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
菜窖和水井，有啥不同？
爷爷和父亲高挽裤腿上身赤裸，扶着铁镐蹲坐在土堆上闷头抽烟，汗水流过他们乳头，就像是浸过香油的华华丹和麦丽素。
我咽了口唾沫，甜的，巧克力味儿，又问:
“菜窖和水井，有啥不同？”
爷爷把烟屁股狠狠塞进土堆，又胡乱的在胸前抹了两把，严肃而滑稽，父亲瞟了我一眼，嘴巴鼻孔都在冒着滚滚青烟。
“菜窖和水井，有啥不同？”我拽着一朵紫色的喇叭花，十分真诚。
“滚蛋！”
父亲说的，十分笃定。
爷爷像是一支被点燃的窜天猴，拽着铁镐从坑中倏得跳了上来。
“他不会你他娘的就不能好好给他讲?”
“讲啥？”父亲把铁锹插进泥土里，气势如虹似是十万天兵天将都拿他不住，“那你说说菜窖和水井有啥不同？”
“挖出水就是井，挖不出来，”爷爷又在胸前得意的抹了一把，“就是窖。”
“这不胡扯么？”父亲不解和绝望的叫嚷着。
“滚蛋！”爷爷飞起一脚便踹到父亲褪色的军裤上。
“听见没有！”父亲呲牙咧嘴的走过来踢了我一脚，“滚蛋！”
“没风度！”，我一边跑一边在喉咙深处小声嘀咕，“你爹拿你撒气，你就和你儿子撒泼。”
2.
父亲和爷爷终未从那深坑中挖出水来，于是院子的东北角自那天起便多了一口菜窖。
菜窖完工那天，爷爷一板一眼的从潮湿的仓库深处掏出了一挂陈年鞭炮——是的，没错儿，那红色的炮纸早就褪了色，和茅厕里的草纸没什么两样；上面布满了夺目的霉斑，嚣张的与体内包埋的火药叫板。爷爷炫出盘手串儿般的招式，坐在仓库的角落一颗一颗的把玩起鞭炮来，我和父亲站在旁边，呆若二木鸡。
“我去买一挂鞭炮。”父亲转身要走，自行车钥匙在腰间哗哗作响。
“不用。”爷爷一心一意揉搓着鞭炮。
“这玩意儿要是能响……”父亲环顾四周，貌似是想发一个特别潇洒的毒誓，却没找到和他心意的物件儿和词汇，便只得点燃一支烟，悻悻的说，“反正它肯定响不了。”
“烟，掐了。”
“怎了？”
“你他娘的别把我的鞭炮弄炸了。”
于是，鞭炮没炸，父亲先炸了。
他和爷爷争执了起来，高声的叫嚷夹杂着零星的脏字儿，瞬间把小仓库塞了个满满当当。父亲几次试图跳上他最为中意的那辆“凤凰大二八”奔向百货商店，又几次被爷爷的懒汉布鞋一脚踹下，两人从鞭炮的霉斑吼起，然后说起水井和菜窖，一步一步，一直野蛮的回溯到我尚是一只精虫时的年月。
那吵闹声震耳欲聋，我觉着放鞭炮都是多余的。
晌午十分，两人都吵累了。
父子两人背靠着墙喘着粗气，全然不顾鞭炮爆炸，抽起了闷烟。
“一百八十根。”我说。
“什么？”父亲和爷爷红着眼睛看着我。
“这里一共有一百八十根鞭炮，”我捡起那串散落在地上的陈年小挂鞭，“一会儿放的时候，我查数儿，一百八十响儿，爷爷赢；不到一百八十响儿，爸爸赢。”
“查个鸟儿，赢个屁。”父亲说。
“鸟儿你也不会查，屁你也赢不了。”爷爷道。
他们又吵了起来，响声赛过十万响儿的大地红。
3.
凤凰大二八最终战胜了懒汉布鞋，尽管，鸟儿也没查，屁也没赢。
父亲载着我在小城中漫不经心的游荡，黑色的车后座被晌午的太阳一晒，变得火热，那迂迂回回缓慢前行的自行车令我隐隐不安，我十分想告诉他我的屁股烫，却又生怕被父亲口中即燃即爆的鞭炮崩的体无完肤。
自行车停在了烧鸡店的门口，父亲一脚撑地，斜着头哑声问我：“你想吃什么？”
我环顾四周，发现除了烧鸡店外，就剩下一间的公厕。
我便说：“都行。”
父亲低声道了句好，便领着我向公厕走去。我迟疑了片刻，想说不，却忌惮那愤怒的鞭炮，于是便泄了气，顺便，做了最坏的打算。
“撒个尿，怕什么。”父亲拂了拂裤脚的泥土，“要么你看车，我自己去。”
我点点头，眼中挤满了烧鸡，根本看不见车。
不多时，父亲回来了。
“你想吃什么？”他小心翼翼的整理着旧军裤的皮带，漫不经心的问我。
“烧鸡！”我失去了理智。
“好。”父亲朝着柜台里面喊道，“给我来个酱肘子。”
“……”我一时恍惚。
“下次吃烧鸡。”父亲跨上了自行车，神采奕奕。
我坐在颠簸的后座，庄严的捧着酱肘子，一边吞着口水一边听着父亲的絮叨。他蹬飞快，呼啸的风声和沉重的喘息几近湮没了他所有的音节——其实我什么都听不到，但是我什么都知道。
我觉着爷爷未必是一个好父亲，但父亲是；而父亲是一个好儿子，所以，我必须是。
4.
父亲十六岁时，爷爷曾和他有过一次午后的谈话，尽管，很草率。
“你是想念书，”爷爷正了正身，木椅与地面摩擦发出嚓嚓的声响，“还是想当兵？”
“我想念书。”
“好。”爷爷起身，拍着父亲的肩膀说，“你去当兵吧。”
父亲脸上写满各种字体的问号，目光游离的看了看爷爷，宛如乡镇广播电台主持人盯着村口儿缠着电线的大喇叭。
“我，想念书。”，父亲重复了一遍——他既怕自己说不清楚，也恐爷爷听不明白。
“行了，你不是那块儿料，”爷爷起身，随意而敷衍的指了指父亲的鼻子，“我这就去武装部给你报名儿。”
父亲的青春便在那个午后潦草的结束了——尽管他的青春中充斥着放牛种菜、杀猪砍柴等等不甚美好的光景，但那毕竟也是一段十八年的青春。他坐在木椅上抽了一支爷爷的石林，把烟灰弹的到处都是；然后借着烟头儿在院子东北角焚了教科书、坑了连环画，顺带无意引燃了柴火垛；父亲又转而端着爷爷的脸盆儿洒水，挥舞爷爷的呢子大衣扑火；火不多时便熄灭了，脸盆儿漏了，大衣也变成背心儿了。
最后，父亲喘着粗气一脚踹翻了那张涂着棕漆的木椅，有怨，有怒，有悲，却也没有了脾气。
父亲十八岁时，从部队复员了。
他回家那天穿着一条肥大的墨绿色军裤，堆叠的裤管和皱皱的裤裆层层堆砌，彼此遮掩，像极了一口熨烫成百褶裙状的布口袋，混乱的在周身交织。
父亲喘着粗气，中指紧紧贴在裤线上，满目热忱的在桌前笔直站定；身后的水壶和铺盖卷撞击着墙壁和门框，叮叮当当。
爷爷翘着腿坐在桌边，瞟了瞟父亲，胡子动了一下，转而拿起酒盅，呷了一口，缓缓说道：
“好好的裤子，让你穿成了这个鸟样。”
说罢，爷爷又续了一盅酒，头也没抬的补充：
“像个伪军。”
父亲脸憋的通红，嘴唇抽动，却默不作声，他的中指从裤线上移开，坚定的正了正帽子——尽管上面的五角星已被摘了去。
他踢起了嚣张的正步。
那正步踢过了锅碗瓢盆，踢翻了桌椅板凳，踢碎了茶壶酒盅，在爷爷的怒吼声中，他一路破马长枪的踢到了火炕上。
父亲盘腿坐在炕梢，小心翼翼打开铺盖卷，从里面拽出了两瓶高粱酒——那是他用攒下的津贴，在火车站的站前商店买的。他本打算用这酒与爷爷一笑泯恩仇，可现在看来，是连个毛儿都泯不掉了。
父亲打开瓶塞，稀里糊涂的灌了几口，感觉这些年来所有的念想儿都已变得索然无味，随即，便靠着墙，歪着头睡了过去。
他做了梦，梦见自己蹬着解放鞋，又坐上了绿皮火车。他醉醺醺的向指导员敬了礼，敬了酒，一顿哭；指导员回了礼，没喝酒，一顿揍。
父亲醒来时已是深夜，他望着墙角的蛛网，一直想不明白，念书和当兵，明明是没有选择的选择，可为什么偏要装模作样的给出选择？
当年他戴着红纸扎成的红花、背着行囊踏上远去的火车时，没想明白；
如今他喝着高粱酿成的高粱酒、迈着正步踢上冰冷的炕头儿时，还是没想明白。
其实，没那么难。
这事儿，与肘子和烧鸡，是一回事儿。
5.
“给爷爷的？”我捧着塑料袋中的肘子，问父亲。
“嗯。”
“快凉了。”
“嗯。”父亲起身猛蹬了两圈儿，鼻子哼了一声。
“得保保温。”我把肘子顺手塞进了汗衫里——那油腻和温热令人出乎意料的舒服，我自欺欺人的打了一个饱嗝儿。
“嗯。”父亲蹬的起劲儿，后背湿了一大片，我看不清他的脸。
不一会儿。
父亲用脚刹将炽热的凤凰大二八停在院门口，飞扬的尘土中依稀可见爷爷正在和大伯——也就是父亲的哥哥正在房内喝着酒。
我从汗衫下掏出那块散发肉香与汗味的肘子递给父亲，父亲嘟囔着走进院门，随手将肘子扔到了饭桌上。
“拿走！”爷爷说。
“谁爱拿，谁拿。”父亲抱起我，转身便走。我恨铁不成钢的摸着瘪瘪的肚皮，依依不舍的望着远去的肘子。
“肘子！”坐在大伯身边的表哥欢呼，拿起便啃。
“放下！”大伯喊道。
“拿着！”爷爷大吼。
父亲不再作声，似是泄了气。他搂着我蹲在院落东北角的那口菜窖前，出神的望着窖底的红砖黑土，咽着唾沫。
“爸你咽唾沫了。”
“是人都会咽唾沫。”
“可是我一咽唾沫，就会饿。”
“那你别咽唾沫了。”
“可是你刚说的，”我抱住了父亲的胳膊，“是人都会咽唾沫。”
“……”父亲沉默了，我一动不动的盯着他的喉结，他的喉结一动不动。
“爸我不咽唾沫了，”我舔了舔嘴唇，说，“我想吃烧鸡。”
“你还是咽吧。”父亲拍了拍我的头。
根本没提烧鸡这茬儿。
“爸你说菜窖和水井，真的有不同？”我必须要用一个话茬儿，来令自己忘记烧鸡这茬儿。
“不同。”父亲笃定，“但不是你爷爷说的那种不同，那叫扯淡。”
他特地补充了一句，这才出气。
“什么不同？”
“这井里就算没有水，它也叫井；可这窖里哪怕灌满了水，”父亲揉了揉眼睛，叹了口气，道，“它还是窖。”
说罢，父亲调整了一下蹲姿，放了一个绵延悠长的响屁。
我正想笑，父亲随即瞪了我一眼，说：“老子挖的菜窖，就算没有鞭炮放，放个屁听个响儿热闹热闹还他娘的不行了？”
6.
在折腾了整整一个秋天后，菜窖终于在初冬时投入了使用。
覆着薄薄白雪的窖口在院落的东北角凸显，宛如被肆意丢弃的白色塑料袋——那里面装着些敷衍、平淡，却也令人难以忘怀的东西，许是萝卜白菜，土豆地瓜；亦或一块酱香浓郁汗味悠长的肘子，一只傻了吧唧毫无卖相的烧鸡。
父亲每次回去都要带着我把窖口仔细打扫一番，他像个孩子般放肆的挥舞着铁锹扫帚，黑色的窖板，红砖的窖沿便在冰天雪地中一一呈现。我站在父亲的后边，双手交错插在棉袄的袖口中，无所事事。
少顷，父亲便把铁锹插在雪堆中，他伸出左腿用那翻毛皮靴蹬着窖沿，解开一颗衣扣，从内兜掏出一支皱皱的的香烟，接着把脑袋深深埋进墨绿色的棉大衣中鼓捣着打火机，只有等风小了火石灵了，方才能遂了心意。
我俩不言不语，神色游离的呆望着菜窖，脑海中满是难以名状的画面，气氛突然开始变得萧杀和肃穆。
表哥像一只亢奋的小野驴踏着棉鞋噔噔跑进院来，看见了我和父亲。他用通红的手背抹了抹飞扬的鼻涕，大喊：
“哇，上坟呐！”
父亲的脸抽动了一下——表情着实难看。
“对！”我来了勇气。
“埋的谁？”表哥咧着嘴，蒸腾的哈气从他口中喷涌而出。
“埋了一个酱肘子！”我解开棉袄的衣扣，露出衬衣上可爱的卡通小猪。
寒风瞬间定格了表哥张狂的笑容，却也激发了我穷尽此生所知的污言秽语，我打算乘胜追击，父亲甩掉烟头儿，强忍着笑意捂住了我的嘴，然后把我摁到了雪堆里，顺带嘹亮的喊着：
“放你娘的屁。”
表哥挪着碎步飞快的奔回了屋子，我趴在雪中，煞有介事的抚摸着菜窖的边缘，双手不由瑟瑟发抖起来——半支烟的工夫，竟莫名其妙的酝酿出了哭坟的冲动。
我真的有点儿怀念那个温吞的酱肘子了。
想到这儿，不禁潸然泪下。
7.
下午的时候，爷爷递给我和表哥一个竹筐，他要我和表哥下到菜窖里，取些土豆萝卜上来。
表哥面色有些难看——因为以他的逻辑，下菜窖和盗墓倒斗无异；我也有些怅然，毕竟伤心地勾伤心人的，伤心事。
上午刚刚扫出的窖口，又落满了一层薄雪。我和表哥坐在窖沿上，目光涣散的摆弄着手中的竹筐。
“你去，我给你把风儿。”表哥把竹筐推到我手中，双手紧紧捂着膝盖。
“你去，你是我哥。”我晃了晃竹筐，他没有接。
“你要是下去，”表哥干咳了两声，“你是我哥。”
我没辄了。
“我们老师说，下到冬天的菜窖里，会死人。”表哥忽然岔开了话题。
“真的？”我又莫名想起了那个可怜的酱肘子。
“真的，”表哥神神秘秘的抚摸着菜窖的边缘，蹭了一手的雪水，“会死人。”
他把雪水弹到我的脸上，我的眼睛一眨一眨，脑袋一愣一愣。
“你们老师说没说为啥？”我问。
“没空气。”
“你们老师说没说咋办？”
表哥沉默了一下，拽了拽我的衣袖，脑袋凑到了我的耳边，低声道：
“抓只鸡，探探路。”
我坐在窖沿上，屁股隔着棉裤都感受到了阵阵寒意。
表哥看了看我，眼中意味复杂。我心里认怂，只得毫无尊严的拽着竹筐向表哥旁边挪了挪；可嘴上却又不想跌份儿，便伏在表哥肩膀上古古怪怪的说：
“我，我他娘的，不，不敢抓鸡。”
“我敢，”表哥一把推开我，声调兴奋而高昂，“我抓鸡，你下窖。”
我用仅有的理智权衡了“下窖”与“抓鸡”的风险，心中默念“怕什么下窖又他娘的不是下葬”之类气势磅礴的鬼话，然后故作镇定的向表哥点了点头，却发现竹筐没了，表哥也不见了踪影，身旁的窖沿上只留下两滩被屁股蛋儿融化后的、椭圆儿的雪水。
不一会儿，表哥拎着竹筐跑了回来，筐里塞着一只惊恐的母鸡。
表哥掀开覆在菜窖上的木板，黑洞洞的窖口在皑皑白雪中突兀的闪现；随即他蹲在窖旁，兴致勃勃的倒扣竹筐，稍一发力便把母鸡丢进了窖中。
那只惊魂未定的母鸡扑扇着翅膀栽了进去，漫天飞雪中飘起了诡异的鸡毛。
我和表哥探头看着菜窖中的母鸡——它足足在堆叠的白菜萝卜土豆地瓜之间挣扎跳跃了五分钟，然后才慢慢安分下来，随即，它便靠着墙，抬着头，撅着喙盯着我和表哥的脑袋，发出低沉的“咕咕”声。
表哥拍了拍我的肩膀，骄傲言道：“很安全。”
接着又指了指竖在窖中的梯子，对我说：“该你了。”
我绝望的和母鸡对视，真想对表哥说——该你个屁。
8.
“我不敢。”我说。
“为什么？”表哥一脸不解。
“我怕鸡。”
“所以我负责抓鸡。”表哥捋顺着思路，“你负责下菜窖。”
“可是菜窖里有鸡。”我哭丧着脸。
“那你说咋办？”表哥有些不耐烦。
“你把鸡抓上来。”
“我不敢下窖。”
“你不下窖怎么抓鸡？”
“我不抓鸡你怎么下窖？”
这是悖论。
我们一直争论不休，直到雪停了，夕阳出现了，菜窖里的母鸡，也倦了。
“快下去吧。”表哥瞟了一眼窖底，嗓子沙哑的说道，“那母鸡肯定是睡过去了，别怕。”
接着他又看了一眼屋门，焦躁的说：“爷爷一会儿也该睡醒了，抓紧。”
我也看了看屋门，觉着表哥说的有几分道理——母鸡菜窖暂且不谈，这阵势若是让爷爷看到，恐怕是不好收场。
“那我下去了。”我提着竹筐，棉袄湿了一大片。
然而，表哥骗了我——那只狡猾的母鸡根本没有睡去，它在等我，它认出了我，它瞪着眼睛盯着我，它挥起肥胖的翅膀驱赶我，它发出咕咕咕咕的声响恐吓威胁着我，我想撒尿，怕是要尿了裤子，我拣着菜，分不清土豆还是萝卜，我爬上梯子，它在后面蹦着高啄我的屁股，我要尿裤子了，梯子真凉，有木刺，扎手了，腿软了，肚子疼，拉裤子也说不定了。
我提着竹筐忍着屎尿屁，终于接近了窖口，表哥一把抓住了我——手里的竹筐，志在必得的吼了一声“耶！”
“你下去把鸡抓上来啊！”我趴在窖口喘着粗气。
“我不敢下菜窖！”表哥双手拎着竹筐，转身便走。
“你不下去怎么抓鸡？”
“我不抓鸡，”表哥提着竹筐推开了房门，“你怎么下窖？”
母鸡扬着脖颈看着我的棉裤，我伸着脖子盯着表哥消失在房门口的背影，这才隐约意识到，我和母鸡，都是受害者。
我趴在窖口——动作和上午如出一辙。
趴着趴着，哭坟的冲动又来了。
我无可救药的想念那个酱肘子，还有，
那个只在公厕旁边烧鸡店的玻璃柜台里出现过的，
美味的烧鸡。
父亲回来的时候，我仍迷迷糊糊的趴在菜窖旁边。
他怪叫了一声，手脚并用似扔似踹的将自行车丢到雪地中，“啊啊”大吼着跑了过来，一只手拽起我的衣领，另一只手胡乱揉搓着我的耳朵脸蛋，叫嚷着：
“你这傻逼小子一直从上午趴到了现在？”
我看着黑洞洞的窖口，一时回不过神。
父亲见我不作声，又兀自骂了几句，然后抱起我，问道：
“冷不冷？”
我摇摇头，又点点头，一心想告诉父亲菜窖里有一只母鸡。
“我……”
“别说话了。”父亲拍了拍我，随即转身，心不在焉的将菜窖盖了个严严实实。
“有只鸡……”我低声的说。
“知道。”父亲用手紧紧捂着我的脸，随口答道。
“你不知道……”我从牙缝中挤出几个字。
“不知道个鸡毛。”父亲紧紧抱着我，棉袄都被挤出了水。
9.
晚饭前，母鸡的事情终于败露了。
一切源自于爷爷上完茅房后，忽然心血来潮的去后院的鸡窝转了一圈。进而发现，鸡窝里少了一只母鸡。他满腹狐疑的走到了前院，思索着母鸡的去向，不料又在银装素裹的小院中听到了窸窸窣窣的声响。爷爷用食指掏了掏耳朵，点燃一支烟，刚吸了一口，便又听到那诡异响起的声音。
于是爷爷开始怀疑是香烟令他产生了幻觉，他甚至产生了戒烟的冲动——随即他把香烟丢进雪地中，侧耳静听。
终于，爷爷揭开了窖板，母鸡得救了。
“谁干的。”爷爷坐在饭桌前，饭菜蒸腾的热气在他面前缓缓上升——云里雾里的爷爷宛如西游记中正义的化身。
“不是我。”表哥漫不经心的挤出几个字，头也没抬，撼天动地的吃着土豆萝卜。
“是你么？”爷爷看着我。
我看着大快朵颐的表哥，仿佛目睹着他正在一点一点吞噬着我。
父亲拍了拍我，我回过神来，一个哆嗦，而爷爷用鹰的手法捉到了窖中之鸡，也用鹰的目光的捕捉到了我的这个值得玩味的哆嗦。
“得！”爷爷只说了一个字，声音不小；说罢，便端着碗挥着筷吃了起来。
父亲看了看爷爷，看了看表哥，看了看大伯，又看了看我。
我看着父亲，咬着嘴，摇着头。
“得！”
父亲轻描淡写的说了一个字，侧身拍了拍我的胳膊——那力道有些模糊，忽强忽弱，但用意我却吃的透彻，他为我穿上棉袄，我给他拿来皮帽，我和爷爷大伯表哥一一再见，父亲没作声，只是在寒风中饥肠辘辘的蹬着冰冷的凤凰大二八，载着饥肠辘辘的我，绕了弯，回了家。
“爸，我没有。”我在后座上说。
“我知道。”父亲有些气喘。
“我……”我还想说点儿什么。
“别说了。”父亲回过头朝我笑着，“雪大，戗风。”
那晚，父亲给我买了烧鸡——那是烧鸡店最后的，也是最大的一只；他还买了一只小小的酱肘子，无论如何也要让母亲尝尝。
“别怪你爷爷。”父亲说。
“我不怪爷爷，”我咬了一口鸡腿儿，“我怪我表哥。”
“表哥也不能怪。”母亲补充道。
父亲点了点头，我却摇了摇头。我放下鸡腿，一脸严肃的说道：“我，怪我表哥。”
母亲皱了皱眉，想要说什么，父亲却笑了起来，拿起鸡腿塞进我的嘴里，说：“记仇儿是正常的，可是，你总会原谅他的。”
“不可能。”
“可能。”父亲踢了一脚我坐的凳子。
“那多久我才能原谅他？”我扬着脖子，就像窖底的那只母鸡。
“十八岁。”父亲喝了一口酒，面色潮红，百褶裙般的军裤和破马张飞的正步开始在他眼前如霓虹灯般闪烁；他气势磅礴的举杯又将半盅酒灌进喉咙，竟隐约品咂出了复员那天，令他醉倒在炕头的高粱酒的味道。
“十八岁。”父亲拍拍我的头，缓缓起身，
“少一天，都不行。”
9.
可我连一天都等不及了。
东北的冬天是如此的漫长，长到要下好多场大雪、添好几件棉衣、烧好多锹煤块，吃好多筐土豆才能安然度过。
然而我无法安然——那只被扔下菜窖的母鸡不下蛋了，这令我每吃一口鸡蛋都充满了深深的负罪感。
终于，救赎的机会来了。
除夕。
爷爷从床底拿出了一挂崭新的五百响鞭炮——颗颗饱满、没有霉斑、炮纸鲜红，浓郁的火药味儿令人血脉喷张。穿着一身崭新蓝棉袄的表哥接过鞭炮顺手绕在脖子上，宛如一名挂着弹链的骄傲机枪手。
“去把鞭炮放了，”爷爷看了我一眼，点燃了一支香烟，递给表哥的同时又对他补充了一句，“你拿，你放。”
表哥“咚咚咚咚”的拍着胸脯对爷爷做出保证，然后一个转身，擎着烟，迈着蹩脚的正步，走在前面，
我静静走在后面，不露声色的看着他顺拐。
“去哪儿放？”表哥问我。
“菜窖边儿上怎么样？”我望着表哥脖颈间的鞭炮，不由追忆起夏末时父亲蹲在菜窖旁放的那个绵延悠长的响屁，竟无比心酸。
“好！”表哥站在菜窖边，情绪很是激动，他想把鞭炮从脖子上解下来，却越缠越乱，越解越紧，他手中的香烟早就被扔到了雪地中，我试图帮他理清头绪却被他义正言辞的拒绝。
“我拿，我放。”表哥面色通红、翻着白眼儿向我复述着爷爷的授权和他的原则。
我打开窖板，坐在窖边，静静看着他与一挂五百响鞭炮的诡异缠绵。
终于，表哥成功了。
他随手扔下已是一团乱麻的鞭炮，挠着脖子喘着粗气跑进屋里去寻找新的火种。我起身，将放在窖边的鞭炮一脚踹进了菜窖，干净利落。
所以，我也成功了。
鞭炮落地的瞬间，我甚至想脱掉棉袄，露出肚皮和乳头，蹬起父亲的自行车，载着不下蛋的母鸡，环绕小城狂奔，快意恩仇。
当表哥擎着第二根香烟，一路小跑冲出来时，早已不见了鞭炮的踪影。
“鞭炮呢？”他解开闪亮帅气的黑色衣扣，呼哧呼哧喘着，大声的咳嗽。
“掉菜窖里了。”我用食指蹭了蹭鼻子，尽量压抑美丽怒放的情绪。
“这咋还能掉进去呢？”他探头向窖中看了一眼，鞭炮正卧在白菜土豆上瞅着他。
“你下去，捡上来。”表哥推了推我。
“你拿，你放。”我说。
“我，我不敢下。”他看了看手中的半支烟，说。
“没事儿，我给你抓鸡，”我从院角的柴垛中翻出了被白雪覆盖的竹筐。
“算了。”烟就快燃尽了，表哥怂了。
“下吧。”我搓了搓手，满眼期待。
“得！”表哥咬了咬牙，把刚解开的衣扣系上，把烟头递给我，说，“这火种你先拿着。”
“你拿，你放。”我将窖口的积雪拂走，双手湿漉漉。
他小声嘟囔了一句傻逼，没有主语。
很快。
“我拿到啦！”表哥颤颤巍巍下到窖底，左手拿烟，右手挥舞着鞭炮向我大喊。
“好！”我应了一声，有条不紊的紧紧盖上了窖板。
表哥先是大喊了一声我操，接着窖中传来了噼里啪啦的爆竹声——它完美的掩盖了表哥鬼哭狼嚎的哭喊声。
现在，那句“傻逼”有主语了吧？
爷爷，大伯和父亲听到鞭炮声笑盈盈的跑了出来，爷爷难得爽朗的吟诵着“爆竹声声辞旧岁”，大伯眯着眼感受着新年的气氛，父亲则微笑着侧头注视着小院的东北角，一切宛如时光完美的倒流——他对于鞭炮与菜窖的执念，终于在那一刻得到了释放和满足。
可是很快，大家发现，院子里没有烟，没有纸，没有炮，甚至，连表哥也没有了，可是鞭炮声，还在持续。
他们满腹狐疑的望了望菜窖旁的我，我双手插在衣兜中，一脸无辜。
直到鞭炮燃尽，菜窖里表哥的惨叫声方才浮出水面。
大家手忙脚乱掀开窖板，只见白烟滚滚，好似火山喷发，又如全力生产的地下兵工厂。待烟雾散去，表哥的身形逐渐清晰起来——他头顶沾满红艳的炮纸，分不清是雪水还是鼻涕的液体在他的面门上肆意的流淌，那身帅气的蓝棉袄也已被炮仗崩出了棉花，他的手中莫名紧攥着两个土豆儿，整个人则蜷缩在白菜萝卜和地瓜的海洋中，不能自拔。
“伪军，哈哈！”
在父亲的飞脚降临之前，我冲着窖底的表哥，放肆的笑。
10.
我终被父亲狠狠的修理了。
他像赶火车一样，一边看着墙上的挂钟，一边挥舞着扫帚。
我哭咧咧的问父亲为什么要看表？
父亲说，过年是不能打孩子的，所以，他要抓紧时间在午夜到来之前把我收拾利索。
我嘴上哎呦哎呦的嚷着疼，心里却暗笑道：“亏你说得出口。”
终于，在春节联欢晚会尚未结束之时，我一瘸一拐的揉着屁股向爷爷、大伯和表哥道歉；表哥换了一件新棉袄，歪着身子倚着被褥，双眼通红的坐在炕头，呆望着我，不一会儿，便在众目睽睽之下流下两行清泪。
爷爷和大伯有些看不过，皱着眉头看向了我，似是有话要讲。
父亲把我拽到了身后，余光扫了一眼挂钟，已是大年初一。
“我儿子，我收拾。”父亲看了看疼得龇牙咧嘴的我，握紧了我的手，“过年，不打孩子。”
“还有，”父亲从裤兜中掏出了一个红油纸叠成的红包，塞到了表哥的手中。
“过年了，压岁钱。”
那红包里包着的，是母亲的一辆飞鸽自行车。
新年的钟声敲响了。
父亲骑着自行车，载着我和母亲在回家的路上缓缓前行。彼时爆竹声声，此起彼伏，我们仿佛在枪林弹雨中迂回的前进穿行。
父亲对我说：“你又长了一岁啦。”
“嗯！”我坐在车子的横梁上，揩着鼻涕，“我十八岁啦。”
“胡扯，你他娘的离十八岁还早着呢。”父亲絮叨着，母亲笑了起来。
“没有，”爆竹声愈发聒噪，我提高了声调，“你说的，等到十八岁的时候，我就能原谅表哥了。”
“你把你表哥闷到菜窖里用鞭炮一顿崩，就算原谅他啦？”父亲自行车骑的飞起。
“反正，我原谅他啦。”车速越来越快，鞭炮声渐行渐远。
“十八岁，少一天，都不行呐。”父亲解开了纽扣，冷风吹起他的衣襟，世界充斥着呼啦呼啦呼啦、咕噜咕噜咕噜的响动，仿佛是暖风吹动春日少女的百褶裙，又好似一盅一盅潇洒入喉的、十八年窖藏的高粱酒。
“今天正好儿，”车子驶过坑洼的土路，颠的我嗓音颤抖，屁股开瓢儿，
“十八岁，一天不少。”
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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