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3年，来自山西晋城，写作时间已有20年，却一直籍籍无名的赵树理突然火了，火得一塌糊涂。
那时候，新华书店发行的文艺书籍一般都只能印2000册，但是他这年写的那本《小二黑结婚》，却首印就是2万，次年又加印了2万。
这还不包括各种翻印、“盗版”，以及戏剧、歌剧的改编。
如此大的销量和传播度，在当时是极其罕见的，《小二黑结婚》，无疑已是当时的畅销书之王，于是赵树理本人，也迅速崛起，成了当年无可匹敌的天王级巨星。
“在解放区，除了毛泽东和朱德，赵树理就是最有名的人物。”
然而这本书在出版之前，却很遇到了些阻力。
它如果不是得到当时任八路军副总司令，兼中共北方局代理书记的彭德怀，和他主管妇女工作的夫人浦安修，以及北方局秘书长兼党校教务主任杨献珍的支持，恐怕即便不会被雪藏，也可能出版遥遥无期。
新华书店方面，当时拒绝的理由是，这本书改编于真实事件，涉及到“干部打死人”，会影响到干群关系。
而这“干部打死人”，指的当然就是打死“小二黑”原型岳冬至的事。
“小二黑”原型岳冬至被打死的事件，这些年经媒体一再提及，很多人并不陌生，但是由于大部分媒体出于猎奇心理，对事件的描述并不正确，也过于简单，所以这很有必要再挖掘一下。
岳冬至死后，他叔叔曾专门跑到县上申述，据说路上遇到的正是“四个兜”，看上去很像干部的赵树理，这正是赵树理得以第一时间介入事件，并掌握第一手材料的原因。
当时在北方局做抗日宣传工作的赵树理，正奉命下乡，到本省左权县搞调研，那时候辽县因为左权将军的牺牲，改名刚好一年。
这件事的经过是这样的。
1943年3月17日，左权县横岭村农民岳三喜天刚亮时，正准备赶牛下地，不料在牛圈，却发现弟弟岳冬至吊在牛棚横梁上死了，他大吃一惊，立刻呼喊起来。
岳冬至当时年仅18岁，长相很好，性格活泼开朗，还是村里的民兵连长。
他昨夜被村干部叫去开会，一夜未归，横梁离地五尺，根本吊不死人，而岳冬至恰恰是头挂在梁上，腿跪在牛粪上的，这种种迹象证明岳冬至决不是自杀，于是岳家人随即就把岳冬至的尸体，抬到了21岁的村长石献瑛家。
可是由于石献瑛坚决否认此事与自己有关，这事根本讨不出一个说法，所以岳冬至的叔叔到最后，就只好跑到县上来了。
这是一个大案，左权县公安局非常重视，立刻指派了侦查员赵晋鏊带人赶到现场，法医当时的鉴定结果是：
岳冬至全身出现尸斑，头部无伤，两眼闭合，嘴唇微开，牙关紧咬，颈部没有充血现象，其他部位未见异常，这绝对可以排除自杀可能。
此案到此已不简单，接下来的事就只有侦查破案了，然而正当赵晋鏊要采取措施时，凶手却自己找上门来了，来的正是村长石献瑛的委托人。
20世纪末，山西作家一丁，曾专门为此案去采访过赵晋鏊，赵晋鏊说，石献瑛当时让人来找他，是为私了，他的意思是，这件事我们出钱，给岳冬至买棺木、衣服，并负担全部丧葬费用，也就算了。
人命关天，如此一个大案，竟成了钱的事，而且这话还是村干部说的，凭什么呢？赵晋鏊假装答应，只要求了解实情，于是石献瑛就自己讲述了事件经过。
3月16日下午，因为出现敌情，横岭村接到上级通知，去高峪开会，但是不知什么原因，岳冬至却没有去。
横岭村的干部们因此就认为，岳冬至一定是又跑到智英贤家“鬼混”去了，于是他们就商量决定，今晚回去，必须给岳冬至开会。
也就是捆起来，批斗一番。
可是谁知道，岳冬至根本不承认，还不让捆，于是双方就终于厮打起来。
岳冬至的致命伤，却在睾丸上，那是不满18岁的青年部长史虎山踢的，当时大家都以为他是装死，没当回事，直到后面一试真的没气，这才惊慌起来，赶紧制造了一个吊死的假象。
关于这件事，许多年后又有一个版本，据说来自于当事人之一，当年25岁的救联会主席石羊锁的回忆。
他说，他们四个，也就是石献瑛、史虎山、石羊锁，以及20岁的救联会副主席王天保，当时是因为被关在深井几个月，头发老长，满身虱子、疥疮，熬不住，才这样说的。
史虎山在案发当晚，其实一直在家，但是他们却因为史虎山未满18，不至于被枪毙，就让史虎山顶了罪。他们对史虎山的义气回报是，其他三人，将全力承担起他养家的重任。
这意思当然就是说，他们是无辜的，所以此案的凶手就有了另外两个人，他们怀疑是智英贤的两个哥哥。
而且还有人说，与办案人员一起呆了20多天的赵树理，当时正住在石羊锁家，他和赵晋鏊一度也想查一下智英贤的哥哥，只是由于这两兄弟中的一个，却在当年就参加了中央军，三年之后才回来，此事终于不了了之。
但是石羊锁的话，尽管被视为人之将死其言也善，仍大可疑问。
赵晋鏊提到的私了之事，是在案发之初，这个案子的结案依据，正是石献瑛一开始就有的供词，那时候石羊锁他们并没有被关押。
如果石羊锁所说的井下，是指武乡县的那个煤窑矿井（这之前应该不存在这种关押），那这就更不靠谱。
史虎山当时因是主凶，被判无期徒刑，王天保因是殴伤，被判一年零六个月，石献瑛、石羊锁因是滥用职权，指挥殴打，被判有期徒刑一年，他们是在判刑之后，因为日军进攻根据地，才被转移到武乡县矿井的。
43年判决书
他们更因为当时局势太过动荡，一年后就被全部释放。
而且，智英贤不是还有一个哥哥在家吗？这个人调查了没有？调查到什么？如果有嫌疑，为什么不调查？如果调查了，为什么没有这方面的说法？赵晋鏊他们难道只会因为一个不在家，就放弃这种调查？
还有，这个案子当时是以“查该史虎山与岳冬至争风嫖娼结下仇恨”结案的，在那个环境之下，年少的史虎山讲哥们义气不怕受苦这有可能，但担上这样一个恶名，他也肯吗？
再说，就是智英贤的另一个哥哥走了，这也完全不代表什么。
此案发生之后，智英贤当即被父亲、哥哥送去了河北武安老家，她也并没有跟订婚对象，某个富商结成婚，而是远嫁到黑龙江，从此音信皆无。
而智英贤的母亲，更不久就吊死在核桃树上！
这事不但四里八乡都在耻笑他们，就是他们自己，也是深以为耻的，出走，为什么不可以是因为承受不了这种压力？
所以此案再怎么说，最多也只勉强可以假设史虎山可能是无辜的，其他人却不见得。
此案中的那个智英贤，却就是《小二黑结婚》中的女主角“小芹”，她和岳冬至，却是这样一种情况。
当时的山西买卖婚姻成风，贫穷的太行山区一带就更加盛行。女人的价格随年龄增长，所以这就使娶不起媳妇的人家，很早就会定下娃娃亲，有了童养媳。
岳冬至是在17岁那年，买下一个12岁的童养媳的，而智英贤，却在年幼的时候，就被父亲以200大洋的价格，许给了武安县一户人家，那个男人比她大30岁。
婚姻自由的春风，在红军时代就吹入了解放区，当时的婚姻法为了斩除买卖婚姻，提高妇女地位，实现男女平等，曾给了女人极大的权力，你只要提出，就立刻可以离婚，恢复自由。
然而，这项平等的进步的法律，一度也曾造成失控。
有些女人一觉得不好就想离，苏区里居然会有“约百分之一的妇女，暴动后四年半中结过三次婚。”
离婚自由一旦成了绝对自由，就成了不正常的自由，不平等的自由，令人恐惧的自由，于是苏区不久之后，就对婚姻法又做了修改。
“凡男女同居，不论结婚与否均以结婚论”，离婚不再是绝对自由，而是有条件的自由。
这到了1940年，新的婚姻暂行条例，就更在婚姻自由的前提下，规定了九项条件，尤其规定，只有夫妻关系恶劣到无法共处的时候，才可提出离婚。
家庭和社会稳定是主要的，农民的情感是要考虑的，抗战和历史环境更要考虑，所以这时候是否买卖，就已不再是婚姻是否成立的首选，宣传口号也随之由过分强调婚姻自由、男女平等、女权，换成了拯救婴儿，和家庭和睦。
一面是婚姻自由、家庭和睦，一面是严肃男女关系，岳冬至和智英贤恰生活在这样一个时代。
智英贤漂亮活跃，当时有很多青年在追她，但是她最喜欢的却是岳冬至。
僻远封闭的乡村里也喊起了推翻旧道德，婚姻自由，横岭村的岳冬至和智英贤都是时代新青年，都既是拥护者，也是受惠者。
但是他们也都还是旧观念，旧环境里的人，未免畏畏缩缩，遮遮掩掩，偷偷摸摸，他们就是对新婚姻法下的自由和严肃，恐怕也难有清晰的认识。
买卖婚姻，童养媳，法律上不提倡，不认可，但是它在民间却被纳入广泛的道德范畴，被承认，所以当时处于这一尴尬境地的，就不只是岳冬至和智英贤，它不但包括许许多多数不清的同类男女，甚至还包括和岳冬至一样的村干部。
岳冬至已经有童养媳，那就是已经有老婆的人，智英贤已经定下娃娃亲，那就是有丈夫的人，一个有老婆，有丈夫的人，怎么还可以去找人？他们这不是偷情、出轨、乱搞、鬼混是什么？这是民间的舆论。
很多人没有老婆呢！你岳冬至吃着锅里看着盆里，一人占了两个老婆，这怎么可以？这是嫉妒者的心理。
史虎山却也是智英贤的追求者之一，他和石献瑛、石羊锁、王天保这些20出头的年轻人，都既是婚姻自由的拥护者，又是正当风气的维护者，都既一知半解地走在前列，却也稀里糊涂地活在旧观念里。
而岳冬至、智英贤的胆怯、躲闪，恰好能使这些人越发觉得自己正当、正义，于是他们就终于在岳冬至没有参加会议的那天，怀着各种心理，粉墨登场。
总而言之，岳冬至真正的死因，其实是在太幸运，被嫉妒，不该有两个老婆，是在新旧观念冲突时，村干部一时忘了另一个观念，另一个身份，是在婚姻自由，不再是别人家、别人村的事时，自己的矛盾受到挑战、冲击。
所以他们那种“乱搞男女关系”、“破坏他人家庭”的“流氓”罪名，大多不过是一种借口，一种双重标准的糊涂，或者故意罢了，就连法庭的判决书，都像是不知道站在哪一边。
也所以，赵树理把它写出来，写成一个大团圆的结局，就非常必要，贡献巨大。
它通过通俗的小说艺术，能够让更多人明白这是正确的，正当的，光明的，从而能勇敢地追求幸福，找到幸福，不再愚昧干涉，不再发生这样的悲剧。
它的成功，正因为它符合了时代的需要，唤起了广泛共鸣，与大多数人的心，跳动在了一起。
岳冬至不该死，智英贤不该远嫁，就是史虎山也不该死（被释放没几天就病死），他们都既是属于时代，属于文化，属于环境的悲剧，也是属于年轻的悲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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