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文摘自圣凯法师《印度佛教僧俗关系的基本模式》，作于2014年8月18日。仅摘录原文的第三部分“结语”。】
三、结语
僧俗关系的模式，其理论依据是大小乘佛教的不同思想，即对“正法久住，广度众生”的不同强调、戒律的不同理解等；其定位涉及到两大维度：一、住持佛教的重任，二、修行解脱的优先性。
在原始佛教、部派佛教时期，所有教法以出家为教导核心，出家僧伽承担了“住持佛法的重任”，具有“修行解脱的优先性”，从而确立“僧尊俗卑”的伦理模式。但是，大众部在“僧事僧决”的羯磨中，强调在家人可以帮助解决僧团内部纠纷；同时，南传方广部以无漏道果为胜义僧，在家居士证道果便为“胜义僧”；北道派以在家人亦可证阿罗汉，这些都是对“僧尊俗卑”的修行解脱优先性带来冲击。
大乘佛教以成佛为最高理想，以菩萨为实践主体，以“广度众生”为实践目标，在家菩萨亦具足般若波罗蜜，同样实践六度等菩萨行，于是在家与出家同样具有“修行解脱”的平等性；其次，信受大乘佛教的实践者称为“善男子、善女人”，而大乘佛教的传宏者亦有通称，即通于在家、出家的“法师”，在家菩萨亦同样具有一定的说法、住持佛教的功能，成为“僧俗平等”的两大原因。
同时，在“僧俗平等”的基本模式下，《郁伽长者所问经》和《华严经·净行品》则继承了早期佛教“尊僧”的传统，观察在家生活的种种过患，主张从在家走向出家，如郁伽长者“常在家中，住出家戒”等成为典型的特征。但是，在《维摩诘经》等经典中，维摩诘居士与十大声闻弟子论难，尤其是“发菩提心即出家”、“比丘礼维摩诘足”等从思想与事相上表现出明显的“抑僧”思想。
但是，中国佛教在南北朝末年最终确立以大乘佛教为主体，坚持大小乘兼受，于是便造成现实的“僧尊俗卑”与理想上的“僧俗平等”的巨大张力；同时，由于中国社会强大的封建宗法制度，于是“沙门礼敬王者”、孝道伦理等则又引来“俗高于僧”的现实压力。
所以，中国佛教两千年的僧俗关系显得十分复杂、动荡与紧张，这是其他国家佛教历史所从未经历的，这其中的复杂性必须得到高度重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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