的就是使地方无法对朝廷形成挑战性的力量，从而保证君主垄断性权力的绝对安全，即所谓的“江山永固”。
权力的安全成为制度设计核心的时候，转置君主固然不会希望臣子之间因为过于恶性争斗而影响了治理的效率，但更不能接受的，是臣子之间的关系过于密切而导致对臣子的防范机制失效。
臣子之间的相互牵制甚至一定程度的相互倾轧，才是最符合转置君主利益的。在效率与安全之间，为了权力的安全，君主宁可牺牲治理的效率。
转置君主对臣子的防范猜忌，正好给了一些心术不正的人曲意逢迎以骗取信任、罗织构陷以排斥贤能的最好机会，由此也就有了历史上诸多小人对能吏的弹劾、攻讦甚至蓄意相诬。
行文至此，已近尾声。对于本书更多精彩内容还有待读者自行阅读原本，如果您对历史，管理，以及曾国藩感兴趣，还可以去读读宫玉振先生研究曾国藩领导力的专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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