孔子所出的春秋时期，周室衰微，诸侯林立，勾心斗角，相互争夺势力范围；周王已经丧失了天子的权威，方国即使口头上喊尊王，实际只把天子当做傀儡，有用的时候就搬出来，没用了就弃置一旁，更有直接冒犯侵害的，僭越礼法的事，更是天天发生；而诸侯国内，大夫专权，豪族相互倾轧的事情也是司空见惯。霸道横行，王道日颓，正是面对这一片乱象，孔子才举起克己复礼的大旗，他周游列国，就是要宣扬他的齐家治国平天下的正道。
曾子写作《大学》的历史背景就是这样，《大学》提出明明德即希望诸侯大夫恪守礼制，维护周公缔造的道德秩序，实际上就是要他们管住自己的野心和欲望。
曾子的《大学》基本上可以分成两个部分，前半部分讲修身以德，后半部分讲齐家治国平天下，从篇幅来看，后半部分要超过前半部分，特别是“平天下”一节就占了全文的40%。
曾子认为，齐家治国平天下的根本在于德，当权者要修德，同时还要重用君子。
因此，几千年来，《大学》虽然被当作是读书人修身的教科书，但从曾子的出发点来说，他的着眼点应该是在政治上。他是从权贵们关心的立功的角度出发，希望他们首先立德。
但是，就像孔子的学说不被权贵青睐一样，当时也根本没有人关注曾子的《大学》。到了汉代，小戴整理儒家散落的著作，才把它收入《礼记》，一直也没有引起人们的特别重视。
到北宋，二程开始推崇《大学》和《中庸》，然后朱熹承继二程理学，才将《大学》和《中庸》发扬光大。朱熹的《大学章句》是在二程校注的基础上重新编排的，他们的出发点却与曾子不同。
佛教传入中国以后，它对中国社会各个方面的影响越来越大，特别是佛教中国化的产物禅宗，更为读书人所津津乐道，还有道教的传播也日渐普及。佛教和道教对中国士大夫的影响可以说是潜移默化的，就像温水煮青蛙一样，真是日用而不自知。
宋代理学的兴起，正是要反对佛学，复兴孔门正统。但是，宋代理学本身其实已经深受佛学的影响，如果说孔孟的儒学多是依附于政治伦理，那么宋代理学已经更多地关心个人的心性自由，也就是人生意义问题。
因此，虽然经世济民已经成为中国古代真正儒者的基因，但《大学章句》已经较少把修身放在齐家治国平天下的话语体系之下，朱熹强调修身，更多地着眼于性理，因此他才会把格物致知抬到前所未有的高度。
王阳明的心学，无论从情势上，还从理论上，都难离宋代理学，王阳明是在理学主导的环境中成长的，就像宋儒深受佛学的影响，宋元理学也浸润了王阳明。
宋代以后，科举制度把朱熹的四书章句集注作为对孔孟之道的权威诠释，这导致大批学子把儒学当成了知识，而不是人生的学问，儒学经典沦为实现个人欲望的工具。
王阳明对此是非常痛心的，他痛恨儒学被当成工具来利用，蔑视把儒学当成知识来研究，认为圣人的本意都被后世的儒者歪曲了，他的心学才是孔门的正统。
但是，就像前文所述，王阳明的心学与朱熹理学虽然有很多不同，却难以割断千思万虑的联系，他们最大的共同点是个人的修养已经不再和政治必然地联系在一起了，无论是理学还是心学，比起孔门之传，都更有了现代哲学的味道，人生实际上更多地被直接放在整个宇宙中加以审视。
就《大学》而言，曾子的关注点在后半部分，而朱熹和王阳明则对前半部分更感兴趣，曾子教育的是权贵，而朱熹则更多地针对读书人，而王阳明则要面对所有人。
人们都说，一千个人中就有一千个哈姆雷特，围绕着一本《红楼梦》可以形成一门红学，并经久不衰。这都是对感性的文学作品而言的，但是即使面对《大学》这样的理性著作，曾子、朱熹和王阳明心中也都有一本自己的《大学》。
----《我读大学40》
网友评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