深度 | 近现代欧美文学解读:《小说家的小说》

深度 | 近现代欧美文学解读:《小说家的小说》

哈罗德布鲁姆在八十年代再版的这本《小说家与小说》是一部真正来自于西方本土的作家名著的评论集（含不少批评集）。

他从文学的起源，影响，宗教，心理学等各角度分析了十八世纪到二十世纪的欧美文学小说家和其部分作品的摘抄和点评。当然这是一本十分十分艰涩难理解的评论集。在起源性上，他涉及了早到莎士比亚，再到超验主义和补偿论的爱默生，塞万提斯，梅尔维尔，惠特曼，华兹华斯，拜伦等对这几个世纪小说家创作本质的影响；无论佛洛伊德，尼采和卡夫卡出自哪个世纪，他也提到了前后几乎全部的作品中所体现出的佛洛伊德式的种种精神分析；宗教除了新教的屡屡涉及，还以浓重的笔墨涉及到了犹太教，甚至多次涉及诺斯替教的二元论，即物质的身体的是肮脏的罪，而生命存在于灵界。

布鲁姆可以说是比较坚定的对小说家的文学性叙事能力，美学意义的价值和内容的隽永性看得比社会性，前瞻性和时代/现象级特征要来得更重。他似乎比较欣赏一种睿智的反讽而不是普遍的戏仿。在他的架构里霍桑，乔伊斯的地位且不论，dh劳伦斯的《恋爱中的女人》作为接续，到二十世纪为止，福克纳的《八月之光》《我的弥留之际》-纳撒尼尔韦斯特的《寂寞芳心小姐》-麦卡锡的《血色子午线》-品钦的《叫卖第49组》是欧美文学最高杰出的作品体系。

这部评论集我是倒过来看的，可能因为时代gap越小越容易理解，其实反而越近的观点越复杂而恢宏庞大。在布鲁姆用极度复杂的理论演示的世界里，他的好恶其实也非常明显。

从我的阅读记忆，倒叙来看，品钦，麦卡锡，厄休拉勒古恩，萨拉马戈，福克纳，dh劳伦斯，乔伊斯，薇拉凯瑟，简奥斯丁是他不惜以重墨称扬的小说家。而对于加西亚马尔克斯，加缪，纳博科夫，海明威，亨利詹姆斯，托马斯哈代，陀思妥耶夫斯基，狄更斯等公认的大作家，他却提出了不少中肯的批评。

然而很明显，他不齿的作家如诺曼梅勒，他甚至觉得梅勒不具有一部真正意义上的成熟小说，是海明威不成功的继任者，作品中的反讽完全缺席（甚至极端），甚至刻薄地说“梅勒是一个幻像家，被错误的文学之父海明威找到。但海明威精炼的语言是梅勒不可能掌握的。”并追称梅勒各种作品不值得重读。

同样布鲁姆也不齿索尔贝娄，并又一次拿他心爱的福克纳和品钦出来碾压贝娄。他说:“不幸的是，贝娄比不上那些现代主义小说大师。在美国小说史上，按时间顺序，贝娄位于福克纳与品钦之间，这使得贝娄容易收到他并不需要也无法承受的比较。”

对于如今依然很“网红”的加缪，布鲁姆的评论还算温和，他肯定了加缪的倾向和道德意义，却认为加缪的《局外人》“难以承载美学上的尊严”。同时继续拿卡夫卡，陀思妥耶夫斯基等碾压加缪。他拿狄更斯的《双城记》碾压《鼠疫》，并认为《鼠疫》是前者的翻版，却不具备具有说服力的人物。同时就英雄主义的标准，也认为加缪的人物比不上陀翁和梅尔维尔。

另外对于神殿级别的乔治奥威尔的《1984》，布鲁姆肯定了1984的重要性，但是这是一种关于“政治，社会，经济”的重要性，乔治奥威尔也就只是杰出的政治小册子作家。但是即使只是政治小册子，也需要生动流畅，可是1984只能弄痛你一下子，而且是在你年轻之时，布鲁姆十分戏谑地说:“在那之后，你会发出防御性的笑声，这就成了美学的问题。”他提出了关于末日启示录的观点，而奥威尔的启示录是社会预言而非文学性的。于是他会在同为启示录的文学作品《我的弥留之际》《寂寞芳心小姐》《万有引力之虹》的比较下，露出可悲的局限性。于是1984就是一个不属于一流且不堪卒读的小说。

同样地，左倾的斯坦贝克即使有诺贝尔文学奖的光芒，依然被批评到几乎一无是处。虽然在布鲁姆笔下的海明威也是褒贬不一的存在，但劣中更劣的斯坦贝克，布鲁姆都没舍得把他的杀手锏“福克纳”拿出来碾压，而只是用了海明威（笑）。斯坦贝克的圣经式文体深受海明威影响，却只是东施效颦。于是关于乡地面貌的描写便端了出来，海明威看似干巴巴的描写中具有激情，防范，怀旧和追求细节的杂糅式的隐喻，他以此修辞，意指主角人物和生活，然而斯坦贝克却做不到。可见和反讽一样，当然这也是我个人的同感，文学的修辞，隐喻和反讽，实在太精妙了，凡事切不可说透，却要若隐若现。

在批评厄普顿辛克莱的章节中，布鲁姆挑明了“时代性作品”这个名词的概述。因为时代性的作品来自于社会思潮，现象，但也会随之发展而消散。在我自己看来，《屠宰场》一书就是对社会有利的现象级作品（促使了美国纯净食品法案的通过）。这几乎令我联想到了《麦田里的守望者》。令我拍案叫绝的是，果然，布鲁姆提到了《麦田里的守望者》，这部小说我记得是那个时代美国年轻人人手一本的必读书，是反英雄主义最伟大最能产生共鸣的呈现。但是和布鲁姆做的演讲中说的一模一样:“麦田是一部时代性作品，也许会流行一阵子，但仍旧会消亡。”对于今天的我而言，读完麦田，我要和批评家布鲁姆老师来一个跨时代的握手！

吉卜林作为我们大学英美文学专业必修课里很重要的一位作家，也入不了布鲁姆的法眼。他的丛林故事中的杰作《吉姆》被认为是欠了马克吐温的债，而且还不清。在这里，吉卜林代表的是之前作者肯定小说文学性叙事性尤为重要的一个反例。他的文学，相当优美而高雅，甚至比马克吐温的《哈克贝利费恩历险记》要更加美。但是！他不具备道德性上面的优势，他反应了吉卜林帝国主义的信念和反智主义思想，这就注定了他没有办法和马克吐温相提并论，更无法成为《白鲸》《草叶集》这样的史诗级作品。由此可见，道德性（有时体现在新教徒，美国北方阶级的认知），文学叙事和修辞能力，诗意的美学价值，在小说中占据着不同的却同样重要的地位。

再来看人尽皆知的勃朗特姐妹，和现代评论届一样，艾米丽勃朗特越被推崇，夏洛蒂勃朗特就越在天平的另一端下沉。但是，因为艾米丽狭隘又短暂的人生（狭隘短暂到她连小说人物的名字都没有办法取不重复的），所以《呼啸山庄》变得不好评论，没有宗教性，没有政治性，没有社会性，这种“三无产品”铸就了西斯克里夫和大凯瑟琳爱情的与众不同，可谓前无古人，后无来者。唯一唯一能想到影响艾米丽勃朗特的，也许就是拜伦，所谓“拜伦式的乱伦”，颠覆道德的情爱，诺斯替教式的能量。这两个不是兄妹却本质是兄妹的乱伦爱。-因此我不由感慨，我读《呼啸山庄》的年龄在十四岁左右，果然还是太年轻了，怎么能够理解这部作品是这样的呈现呢？

而对于姐姐夏洛蒂勃朗特，依然如此，《简爱》并非女性小说，女权主义的必读书目，不是启蒙大家的中学生阅读推荐。《简爱》本身要黑暗的多，夏洛蒂勃朗特是个施虐狂，而罗切斯特先生和读者都是她的受虐对象。她在《简爱》的最后，把两人永远的爱情定义为“更加彻底地成为他的骨中骨，肉中肉”。这在如今的我，而不是少女时期的我看来，简直邪恶透顶了。所以布鲁姆才会如此厌恶夏洛蒂勃朗特而同时又用较大篇幅去赞美简奥斯汀在塑造女性角色方面的能力和吸引力。

对于这部厚达六百多页且有大量摘抄和节选的评论集而言，哈罗德布鲁姆不是在给读者列书单，介绍或者分析作品，他是站在和读者一样平等的心智立场上，去阐述了，该小说家为什么会是这样一个小说家，而他的作品是谁的“后代”，又成为了谁的“祖先”的因果关系。对于中国的读者，这里相当一部分作家的作品不是中译本绝版了就是没有中译本，但并不能影响某些作品在英美文学的不可动摇的地位（比如塞缪尔理查逊的《克拉丽莎》）。他帮我们梳理了一个方向，当然如果你认同他的某些观点，你也不必要去尝试阅读他评论中“不具备时代性”或者“不够好”的作品。毕竟，人生苦短。