以今天来看,我们都生活在某个“国家”里。
顺从力的来源
在进入定居生活后,为了应付社会上越来越明显的分工必要性,组织制度的出现是理所当然的安排。
我们的基本假设是:
人类是在理性思考后,才自愿组成社会的。
所以,第一,既然以自愿为基础来思考是否要成为社会一份子,当然可能在想法改变后(假如这个社会不能满足他的要求)后,自愿退出这个社会。
第二,既然满足需求是人们集体组成社会的起点,一旦领导者不能有效提供福利,就应该能够被随时换掉才对。
但是现实,同时也让我们大伤脑筋的是,
人类在加入社会后,不但被迫顺从强制性的权力,而且没有自由进出社会的机会。
所以在人类资源组成社会之后,到现代国家制度成形以至人们无法自由进出社会之前,一定还有些被忽略的存在。
社会契约论者主张:
个人的同意与接受是国家组成的前提。
但是契约论式的国家起源说有着两大缺点:
首先我们找不到契约,其次历史证据表明,在君权时代,保护人民的生命与财产安全一直都不像是主要施政目标。
相对地,奥本海默从更现实的角度假设并主张:
人类都有生存欲望,因此必须取得生存所需的资源,而取得生存资源有两种办法,即劳动与劫掠,前者是经济手段,后者是政治手段;国家可说是政治手段下的产物。
从历史上看,处于游牧阶段或以游牧生活为主的人类,是奴隶制度的发明者。
通过这种制度,发明出人类对人类的经济搜刮(有些人可以不用劳动便可坐享其成)与政治控制(将搜刮者与被搜刮者的关系固定下来,以便使得搜刮可以源源不绝)手段。
更重要的是,还将这种制度延伸到农民身上。
农民是定居社会的主角,但因其生存有赖于在土地上进行定期耕作,离开土地就几乎活不了,因此在面对征服者不断威胁之下,也只有统一按时缴纳赋税以换取安全。
在这种情况下,“Country”诞生了。
所谓国家有过很多不同的样子,比如古希腊的城邦、周代的封建制度、欧洲中古的城堡领地等,它们确实存在很多不同之处,但找出一些共同之处的话,
强迫人民加入特定社会并接受既定规范,是非常重要的一点。
人类最初加入社会或许是理性且自愿的,但社会的扩大与建构,却未必以同意为基础。
Government and People
将焦点放在“主权国家”上面,它是目前运作当中的一种制度。这种制度是近四百年来由欧洲发展所衍生出来的产物。
但现代政府与过去在性质与运作范围上已经有很大不同。
这种差异是由于欧洲历史发展所造成的。
根据推断,最初国家在建立过程中存在着暴力因素,其重要目标在于满足那些垄断暴力者的利益,只要人民乖乖不反抗统治,按时缴税,结果就是谁当君主无所谓。除非是那些无法克制私欲以致横征暴敛的暴虐君主外,对人民要求其实并不多。
首先是由于缺乏现代的统计技术与计算机设备,特别是对过去规模大一点的国家来说,想统计自己到底拥有多少人,根本是个不可能的任务,因此往往只能粗估人口数字,然后将自己应该收到的税金,一层层包给地方官员(或者承包收税工作者)来执行。
其次,由于多数人民都过定居性的农耕生活,他们有求的就是安全这个公共品。
从这个角度看,统治者无法穷尽勒索,人民需求也消极而且有限,两者关系虽然早已存在,但互动并不是那么密切。
到了17世纪,欧洲情况出现了变化。各领地陷入了兼并战争。
战争资金的筹措能力是决胜的重要关键。由此衍生出:
首先必须搞清楚自己到底有多少人民,因为他们及时税收的来源,也是战斗人员的主要组成分子,因此户口制度的完善相当重要。
其次,为了与其他国家长期对抗,强化政治凝聚力(巩固王权并发明了君权神授学说)与建立更有效率的行政制度也成为后续动作。
当政府需求有限的时候,人民不反抗的原因是反抗成本(或许就是死亡)经常超过不反抗成本(缴税),但在国家卷入长期战争后,以至被迫无限制出钱出力后,会不会继续乖乖的,就大有疑问了。
对此,欧洲的统治者用三个办法来解决:
首先利用教育知识未普及的机会,进行君权神授的愚民政策;
其次,创造集体危机意识感,让人觉得战争挫败并不只是王室威望受损而已,所有人生命和财产也会遭受毁灭性打击;
划地自限
另一个与传统国家不同的地方,就是领土问题。
领土观念,是一种生物本能,在自然界中十分常见。对人类来说,在进入定居性社会形态后,除了少数人外,绝大多数人都倾向于在一定范围当中活动,为了确定活动范围不与其他群体重迭,避免引发纷争与麻烦,领土概念就出现了。
目前世界上所有土地都已经被切割殆尽了,除了少数岛屿国家外,所有国家都有一群邻国在。
但在很长一段历史时间里,人类群体之间的关系并没有这么密切,即使是两个邻接的国家,双方也并不存在一条清楚的法定疆界。
之所以变化的原因,同样跟近代欧洲历史与制度发展有关。
首先,由于国家间互动越来越密切(贸易与战争),为避免纷争,最好明白规定国家的界线(统治力延伸的边缘)在哪里,以免冲突爆发后无法厘定责任与管辖权归属问题。
其次,战争的经济与军事压力使国家必须确定有多少人,更使得拥有人口的多寡与国家的经济与军事能力直接成正比,所以确定领土范围可以说是确定人口数的重要前提。
再者,领土范围的确定可以让政府明白控制下的人有多少,并借此划清与邻国间的管辖范围。
欧洲从启蒙时代以来,自然科学的研究便有着极其明显的进步。特别在达尔文19世纪提出进化论后,经过赫胥黎等学者的大力支持,诸如生存竞争与适应环境等说法也广为流传。
更重要的是这种自然科学原则对政治发展的影响。
由于当时欧洲国家之间的竞争越来越激烈,于是有人将上述自然界的适应与淘汰原则用到人群身上,形成所谓的社会达尔文主义。
他们认为,国家或民族是个有机体,因此不仅会如自然物种般兴起衰落,甚至国家间也会出现生存竞争现象,一旦某个国家被证明缺乏适应能力,将导致国破人亡的悲惨下场。
为强化国家的竞争力,就必须像个人锻炼体魄般强化其有形存在,例如提高总体财富、人口数量或者政府与军队效率等。当然土地多寡更是重要。所以如今则即使是一点土地遭到占领,都会被解读成国家的生存正蒙受威胁。
非独立行为能力者请勿入内。本文纯属一个毫无远见和真才实学的小小房地产行业HR从业者的愚昧见解,仅供讨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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