魏晋南北朝期间，文学发生了巨大的变化，文学的自觉和文学创作的个性化，在这些变化中是最有意义的。而由此引发了一系列其他的变化和发展。魏晋南北朝文学是从汉末建安年间开始，此时三曹、七子并世而出，确立了建安风骨这一诗歌美学典范。建安诗歌表现出和先秦两汉时期不同的风貌，开始注重抒发个人情怀，诗歌语言也更加注重文采。但建安诗歌仍然是言志，风格也是气象混沌，不可句摘的写意风格。以阮籍、嵇康为代表的正始诗歌由于正始玄风的影响，诗风变为隐约遥深，但就诗歌精神而言，仍然与建安风骨一脉相承。晋宋易代之际的陶渊明，在日常生活中发掘诗意，将汉魏诗歌的古朴风格引入更纯熟的境界。陶渊明也是个写意高手，陶诗重在写心，他的诗歌情、景、事、理浑融，既有情趣也有理趣。以上几位诗人都是古朴诗风。而潘岳、陆机的诗风则呈现出与汉魏古诗不同的繁缛风貌，语言华丽，描写繁复，更多使用骈偶句式。其实这是诗歌的表现手法更加丰富，是一种进步，而古人论诗多重言志、写意，轻咏物、摹像，所以张戒认为“言志乃诗人之本意，咏物特诗人之余事”。苏李诗、曹植、刘祯、陶渊明、阮籍等人的诗歌并无专门咏物的篇章，然而写物象的语句却又天然之妙，不求工而自工。而潘、陆等人的诗歌语言华彩，描写细致，但和汉魏古诗相比，缺少自然感发之情怀，毕竟由于时代原因，潘、陆等人不可能唱出建安诗歌的慷慨之音，也不会写出阮籍那样寄托遥深的作品，只能在追求形式技巧进步的方面另辟蹊径。到了南朝，又是一轮新的诗运转关，更加注重艺术形式的完善与华美，这一定程度上掩盖了真实的性情，所以谢灵运的山水诗虽然描摹景物的句子极其工丽，但这些山水景物独立于诗人的性情之外，所以很难达到陶渊明那种情景交融，浑然一体的境界。之后的谢眺、江淹、王籍已经初露唐诗风貌，但张戒仍然认为“比之陶阮以前苏、李、古诗、曹、刘之作，九牛一毛也”，这就暴露了张戒保守的文学观念，诗歌言志、缘情都可以达到极高的格调，而格调高和语言形式的完善并非矛盾，汉魏古诗确实极为高古，但由于年代较早，文学形式没有长足进步，语言流于单调朴拙，而情怀也完全可以融入景物中，初唐，盛唐的诗歌在这方面做到了极致。杜甫的诗风和同期的盛唐诗人有所不同，增加了叙事成分，但杜甫很多有叙事成分的诗歌仍然是盛唐浑融诗风的底子，抒发的情怀也是盛唐高昂大气的调子，并非张戒所云“意可学也，味亦可学也”，不过后面说“子美诗多尘俗，不知尘俗语在诗句中最难，非尘俗，乃高古之极也”却很有道理。杜甫对语言的运用能力已经到了出神入化的地步，炼字水平极高，他不排斥俗语，但经过驱遣妙用地加工之后，一字之下，他人难以更改。鲍照的诗歌语言也以“险俗”著称，但风格偏轻快俊逸，不似杜甫的深沉。至于中唐的元、白、张籍、王建等人，平易近人的通俗风格虽然得到大众的喜爱，但语言流于浅易平滑，气格不高。韩孟诗派的卢仝更是不入流。苏轼、黄庭坚的诗歌也多用俗语，也不缺少锤炼之工，但失之奇险、生硬，和杜甫的自然混成无法比肩。后世学杜甫的诗人很多，但都没有达到杜甫的境界，杜甫的诗和颜真卿的书法一样，千古独步，无法复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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