相较前几篇文章，似乎越来越不容易轻易找出什么大的不合理之处，对作者的一些观点甚至还觉得有一定的道理。可能是因为之后几篇的作者在文章中融入了儒家、法家及老子的某些思维吗？
《骈拇篇》、《马蹄篇》、《胠箧篇》、《在宥篇》，包括《天地篇》的前一部分思维都很简单粗暴且单一：批评儒家仁义和法家赏罚，对现有的社会建构体系持完全否定的态度；对自己忽略几个不可忽视的现实问题才得以成立的理想社会充满赞扬与憧憬。
因为态度太过鲜明所以让人有很大的反对空间。而后几篇的作者明显有了不同，以本篇的作者来讲：反对标榜仁义的虚伪、反对孔子对复兴周礼的提倡，主张因时制宜等。乍一听，诶，这不蛮有道理的吗？
社会上确实有虚伪的人存在啊，过去的繁文缛节也的确可能束缚我们啊。 比起之前将“仁义”的概念扩大加工再批评的片面，这些观点似乎更具有杀伤力。能意识到这些问题说明作者深刻地认识到了社会的黑暗现实。
但是作者所说的并不是真正的“仁义”之类，是属于在执行的过程中出的问题，以它来全面否定“仁义”之类是不合理的。就如同之前讲过的：觉得法律某些地方不好可以适当修改法律，但不能直接就要废除“法律”本身啊。
作者的态度仿佛在用证明现有的体系都不对、都不合理的方法说服自己，把自己的做法合理化一般。这是作者对已经无可避免、无法改变的残酷现实的一种做法；但根据作者举的一些例子，比如公认具有一定合理性的做人要“不刚”：既不折伤自己，且能达到目的，“俯仰而不得罪人”。
儒家、法家及老子提出的都是治国之道，提出的观点很有道理；而庄子追求的是个人天才，追求自我逍遥，所以天下乱与否与我无关，提出的观点也很有道理。
但作者明明追求的是庄子的境界，偏偏要去对现实的治国之道加以批评，跳过解决现实问题的过程直达理想境界让人觉得很好，却不给出也给不出现实的具体的从纷乱到安定的操作步骤，未免太过单薄和不切实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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